诸葛武侯乩文,诸葛亮武侯百年乩

武侯百年乩的原文

天数茫茫不可知，鸾台暂说各生知。
此次战祸非小可，鸢飞鱼跃也愁眉；
天下生灵西复东，可怜遍地是哀鸿；
尸填沟壑无人拾，血染山河满地红；
天下重武不重文，那怪环球乱纷纷。
人我太阳争北土，美人东渡海波生；
十四一心人发奋，水去西方启战争；
晋有出头宁坐视，中央生草不堪耘；
切齿雠仇今始复，坚固金城壹旦倾；
除非携手马先生，马腾四海似苏秦；
游说辩才世罕有，掉他三寸舌风生；
得与联军说事因，东人首肯易调停。
青天白日由西落，五色旗帜向东生；
二蒋相争一蒋伤，两陈相遇一陈亡；
东土不如西土乐，五羊风雨见悲伤；
水巷仍须是乐邦，诸生不用走忙忙；
钱财散尽犹小事，性命安全谢上苍；
今宵略说言和语，留与明宵话短长。
红日落完白日落，五星灿烂文明国；
中山倾颓草木殃，豺狼虎豹同一镬；
两重火土甚光明，士农工商皆有作；
木子杨花真武兴，小小天罡何足论；
强反弱兮弱反强，王气金陵黯然尽。
故都陕北聚英华，文物衣冠头尚白；
气运南方出豪杰，克定中原谋统一。
佳人绝色自西来，弄权窃国气骄溢；
狐兔成群功狗烹，倒乱君臣谁与匹；
太阳沉去雾云收，万国低头拜弥勒。
治乱循环有定时，根树生枝惟四七；
老人星出现南方，纪念化为公正堂；
西南独立昙花现，飞虎潜龙势莫当。
联军东指同壹气，剑仙侠士有奇秘；
水能克火火无功，炮火飞机何处避；
此是阴阳造化机，意土发明成绝技；
称雄东土运己终，物归原主非奇事；
此时国耻一齐消，四海升平多吉兆。
异术杀人不用刀，偃武修文日月高；
三教圣人同住世，群魔妖怪岂能逃；
可叹草头烧不尽，野外春风吹又生；
官中仗剑除奸佞，白头变作赤头人。
田间再出华盛顿，造福人群是真命；
此人原是紫微星，定国安民功德盛；
执中守一定乾坤，巍巍荡荡希尧舜。
百年世事不胜悲，诚恐诸君不及见；
好修因果待来生，将相公侯前世善；
或是星辰下界来，或是神仙摇一变；
或是前生因果大，当然转世功名显；
山人复对诸君谈，续上前文同一线；
千年万载事悠悠，纵使神仙难预算；
略将一二说君知，酬答诸君还了愿；
山人告别返山川，来年再会诸君面；
诸君各自顾前程，好向灵山勤修炼。

诸葛武侯百年乩,这一年是什么时候

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

儒家与道家的异同?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学者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西方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将具有“兴、观、群、怨”传统、主张用艺术来干预现实的儒家美学，看作中国古典艺术的主流；而将“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塞瞽旷之耳”的道家思想, 视为文化虚无主义和艺术取消主义的逆流。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动，大陆学者则又与港台学界彼此呼应，在“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家美学中发现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所梦寐以求的写意的风格和自由的境界，认为这才代表了中国艺术的真正精神；相比之下，儒家的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传统，却因急功近利而显得过于狭隘了……。应该承认，以上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但放到一起，则又相互龃龉、彼此冲突。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只能看到儒、道一方其片面的合理性，而无法解释这二者之间彼此“互补”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在我看来，尽管儒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可以用不同的结构模式来加以分析，但从对华夏美学的贡献而言，儒家的功能主要在“建构”，即为中国人的审美活动提供某种秩序化、程式化、符号化的规则和习惯；道家的功能则主要在“解构”，即以解文饰、解规则、解符号的姿态而对儒家美学在建构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进行反向的消解，以保持其自由的创造活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才得以健康而持续地发展，从而创造着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
一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一种文化的动物，而文化则是以符号为载体和传媒的。在这个意义上，著名符号论美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而以“相礼”为职业的儒者，最初恰恰是这种文化符号的掌管者和操作者。“近代有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大动荡时期，‘儒失去了原有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的职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下卷，第73页。）这种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孔子所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便是最好的说明。当然了，孔子所开辟的儒学事业，绝不仅限于这种外在符号的掌管与操作，他要使职业的“儒”成为思想的“家”，就必须通过以“仁”释“礼”的方式，而为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号形式）找到内在的伦理准则（价值观念）的支持，从而克服文化符号混乱无序的历史局面，以保持世人的文化品味。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表明，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礼乐的复兴在孔子那里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质形式而已，它本身就标志着人与非人的界限。从的意义上讲，只有遵循礼乐本身所规范的行为法则和等级制度，才能使人与人在进退俯仰之间保持一种行而有等、爱而有差的和谐而有度的社会秩序，即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从文化的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礼乐本身所具备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才能使人与人在温、良、恭、俭、让的社会交往中保持一种高于蒙昧和野蛮色的文明形象，即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尽管在孔子那里，文化的建构是要以生命的繁衍和物质的保障为前提的，“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然而这种“庶”——“富”——“教”的渐进过程也表明，文化的建构才是使人最终成其为人的关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一向强调忠孝安邦、礼义治国的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之类的喟叹。
显然，在这种文化符号系统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经验和美的享受。因为说到底，“艺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美必然地、而且本质上是一种符号”，这类包含着艺术和美的“符号体系”，“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中给予我们以秩序”，“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175、214、189页。）。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前人在《乐记·乐本篇》中似乎已有所领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通伦理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在这里，声、音、乐三者的区别，标志着禽兽与人、野蛮的人与文明的人之重要区别。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是说由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是人之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当这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没有进入符号系统，还只是一种无法通约的声响时，它便等同于野兽的嚎叫：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的情绪，却无法加以辨别，也没人可以听懂。只有当这种声响进入了符号的系统，它才是一种主观情感的“人的”表达方式，即“声成文，谓之音”。这里的“声成文”，既可以理解为声响通过交织、组合而具有文，又可以理解为声响进入表义的符号网络而具有文意。事实上，只有当自然的声响进入了表义的符号系统，才可能具有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动物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但是由于这些声响既无法在符号的意义上加以区分，更无法在区分的基础上加以组织并重构，因而总归是单调的。说到底，而无论文还是文意都只是人才具有的，这正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所在，“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进一步讲，声音一旦进入了符号系统，便不仅具有了通约的可能，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即“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因此，如果人们只知道声音可以传达情感而看不到这种情感背后所潜伏的只有人才具备的伦理内涵的话，那么他充其量也还只是个野蛮的人而不是文明的人，故曰“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所谓“惟君子为能知乐”一句，抛开儒家的阶级偏见来看，它指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人对于美的多样形式和多层内涵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三代文化的基础上所奠定的这一套“郁郁乎文哉”的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古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不仅会变得杂乱无章，而且会显得单调无趣。甚至还可以这样讲，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儒家为建构礼乐文化所进行的历史性努力，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将会在很长时间或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蒙昧和野蛮的状态之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宋人的那句多少有些夸张的话：“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从“符号系统”的角度来讲，孔子所重建的这套礼乐文化囊括了诗、乐、舞三个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关于“礼”和“乐”之间的关系，《乐记·乐论篇》中有一段言简意赅的分析：“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这就是说，“乐”可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礼”可以辨别长幼尊卑之界限。光有“乐”而没有“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就会放任自流，缺乏秩序感，少了等级观念；光有“礼”而没有“乐”，不同地位的人就会离心离德，缺乏沟通感，少了凝聚力。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乐”助“礼”，以“礼”节“乐”，从而达到一种和而不同、爱有差等的境界。由此可见，“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仁”、“礼”之间的矛盾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而作为这一表现的情感符号，广义的“乐”又是由语言（诗歌）、旋律（音乐）、动作（舞蹈）三个要素组成的。合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共同伴随着礼仪而沟通着人们心灵的时候，它便会引起一种情感的共鸣和美的享受。所以《论语·学而》才会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论述。分而言之，当这些要素得到独立发展的时候，它们便会成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并各自发挥其美的功能。所以，对于诗，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训导；对于乐和舞，孔子才会有“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之类的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诗、乐、舞等表现艺术相对发达的历史特征便可以在儒家以礼乐来建构文化的独特方式中找到根据。
儒家建构礼乐文化的这种历史性努力，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习惯的形成和艺术价值观念的确立是影响巨大的、深远的，甚至夸张地说，是从无到有的。但是，这种由伦理的观念符号而衍生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符号又有其先天的弱点和局限。在形式上，由于后儒并未真正理解孔子“克己复礼”的深刻含义，因而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作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成堆砌雕琢之势。在内容上，由于“礼”的等级观念始终规范着“乐”的自由想象，致使艺术的形式发展得不到观念更新的配合与支持，以至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模式中转圈子，由中庸而平庸。于是，最初是富有创造性的“建构”活动便导致了形式和内容的双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道家的“解构”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作为这种历史性的回归，道家的创始人首先在伦理的层面上对儒家的那套仁义道德提出了质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而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庄子更为激烈，他直接对“圣人”讨伐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儒家伦理，是因为老、庄在那套君君臣臣的关系中发现了不平等，在那种俯仰曲伸的礼仪中发现了不自由，在那些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发现了不真诚。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确实具有着反抗异化的特殊意义。但是，由于老、庄所反抗的异化现实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并不能简单地在哲学的意义上加以肯定。在反抗儒家伦理的同时，道家的创始人还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所建构的那套文化符号体系，并企图加以彻底地解构和颠覆。老子主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庄子更为激烈，干脆断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 工 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 胠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的学说，又确实具有某种反文化的色。但是，由于道家这种反文化的倾向是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前提的，因而对这种反抗本身又不能简单地在美学的意义上加以否定。换言之，道家的“无”是针对儒家的“有”而言的，道家的“解构”是针对儒家的“建构”而言的，因此，无论是在哲学的意义还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对道家的理解都必须是以对儒家的评判为前提的。
在美学的意义上，道家对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化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解构文饰，即消除文明所附丽在物质对象之上的一切修饰成分，使其还原为素朴的混沌形态。我们知道，孔子在强调了“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的前提下，对“文”还是相当重视的，所谓“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就是对尧之时代所创立的雕琢文饰的感官文化的赞誉，所谓“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论语·泰伯》）就是对禹之时代所创立的绚丽多的礼仪服饰的褒扬，而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则正是“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必要前提。在谈到人之修养的时候，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文之以礼乐”，即是把礼乐作为一种文饰而附丽在人的身上，使之具有高贵的品质和文化的意味。在谈到文章辞令的时候，孔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这里所谓的“修饰之”、“润色之”，显然是一种辞章的加工和语言的装饰。在谈到艺术欣赏的时候，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这里所谓的“洋洋乎盈耳哉”，则无疑凝聚了艺术家的手法和匠心。这种思想，在后儒那里表述得更加明确，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然而这一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见《论语·学而》引《诗经》句）的文化努力，在道家看来则恰恰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老子认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老子·四十一章》），“道之华而愚之始”（《老子·三十八章》）也！如此说来，一切人为的努力、文明的追求，非但不能接近“道”的原初境界，反而背“道”而驰，创造出一大堆虚假、扭曲、芜杂的文化垃圾。——“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在这种“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情况下，他主张，不如放弃过多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欲求，“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六十三》），在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中体验纯洁而原始的生命乐趣，进入一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境界。庄子及其后学也对那种雕琢和文饰的人为努力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真。”（《庄子·秋水》）因而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由此可见，老、庄解构文饰的这一努力，并非只具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是在消解文化符号的过程中寻求着一种回归自然、法天贵真的新的美学意义。
其次，道家在解构物质对象之外部文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解构儒家创造文化符号所遵循的内在法则。我们说过，在孔子那里，“礼”和“乐”这类文化符号是“仁”和“礼”之价值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直接表现，因此，作为特殊的“情感符号”，艺术所遵循的创作法则完全是以其“过犹不及”的行为标准和“中庸之道”的思维模式来决定的。孔子一向是主张以理节情、“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的，用颜渊的话来说，就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以这样的法则来对待艺术，才能够创造出《关雎》之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佳作，并起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之类的警示作用……。然而在道家看来，既然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的创造，即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似乎比儒家那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更加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庄子及其后学也认为：“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乘物以游心”的人生——艺术境界。所谓“乘物”，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最大限度地顺应自然，才能够“游心”——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就象庖丁解牛一样，只有“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才能够“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乃至于“砉然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由此可见，老、庄对艺术法则的解构，只是要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并不是要践踏客观的自然规律；相反的，在处理自然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上，道家的“解构”活动则是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意的。
在解构文饰、解构法则的基础上，道家思想的极端性发展便是对于文化现象之载体的语言符号体系的解构。我们知道，早在孔子之前，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符号体系就已存在，只是由于缺少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使得这一体系十分松散、很不牢固。而儒家的所谓“建构”，就是要以“仁学”的价值观念来支撑“礼乐”的符号体系，以克服“礼崩乐坏”的局面。针对当时文化符号体系混乱的现状，孔子曾发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的慨叹。在他看来，“觚不觚”这类表层符号的混乱，意味着“君不君”、“臣不臣”等等深层价值观念的动摇。因此，他竭力主张以“正名”的方式来重新整顿价值观念和符号体系，并理顺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事实上，在孔子表述自己观点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语言符号的运用是十分讲究并充满信心的。例如，在谈到仁人的品格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谈到诗歌的艺术功能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尽管儒家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并不太感兴趣，但所有这一切，至少能说明孔子等人对语言符号的肯定态度……。然而在以“解构”为能事的道家那里，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则刚好相反。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在他看来，真正本体性的内容，是不可能用语言符号来加以表述的，一旦我们用有限的符号来形容“道”的时候，这个本体的无限意蕴便不可避免地被遮蔽起来，这就是所谓的“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在他的影响下，庄子也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局限性：“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并进而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如此说来，由形色名声所组成的整个语言符号系统，都已在解构之列了。然而庄子解构语言符号系统的目的，并不是要废除这一系统，而只是为了借助语言来达到超越符号的意义。《庄子·外物》曰：“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由于这种表面符号的解构同深层意蕴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同解构文饰、解构法则一样，老、庄解构符号的努力也并非是全然消极的，事实上，它恰恰在另一个层面上接近了艺术语言的奥秘。
从以上的三重解构中可以看出，道家对中国美学的历史贡献，恰恰是作为儒家美学的对立面而得以呈现的。从审美理想上看，素朴本身并不美，只有反朴归真才是美。因此，如果没有儒家所建构的远离原始形态的礼乐文化，那么道家所追求的那种“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的生活状态便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了。从艺术门类上讲，如果说儒家美学与乐舞之间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那么道家美学则对书画艺术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盛唐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主张：“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山水诀》）这其中显然包含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晚唐画论家张彦远认为：“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云雪飘飘，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这其间无疑渗透着庄子“得意而忘言”的精神。因此，大体如徐复观所言：“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示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由庄子所显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只是我不太同意将儒、 道的这两种艺术精神用“纯”与“不纯”来加以区分。如果说儒家美学是强调“善”的，其极端性发展必然导致“伦理主义”；那么道家美学是追求“真”的，其极端性发展则难免导致“自然主义”。就其终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们谁也不是纯“美”和纯“艺术”的。然而，“美”和“艺术”却恰恰处在“善”与“真”、“伦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因此，正如儒家的“建构”需要道家的“解构”来加以不断地清洗以避免“异化”一样，道家的“解构”也需要儒家的“建构”来加以不断地补救以防止“虚无化”。事实上，正是在儒、道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的推动下，中国美学才可能显示出多的风格并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总之，与儒家以“建构”的方式来装点逻辑化、秩序化、符号化的美学世界不同，道家则是以“解构”的方式寻求着一个非逻辑、非秩序、非符号的审美天地。如果说，儒家的努力是一种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不纯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境界；那么道家的努力则是一种删繁就简、去蔽澄明的过程，其追求的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的境界。道家君子是有道之人,也是有德之人,而且我认为一般指古代有地位的人。道家的君子：指管理民众的“人”，并且思想意识合道；合道的将相君主可称为君子。
儒家君子,不需要什么身份,只要有德行,这个德行和道家的也不同
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渺小艺术永恒 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 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 儒道互补，这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是个老而又老的话题了，然而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古老的话题中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考。从内在的、隐蔽的、发生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有着两性文化上的内涵；而从外在的、公开的、符号学的意义上讲，儒道互补又有着美学上的功能。禅宗与丹道
道家渊源远古，穷源探本，上古时期，乏文献可徵。原始道家、学者皆裁自东周时代与孔子并世而生之老 子为代表。道家者流，则高推圣迹，相传发轫于黄帝，通常皆以黄老并称。周代前，儒道本不分家，儒术亦属道之一种学问，道即儒之全体。迨周秦间，儒道始分为二。历汉至南北朝间，始成之道教，与儒佛鼎足而三。三教思想学术，领导吾国文化二千余年，人才辈出，派衍支流；道教文化，亦遍及东亚各地。其间各有短长优劣，立说圆通者固不少，而偏执己见、互争上下者，由来亦久。稽其变迁，共分为三个时期，其思想学术，与佛法禅宗沟通处，颇值探讨。
周秦时代之道家
春秋战国时期，吾国社会，由上古至此起一大变动，诸侯征伐，人心动乱，百家异说争鸣，各持所见，思有以措天下于治平，儒墨名法等外，老庄之说，亦为当时思想之一大主流。老子学说，主“清净无为”为道之宗旨，以“无为而无不为”为道之用，以“虚心实腹”、“专气致柔”为养生入道之方，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为治世之则。庄子思想学术，不若老子之严整，其逍遥博大，思入玄微，则与老氏之说，格调又多不同。其主“养生适性”、“忘我复外天地”，视人间世尘尘逐逐，一皆平等齐观，归于乌有!宗主于“归真返璞”，处世如游戏，胸怀无物，遗世如脱。世奉二氏之说为道家宗主，举与儒佛之说并驱天下，非无因也。老庄之说，在当时亦如诸家学术，代表某一种学问造诣与其治世主张，初非具有为百代宗师之意，后世奉为之主者，乃学者钦仰其崇高而相与尊之耳。
世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道教之徒，据以自夸，或非其说为伪造，千秋疑案，考证无从。司马迁著《史记》，亦述其事云：
老子者，楚苦县原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五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皇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年后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史迁所述，迷离若此，抑其抱“整齐百家什语”态度，兼蓄并存，无与考证之事耶!然则，老子之东出函谷，西至流沙，不知所终者，又何说耶?此皆阙疑可耳。孔子之问礼于老子，事固足信，当时儒道之学，本不分家，老子既为周守藏史者，其学问渊博，识养皆深，亦无足异。以孔子学无常师，从而问礼，既不足增老氏之华，自亦非孔子之陋，学术探求，理应如是。而老氏告诫之语，与乎孔子赞叹之词，其人其行，均可想见其高远。唯孔老之间，仁慈济世目的虽同，所取途径各异，此老氏终成为道家之宗主，孔子永为入世之圣人。若后世道儒两家，执此互为毁赞者，固乖二氏之旨，信非二氏之徒矣!
庄周养生之说，与老子所言者，已渐差异，为后世道家，初启其萌蘖矣。若庄子之依乎天理，固其自然，吐故纳新，导引为寿。乃谓姑射仙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广成子自云：修身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华封人云：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如此之言，皆于清静无为之道外，别具一种神秘色矣。然老庄之说，在当时之地位，仅亦为百家学术中之一流耳。
迨战国末年，燕齐之间，忽有所谓方士者流(饵丹药服食成仙之术士)，称为道家，宗奉老庄而别成为丹道一途者，颇为社会所信奉。且自齐人驺衍倡五行之说，为阴阳家之大者。其学术内容，渐渐与方士之流接撰，亦复浸濡及于儒家之言，启后世以阴阳五行之说而言道术，并成为春秋图谶之学，直至于今。则为道家广汇众流，臻于博大之始矣。
秦始皇统一天下，妄求万世基业于不坠，希冀长生不死，信任方士，百计以求神仙丹药于海外，终至身死沙丘而不悔。方土者流，声名因得以大起，而于原始道家及老庄之道无与焉。盖以心劳日绌于穷兵黩武，而欲希冀长生不死，其于清静无为之道，岂非背道而驰!非始皇之误于方士，实方士之故误始皇耳!但在此时，印度之婆罗门教，已有至吾国传教者。佛家史籍称秦始皇时，有沙门至者，当非佛教之比丘，应为婆罗门教之沙门。“沙门”一名，在印度乃是出家人之统称。若以此观，秦时方士之术，与婆罗门瑜伽术等，似已早有沟通因缘。抑东亚诸神秘之术，大抵皆同出一源，亦未敢遽断。
汉晋南北朝之道教
自秦始皇混一海内，划分郡县，自以功德迈于往古，乃思求长生不死之术，遣徐市(括地志谓即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影响所及，丹道之声势渐普。汉兴虽尊儒家为治世正道，然一种学术，既已深入民间，自有其深固地位，况人谁不欲长生。丹道之说，既可超脱现实世间，复得乘云凌虚，而遨游于八荒之表，于现实而外，另有一神秘莫测之境可以追求，乃人类思想心理所向往。刘汉断秦而有天下，上至帝王，下及皂隶，此种传说与观念，更属普及。迄汉文帝用黄老之学施于，使人民于厌战之余，得以休养生息，一时大收功效，道家之说，尤征绩效。然文帝之尊奉黄老者，非方士之术，乃取法黄老之内主清静无为，外除多欲之治道，非求神仙不死之方。汉武帝则求仙之心特切，《史记·封禅书》记其礼李少君，信祠灶谷道却老方，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封禅以事鬼神，感黄帝鼎湖升天之事。又如《神仙传》等书，载其礼栾大，筑承露台，感西王母降神之事，异说神秘，迷离莫测，内宫巫蛊之祸，实自启其端也。
后汉桓帝信道亦笃，沛人张道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传流各地，创“五斗米教”(从之学道者出米五斗)。其弟子中有鬼卒祭酒等名号，以符水咒术治病，百姓信尚至多。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张鲁复行之，乃启汉末黄巾张角等借术倡乱之渐。实则，黄巾张角之徒，所谓“太平道”者，第如清代之“太平天国”’借天主教而笼络人心，与张道陵之五斗米道，并无直接关系。后世之混为一谈者，误矣(事见《三国志·张鲁传》、《后汉书》皇甫嵩、刘焉二传)。张道陵之教，自张鲁修其祖之术，称天师君，其子盛移居江西龙虎山后，遂代袭其职。直至元顺帝至元间，策封其后裔张宗演为“辅汉天师”，遂成后世所称之张天师道，为历代王朝及民间公私默认之道教领袖。其实此派道术，崇尚符箓（lu）术法，既不同于方士之服炼，更非原始道教及老庄道家之道。后之并入为道教，称之谓“正一派”，乃时势使然耳。三国时，异人辈起，如于吉、管辂、左慈等，或以卜筮占验，或以方术炫奇，则又为道教之另一派系矣。若费长房，与佛教初期入吾国时，已早结有因缘，后著有佛经目录之事，另有其人，异代而同名也。
晋时葛洪崛起，已渐开道教之通途。洪著之《抱朴子》中，已有汇集玄道、炼服、符箓、占验等于一家之趣。后代学者考证，谓《列子》、《淮南子》等书，皆两晋时人托古之作。审如是，此时之道家思想，启后世继往开来之作，皆肇于斯矣。梁代为道家卓荦代表者，则为陶弘景，世称陶隐居，隐居以清才绝世，博学能文，怀王佐之才，隐山林之中，被尊为山中宰相，虽名尊位重，而终身以修道为务，诚为千古高人。平生著述甚富，然大半皆为道家立说，因其精于烧炼服食，故于医学尤有特长，所著《肘后百一方》等，为医学界所崇。 卜筮略要、七曜新旧术数等为占验所宗，而以《登真要诀》、《真诰》二书为道家不易之旨。其博学多能，会通诸说，较之葛稚川(洪)言丹道学术者，尤多扩充矣。
齐梁间，王侯公卿，从先生受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唯徐勉、江祜、丘迟、范云、江淹、任芬、萧子云、沈约、谢瀹、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彗之礼。绝迹之后，提引不已。沈约尝疾，遂有挂冠志。疾愈，复留连簪绂，先生封前书以激其志。约启云：上不许陈乞。先生叹日：此公乃尔蹇薄。(《华阳陶隐居内传》)
陶隐居毕生致力于道，而当时佛法在吾国，已有风雷日盛之势，隐居博学穷究，已留心及此，且推佛法终
为究竟之意。窥其踪迹，时之佛道二家，似已互排复互渗矣。隐居《答朝士访仙佛两法体相书》有云：至哉嘉讯，岂蒙生所辩。虽然，试言之：若直推 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论。若引庖刀汤稼从养溉之功者，此又止其所从，终无永固之期。但斯族复有数种，今且谈其正体。凡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时，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其非离非合，佛法所摄，亦离亦合，仙道所依。今问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铸炼之事，感受之理通也。当埏埴以为器之时，是土而异于土，虽燥未烧，遇湿犹坏，烧而未熟，不久尚毁，火力既足，表里坚固，河山可尽，此形无灭。假令为仙者，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以和气濯其质，以善德解其缠，众法共通，无碍无滞，欲合则乘云驾龙，欲离则尸解化质，不离不合，则或存或亡。于是 各随所业，修道进学，渐阶无穷，教功令满，亦毕竟寂灭矣。(《艺文类聚》七十八)
由后汉至南北朝间，佛教东来，势如风偃。其与儒家之间，摩擦尚少，而与道家之间，在南方者，尚骖靳相安，在北方者，则抵触颇大。在此四百年间，吾国道教，已由原始道家老庄之学，渐收罗方士之烧炼养生、服食、医药、占验、符箓等术，而形成一，与佛教互争短长矣。道教初起之时，如奉诵经典，建筑寺观，和各种礼拜仪式等，吾国原无创制，多皆仿模佛教而来。渐至内容如“无极”、“太极”之说，又与佛法“空”、“有”之义，互相渗通。既成以后，彼此间应具之仁慈宽容大度者，往往惑于主观形式之见，致成水火。自东晋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以自托其高远，至北魏太武帝时，权臣崔浩信寇谦之之辈，怂恿武帝灭僧排佛，至北周武帝，又有灭佛之事，此皆佛道互争地位之惨史。
正如唐高祖时，传奕请除佛法，萧璃与其互争于朝，云“地狱正为此人设也”。但此所争者，乃之事，由于自我私心所驱使，与仙学之丹道无与焉。
唐宋元明清情形
自唐一天下，尊崇道教，不逊儒佛，三教并驱局面，于以大定。以老子同为李姓，基于宗族观念，推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庄子封号“南华”。列子号“冲虚”(将《庄子》一书改为《南华真经》，《列子》一书改为《冲虚真经》)。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又置学士一百员(事见《日唐书·礼仪志》)。唐室历代帝王，求长生服丹药者，屡见不鲜。羽客女冠，遍于州郡。武则天、杨贵妃、至真公主等，一代妃主，凡为女道士，可考者约四十余人。诗人墨客，尝见刺于辞句，如韩愈“云窗雾阁事窈窕?”李义山之《圣女祠》诗：“绛节飘香动地来”等，皆其讽刺女道士之作；琳宫鹤观之多，亦遍布寰宇，义山《题中条山道静院》诗云：“紫府丹成化鹤群，青松手植变龙文。壶中别有仙家日，岭上犹多处士云。独坐遗芳成故事，褰帷旧貌似元君。自怜筑室灵山下，徒望朝岚与夕曛。”直至武宗，又成一度灭僧毁佛之事。佛道二教，至此时代，皆臻鼎盛时期，道教典籍，亦至繁赜。若僖宗时之道士杜光庭，著述尤多，如《道教记》、《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皆出诸其手。杜后入蜀，复为王建宠遇，历官至谏议大夫、户部侍郎，而杜复伪造佛经及道经多种，故后世之称伪书之无据者，皆曰“杜撰”。
然在唐末，有直承原始道家，祖法老庄之神仙丹道一派，已隐然特立，与禅宗渐至合流。为其彰著之代表者，厥为吕岩号洞宾者。
迨乎宋代，徽宗笃重道教，崇奉道士林灵素，事以师礼。而尤以降鸾扶乩之术，昌盛一时，愚昧迷惑，招致父子北狩，身为臣虏，老死他邦，抑何可叹!虽然，此非道教之过，其国破家亡之祸，亦不全系于信奉道教一事。徽宗虽未排佛，其崇信道教殊力，曾屡废佛寺改为 道观。时之禅师，以身殉道，或以道行感悟之者，颇不乏人，如：
处州法海立禅师，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宫，师升座告众曰：“都缘未彻，所以说是说非，盖为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乌足道哉!
正眼观来，一场笑具!今则圣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头添个冠儿，算来有何不可! 山僧今日不免横担拄杖，高挂钵囊，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于无 根树下弄月吟风。一任乘云仙客，来此咒水书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升，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虽然如是，且道山僧转身一句作么生道?还委悉么?”掷下拂子，竟尔趋寂。郡守具奏，诏仍改寺额曰真身。
又汝州天宁明禅师，改德士(即道士)日，登座谢恩毕。乃曰：“木简信手拈来，坐具乘时放下。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敛目而逝。
道家学术，由秦汉方士类变为道教，至唐宋间，受禅宗影响，渐有摆脱支离驳杂之道教趋势，直承原始道家及老庄之言，而产生金丹大道之说。其代表人物，当以唐之吕纯阳，宋之张紫阳(伯端)、白紫清(玉蟾)等数人为最。此后，丹道学术，与道教原来面目，不无改头换面之处。后之言道家者，皆以丹道为道教中心，亦如唐宋后之言佛教者，统以禅宗概观佛法之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清人方维甸于其《校勘抱朴子内篇序》中有言云：
余尝谓汉之仙术，元与黄老分途。魏晋之世，玄言日盛，经术多歧，道家自诡于儒，神仙遂溷于道，然第假借其名，不变其实也。迨及宋元，乃录参同炉火而言内丹，炼养阴阳，混合元气。 斥服食胎息为小道，金石符咒为旁门，黄白元素为邪术，惟以性命交修为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诀。 其说旁涉禅宗，兼附易理，袭微重妙，且欲并儒释而一之。自是汉晋相传神仙之说，尽变无余，名买交溷矣。
唐宋间丹道学术，已由原始道家出入于儒佛禅宗之间，有直取禅理而言炉鼎丹药之道者，如张紫阳、白紫清二人，尤为显著。至宋室末造，北方崛起一邱长春(处机)，学问道德，冠迈群伦，乃奠定道教“龙门派”之基础。邱长春原与马丹阳、孙不二等七人，同学于重阳王嚞（注：哲的古体字）之门，其年事道力较幼，唯力学精勤，终成大器。金人慕其德行，屡聘不赴，而应元太祖之隆重礼聘，兵骑维护，间关至于雪山。应对之间，劝以戒杀，且谈玄论道，至为平实，崇尚清虚之旨，一洗历来方士习气，丹道门庭，焕然一新。其于西行经历，著有《西游记》一书，以纪其实(非小说之《西游记》也)。长春之学术务实，有会三教一元之趣，时之儒者，有曾接近其人，咸叹为一代之圣，足见其感人之深。而此派又有称之谓“全真教”者，盖隐谓其有别于方士之道术，全三教之真也。金元好问《离峰子墓铭》云：
全真道有取于老佛家之间，故其饿憔悴，痛自黔劓，若枯寂头陀然。及其得也，树林水鸟，竹木瓦石之所感触，则能颖脱，缚律自解，心光晔然，普照，亦与头陀得道者无异(《元遗山文集》)。又，元代元和子《长春观碑记》云：
全真之教，微妙玄通，广大悉备，在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大抵绝贪去欲，返璞还淳，屈己从人，懋功崇德，则为游藩之渐。若乃游心于澹，合气于漠，不以是非好恶，内伤其生，可以探其堂奥矣。
宋元以后，所谓道家者，大抵皆举南(张紫阳)北(邱长春)二派丹道之学。然丹道学术，与昔来道家或道教，迥然有别，学者不能不察。及乎明清二代，于南北二派以外，异宗突起，诸说纷纭，其中较著者，乃有西派东派之谓。或主单修性命以为宗，或主双修阴阳以为旨，要皆祖崇吕纯阳，合四派之流，统不外于吕祖之支分焉。清代学者颇多，而以乾嘉道学之著者刘悟元、朱云阳二人为其翘楚。刘朱道学，皆出入于禅，尤以刘悟元之说理修炼，纯主清静，力排方士诸说，参合佛理要旨，于丹道法中，又别创一格。其人羽化以后，肉身尚留于甘肃成陵朝元观。此外，成都双流刘沅(止唐)为乾嘉时之大儒，讲道学于西蜀，世称为“刘门”，传为亲受老子口诀，边居青城八年而道成。著作丰富，立论平允，于三教均多阐发。其授受方法之间，颇有藏密成分，抑其地居近于康藏，其学术思想，不无挹此注彼之处，此一系，相当于元之“全真教”、明之“理教”，亦为三教之变焉。
道家学术，在晋宋元三个时期，另有三家，均为诸家所重视，而不入派系之列者：即汉之魏伯阳，著有《参同契》，以阴阳五行炉火丹鼎之说而言道者。宋之陈抟，以易理无极太极之学，而言丹道，数传至邵康节，发挥易数之学，至于鼎极，并渐变溷入儒家之理学。宋元之间张三丰，以烧炼丹法修气调御为主者。此之三者，当以魏伯阳为丹道正统之宗祖，陈抟不失为道家之真，张三丰则为方士中之卓越仙才。
此外，明代万历时，有伍冲虚、柳华阳师弟，传授性命双修之学，独成丹道之特别一派，世称之谓“伍柳派”，其学术思想，浸淫于佛道之间，而皆错解经义，附之异说。以修气修脉，锻炼精神为主。方法不外于服气之域，理论则为佛道糟粕，于养生祛病，或稍有助，以之探求大道，殊有旁驱歧路之虞!但此之一派，盛行各地，以及于今，世之言丹道者，竞以为归。学术之惑乱人心者，实亦甚矣!
道教之经籍
古代儒道不分，南宋陆九渊(象山)、清初崔述，早曾有见及此。如战国末年《吕氏春秋》、西汉初年《淮南子》、《韩诗外传》、《春秋繁露》，他如《论语》、《礼记》，皆掺入道家议论。驺衍援《尚书》洪范九畴之篇，创五行学说，使吾国二千余年学术思想，均未离于阴阳五行之藩篱。西汉末年所出《纬书》，启两汉乃至后代图谶学说之门，阴阳术数之学，掺变于儒道中心思想者，其由来已久且固矣。宋明之间，道教经典，仿佛教藏经之例，亦汇编为《道藏》，经历代增添，全藏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其他丹经旁说，散佚流通者，亦复不少。《道藏》收集至广且杂，举凡儒家、阴阳家、兵家、医家诸书，统为罗致。例如成都青羊宫兼收《诸葛武侯全集》而入《道藏》，学者有谓其“综罗百代，极尽精微广大”者，亦非过誉之言。
宋真宗时，张君房奉敕校正秘阁道书，撮其精要而成《云笈七签》（注：签，签的繁体字），为道教经籍丛编之宗典，道家之言，于以大备。其书以天宝君说洞真、灵宝君说洞元、神宝君说洞神，为上中下三乘。以太元太平太清三部为辅经，又以正一法文遍陈三乘别为一部。统称三洞真文，总为七部，凡一百二十二卷。凡经教宗旨及仙真位籍之事，服食、炼气、内丹、外丹、方药、符图、守庚申、尸解诸术，以及前人诗歌、文字、传记之属，涉及于仙道者，均悉编入(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
《道藏》编辑，全仿佛经，有三洞十二类。洞真、洞兀、洞神，为三洞。以太元部辅于洞真，太平部辅于洞元，太清部辅于洞神，而统会于正一部，共为七部大纲，与《云笈七签》编汇相合。复以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为十二类子目。明正统中，宋披雪雕印《道藏》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三十五年，天师张国祥复编集《道经》，续加三十二函，百八十卷，粲然备陈，都成今藏。中所收罗，多有周秦诸子、晋唐佚书，于保存吾国文化，功实非细。天启间，上元道人白云霁(字明之，道号在虚子)作《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考证颇具崖略，足资研究。通常流通，尚有《道藏辑要》二百册，另有《道藏精华录》一百种，皆钩元提要之作。
道家学术，有特立独行，摆脱道教方术范畴而直指丹法者，凡此著述，统名之曰“丹经”。自魏伯阳援《易》作《参同契》后，历世之所言丹道者，皆祖述其旨。自宋张紫阳《悟真篇》以次，如《入药镜》、《翠虚篇》、《指玄集》、《性命圭旨》、《规中指南》、《中和集》等著作，皆为丹道正统之言。清人著作若朱云阳之《参同契阐幽》、《悟真篇阐幽》，以禅理而溶入于丹道，别有会心，允为伟著。刘悟元著书十二种，清虚平实，力扫方士积习，俨然开佛知见。尤以其名著《修真辨难》一书，特论笃实，足为丹道式范。至若闵一得(小良)《古隐楼丛书》，则驳杂无归，离道尚远。清人黄元吉著有《乐育堂语录》，乃儒化道家之正者，言多隽永。复外如伍柳著作《天仙正理》、《仙佛合宗》、《金仙证论》、《慧命经》等，则为丹道之歧，不能视为正途。依道家而言道家之正者，除上述诸书外，若吕祖之《百字铭》、曹文逸之《灵源大道歌》、孙不二之《女丹诗》等，已简摄玄微，直指窍妙，丹道之旨尽在其中矣。依经而论，则太上十三经(《道德经》、《阴符经》、《清净经》、《玉枢经》、《日用经》、《洞古经》、《五厨经》、《金谷经》、《循途经》、《护命经》、《大道经》、《定观经》、《明镜经》、《文终经》、《老子真传》、《辨惑论》)，已尽其大。若《黄庭内外景经》，当与《黄帝内经》(灵枢素问)参研，再参合于藏密之甚深内义根本颂，于养生服气修气修脉之术、中西医学生理学等，必另有汇通与新知，贡献于世界人类者，更为有功。至若陆潜虚之《方壶外史》、张三峰(三峰言阴阳双修之术，另有其人，非张三丰也)《丹诀》等作，皆当别列一类，入于双修之宗。上焉者，同于密宗无上瑜伽双身修法之欲乐大定，而潜虚之术，或有过于此矣。其次，皆不外于《素女经》、《玉房秘诀》等房中术之流亚，邪见谬术，无足言者。唐代帝室宫廷，乱于此道，亦如元代内廷，乱于密宗之双修，皆为佛道之大不幸者。
其他或托乩笔，或借伪名，或假古仙遗著，或演寓言隐秘；若创作，若注释，玉石并陈，真伪莫辨，皆不足观矣。此之一类。无以名之，姑称之谓“道瘤部”。
要之，道家学术，再变而为道教，复演而成丹道，历代罗致，驳杂已极。纪昀尝论之云：
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道家亦自矜其异，如《神仙传》、《道教记》是也。要其本始，则主于清静自持，而济以坚忍之力，以柔制刚，以退为进，故申子韩子，流为刑名之学。而《阴符经》可通于兵。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世所传述，大抵多后附之文，非其本旨。彼教自不能别，今亦无事于区分。然观其遗书，源流变迁之故，尚一一可稽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
道教典籍，名辞闪烁，寓言法象，如阴阳、炉火、坎离、龙虎、男女、黄白之类，各师其说，定义不一。且文辞理则，大抵诡诞浅陋，以至学者茫无所归，愈入愈迷。至若琼寰玉宇，芝阁琳宫，缥缈清虚，读之令人有翩翩霞举之概!此为文辞之另一境界。
丹道之类别
道家学术，内容罗致极广，举凡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药、星相、符箓、技击等学，皆其所尚；以之配合服气、炼养、服饵、烧炼等而归入于玄微。地理之有堪舆，术数之有卜筮，符箓之有驱遣，技击之有剑术与外功(炼形气合一为剑术之最高造诣，以炼气炼筋骨为内外功之分途)。无论为学为术，要皆归合于道，汪洋博大，确非浅见可窥。梁启超论道家学术，曾分为四派：以丹鼎为一派，符箓为一派，卜筮占吉凶为占验一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道家玄学之正派。此犹以道家整体而为类别者也。符箓之学，在道家称为正一派，皆归入“南宫”一途。“南宫”者，谓其司天人祸福之际，非道之宗主也。
道家之言，修仙皆以丹法为主。金丹之事，又有内外之别。以守一、服气、炼养，为内丹之学。以服饵、烧炼，为外丹之术。而内外丹皆有上中下三品之说，以别其成就之等差。复有天元、地元、人元之分，单修、双修方法之不同，而要皆须具备法、财、侣、地为修道之基本条件。及其成就，复有神仙、天仙、地仙、人仙、鬼仙，种种差别。略举如薛道光注《悟真篇》所云(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薛注实乃翁葆光注之误)：
仙有数等，阴神至灵而无形者，鬼仙也。处世无疾而寿者，人仙也。飞空走雾，不饿不渴，寒暑不侵，遨游海岛，长生不死者，地仙也。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变化无穷，隐显莫测，或老或少，至圣如神，鬼神莫能知，蓍龟莫能测者，天仙也。阴真君曰：若能绝嗜欲，修胎息，存神入定，脱壳投胎，托阴阳化生而不坏者，可为下品鬼仙也。若受三甲符箓、正一盟威、上清三洞妙法及剑术尸解之法而得道者，皆为“南宫”列仙。在诸洞府修真得道，乃中品仙也。若修金丹大药成道，或脱壳或冲举者，乃无上九极上品也。
若此之说，各宗其传，大体无多出入。唯至朱云阳注《悟真篇》，则述天仙之义，迹中为仙，事则入佛矣。如云：
世人才说学仙二字，除却黄白男女，便以吐纳导引，搬精运气者当之。至为浅陋可笑，不必言矣。又闻道家说有五等仙，天地神鬼，优劣判然。佛家说有十种仙，寿千万岁，报尽还堕。学道之士，茫茫多歧，莫知适从。 岂知无上至真之道，只有天仙一路而已。此非五等仙中留形住世、十洲三岛之仙，亦非十种仙中，不修正觉、报尽还堕之仙，乃无上仙也。此天非凡夫欲界、色界有漏之天，并非外道非想非非想定无色界，销碍入空；与夫穷空不归，八万劫终，毕竟轮转之天，乃第一义天也。
正统之天仙丹道，其学术思想，至此为极，一变再变，已纯入于禅。至若旁门左道、邪僻之说，统皆不足观矣。
丹道门庭，共衍为四派，有南北东西四者之分。南宗丹道，以东华帝君授丹法与钟离权，权授吕洞宾，宾
授刘海蟾，蟾授张紫阳，递传至石杏林、薛道光、陈泥丸、白紫清、彭鹤林为南派?/ca>

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老子为什么要修道？法家真的那么严苛吗？

儒家承先启后，道家具革命性格
先就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来谈。
儒家的“儒”，是古代的一种行业，也就是说，古代有一群叫做“儒”的人。由此可知，儒家有其一定的传统，展现承先启后的立场。道家则具有革命性，因为它用“道”取代“天”，把“道”推到最高的位置。
任何一派哲学对于宇宙的真相或本体都必须有所论断，从这种对于本体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判定它是属于哪一种立场（如唯心论或唯物论、一元论或多元论等等）。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是以“天”作为宇宙的最后根源，因此《诗经·大雅》中有所谓的“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然而，道家显然是把“道”当做宇宙的最后根源，就此而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
春秋时代许多人批评“天”，但是越批评，越反映出“天”原本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否则根本不值得批评。古人称帝王为“天子”，更是充分证明“天”在古人心目中是至高主宰。道家出现之后，以“道”代替“天”，而“天”则被降格为和“地”并称。“天地”并称指的主要是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保持一种均衡状态，问题也远比人类社会少。然而，自然界虽然自给自足，毕竟不是最后的根源。譬如，老子一方面说“天长地久”（《老子》第七章），但同时也承认“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以及“天地尚不能久”（《老子》第二十三章），狂风不会吹一整个早上，暴雨也不会下一整天，即使天地的作为也未必持久。这说明了自然界有它本身的限制，无法作为至高的存在。
在今日学习道家，正好可以对应现代人的心理需要。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没有儒家作为指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然后进入社会，因而我们必须设法实践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如果离开儒家，可能会面临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以及不知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然而，如果只靠儒家，有时又会显得伸展不开。举例来说，我们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太过紧绷，好像无法摆脱这个时代的一般趋势。每天打开电视或报纸，不难发现这个时代并不可爱。对这个世界有所不满，一方面反映个人本身具有理想性，另一方面则印证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因此有必要去启发与提升自己的心灵。
儒家是不分老少，每一个人都可以共同学习的，道家则有一个限制，就是它只适合成熟的心灵，并且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无法只靠别人的教导来觉悟。一个人如果能够体会道家的境界，就可以变得和老庄一样，一起品味他们的快乐。如果体会不到，也只能安于做一个平凡人了。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他所持的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认为世间所谓的美或善都是相对的。例如国际间选美比赛的第一名，往往不见得符合我们的审美观，这就说明美是相对的。当所有人都认为具备某种条件才算是“美”时，所谓的“不美”就出现了。如果地区没有选美活动，大家可能生活得比较愉快，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总有一点值得欣赏的地方。一旦有了选美比赛，就开始人人自危，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标准。“善”也是如此，如果某人捐了100万元给孤儿院，大家就说他是善人，那么似乎没有100万元的人就无法成为善人了。如此一来，善岂不是与这些人隔绝了?老子的相对价值观，意在设法化解各种不必要的执著。
儒家以人为本位，道家超越人类本位
道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是一个乱世，兵荒马乱，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的人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天下如此纷乱，如何才能化解?”儒家采取的路线是从上改革，但是道家认为这种方式，就像五十步笑百步，未必有效。道家认为，在乱世里没有人可以幸免，想活下去，必须改变思维模式。
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要从人的角度来设想，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然而，以或教育的手段来改革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新一代不断出生，当旧的问题获得改善，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无止期。并且，由少数人努力去帮助多数人，效果必然有限。譬如，儒家强调教育必须普及，让每个人都接受适当与良好的教育，而这是很困难的事。因此，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后，常会让大家感到很沉重、很疲乏。就算把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道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
道家看透这一点，他们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人的问题，最后必定徒劳无功，不如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超越人类本位。而要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造作越多，麻烦也越多。所谓“法令滋，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设计的法规越多，就有越多人会违法；相反，如果不订法令，自然没有所谓违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过得更自在。这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订出真、善、美的标准以后，就会有不真、不善、不美出现；反之，如果没有标准，每个人都可以开心自在，不用刻意做好事，因为没有所谓的好事可做；不用担心有没有面子，因为所要做的只是活着而已。
有些人以为庄子的主张是一种“植物人主义”，这其实是误解。道家的思想是要我们设法排除人类本位的想法，敞开眼界与心胸，从整个宇宙来看一切。只有当人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拘束，心灵才可能自由逍遥。
道家是中国极为珍贵的精神资产，他们的思想带给人类不少启发。举例来说，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环保，而因为老子所推崇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许多人就喜欢用他的思想来谈论环保。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第一，只要环保对人类有益，那么借用老子的思想来鼓励环保，对老子而言应该也是何乐不为的事情。第二，老子本身所处的时代，问题不在环保，而在人间秩序瓦解，百姓无以维生，所以老子希望大家自我约束，学习简朴的生活。第三，老子主张不争、无为、顺其自然，让一切都保持“自己如此”的状态，而不用刻意去考虑任何人为的措施，连对环保也不例外。
我在探讨“神话与悲剧”时曾说过，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但是人类出现之后开始带来灾难。因为人类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去改变自然界，改造到最后，自然界就开始反扑。老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以人为本位，就会用人的聪明与能力去设法改造自然界，这就是人为的造作。一旦出现太多的造作，原本自然的会变成不自然，最后将出现灾难。因此，我们必须超越人类本位的想法，才能真正化解世间的问题。

武侯百年乩的介绍

《武侯百年乩》，是民国时期某易学家假托诸葛亮所作，预言了民国开始一百年后的中国国运。

武侯百年乩作者到底是谁

郭沫若作的。绝对不是诸葛武侯之作。武侯之书经天纬地，旷古绝今，汉代流行骈文也就是赋还有类似乐府诗，武侯百年济作者一看就是僧人。最后一卦足以鉴之，灵山只有佛学中人用，道教极少出现，何况“乩”的意思是降神或者是附体之类的意思，武侯擅长奇门遁甲，马前课怎会用类似跳大神的乌合之术？虽不知作者何人不过此作品并非久远，以我愚见应是建国后期一僧人所做。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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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节 梅花算法

道，就是设定！宇宙，就是虚拟世界，由0和1组成的虚拟世界！0是闭弦，1是开弦，0和1就是弦，组成能量粒子，构成能量组成原子构建了物质世界。

科技发达的外星人为了突破宇宙（虚拟世界），得先推算宇宙的过去和未来、起源和终结，从大量线索和数据中研究寻找突破宇宙（虚拟世界）的方法。

人类科学家也说过：“只要计算机足够强大、算法足够强力、过去的数据足够丰富，就可以推算未来，甚至是模拟整个宇宙。”

借鉴丰富的历史数据，深入了解过去的剧情，可以提高对未来剧情的预测准确率。

人的本质就是可以繁殖的有躯壳的人工智能，人脑就是量子计算机，《易经》是图文形态的算法和公式。在宇宙这个由数（0和1）组成的虚拟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有形成公式，因此精通《易经》的高人确实可以推算未来。

《易经》衍生出很多算法，其中有一个叫“梅花算法”，非常著名，由北宋时期的易学大师——邵雍发现！

邵雍为什么会成为易学大师？得从他家的两个陶枕说起。

陶枕就是用泥土烧制的蓝色瓦枕，夏天枕着它很凉爽。一个夏日的午后，邵雍正坐在屋里读书，一只老鼠在他床上跑来跑去，情急之中，他抓起陶枕便向老鼠扔过去，老鼠没打中，陶枕却碎了。这时，邵雍发现陶枕里有一张纸条，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四个字：鼠过击破。邵雍感到非常神奇：难道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定好的吗？于是，他就把另一个陶枕也打碎了，里面也有一张字条，写着：你破我也破。

邵雍奇怪极了，就去售卖陶枕的店里打听，店长说：“当年确实有一个制作陶枕的老人，他从小就喜欢研读《易经》，应该就是这位老人了。”于是邵雍根据店长的指引来到了老人的家里，可惜老人已经仙去了，老人的家人把一册书拿给邵雍，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个书生来家里。你们可以把书送给他，这就是我的遗愿了。”

邵雍回去翻看书中内容，原来都是老人在生前对《易经》研究和领悟出的心得和体会，虽然文笔一般，但内容非常有意思，知识含量很多，都是邵雍从来没有见过的对《易经》的领悟要点。他越看越入迷。

《易经》中讲了一个圣人境界，那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邵雍以此为志对《易经》进行学习探索。

邵雍终于学成了，这一天，他观赏梅花，只见梅树上，有两只麻雀，为了争夺地盘，也就是为一个枝头而打了起来，结果双双坠地。邵雍若有所思，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认知不同导致思想模式和高度不同，一个枝头，对于麻雀来讲，也许是宝贵财富，对于人来讲，则微不足道。那么神仙又是如何看待人类之间的争斗的？为了知道这件事还有什么意味、预示和指引，于是邵雍便按照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辰）起卦，用学到的算法进行推算，不一会儿便得出结论，明晚会有一女子来这里观赏梅花，然后她会受到惊吓，不小心摔倒在地，摔伤了腿。结果第二天果然如此！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分毫不差。

以时间起卦进行推算的方法是邵雍发现创造的，又因为梅花事件检验了准确性，于是后人将他的算法称为《梅花易数》。邵雍用《梅花易数》的算法预测了很多事情，经过验证，都预测得相当准确。

邵雍写了很多预言和关于预测方法的书籍，如《梅花诗》、《梅花易数》、《铁板神数》、《河洛真数》等。其中《梅花诗》共十节，每节四句七言律诗，预言了从北宋到未来大同世界的事，由于非常著名，后来收录于《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是由清朝乾隆皇帝主持，由纪晓岚等近四百位高官、学者编撰，近四千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邵雍和王安石是好朋友，邵雍预测了未来的先进制度，然后透露给王安石。这些制度有小有大，小的有婚姻制度，如一夫一妻，没有感情可以离婚等（这些王安石只能自己和家人遵守）。大的有让宋朝设立中央银行、小额借贷公司和物价局，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王安石由此成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邵雍曾经想收个徒弟，把自己的一生所学传承下去。有四个人想学，邵雍推算出其中两个心术不正，以后会成为大奸臣，于是不教，因为坏人学到了高级知识会成为大祸害。其他两个人虽然道德达标，但是一听学成要下二十年苦功，连忙摆手，实在是挤不出时间学习啊，因为他们还要给太子（未来的皇帝）当老师，太忙了。最后，邵雍只好把自己一生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本巨著——《皇极经世书》，流传后世。《皇极经世书》博大精深，是一部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

通过结合《梅花诗》《马前课》《诸葛武侯百年乩[jī]》《推背图》对于未来的描写，可以得知：人类离进入大同世界也许就真的只有一百年左右了。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强大的科技力量，科学还在加速发展，人类稍有不慎就会毁灭文明退回石器时代。《圣经》中有1817个预言，已经有96.6%应验了，剩下的预言全部得到验证所需要的时间，有一百年左右也确实是足够了。

作者批注：特斯拉说过人类以后十年的发展可以顶之前几百年的发展。如果离大同世界还有几百年，那么夜长梦多，容易出事，一不小心让坏人掌握了黑科技会毁灭全人类！因此离大同世界确实应该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也就四五代人。

作者批注：《圣经》不但预言了未来人类会统一，而且还揭示了过去人类也是统一的。

这些预言的精髓，并不是预言本身，而是通过预言来启发人们明白宇宙的真谛。假设这些预测（预言、算命等）是准确、的，那就绝对能说明宇宙是一个“设定好剧情的虚拟世界”大合集。参透了宇宙的本质，明白了天道（天道设定及剧情），就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顺应天道并尽可能的替天行道，就有利于通关宇宙游戏。

作者批注：易经算法（及各种衍生算法）结合人脑（生物量子计算机），可以预测未来。古往今来各种预言的准确验证，说明未来是已经存在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剧情已经定好，宇宙就是定好剧情的虚拟世界。《创造宇宙说明书》就是通俗易懂的讲解宇宙剧情和运转机制的书。

武侯百年乩的作者简介

民国时期易学家，姓名不详。在著《武侯百年乩》时，为避祸而假托东汉·三国时期蜀国武乡侯诸葛亮。

诸葛武侯祠对联

诸葛武侯祠对联

日月同悬出师表，风云常护定军山。
青山绕郭宜龙卧，翠柏参天有鹤来。
有庐堪千古，读策定三分。
草庐卧龙，王佐动先主三顾，兰田生玉，英才起吴帝唯称。
梁父吟成高士志，出师表见老臣心。
收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前，点四十九盏明灯，一心只为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草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诸葛亮 乘木牛流马 持连弩 驱吐火木兽 创八阵 服三国演义群将
逍遥子 踏凌波微步 游北冥 于天山折梅 摆珍珑 会天部众生
各地诸葛武侯祠题联
两表酬三顾 一对足千秋
——题成都武侯祠
一对二表三分鼎 六出七纵八阵图
——题陕西祁山五丈原诸葛庙
一诗二表三分鼎 万古千秋五丈原
——题成都五侯祠
三分天下四川地 六出祁山五丈原
——题成都武侯祠
异姓三贤：卧龙、谪仙、天下士
数代一堂：汉相、宋儒、战国才
——题山东恒台三贤祠
草庐三顾，鼎足三分，不朽当年三义
君臣一德，兄弟一心，无双后汉一人
——题湖北襄樊古隆中
一生惟谨慎，七擒南渡，六出北征，何期五丈崩摧，九伐志能遵教受
十倍荷褒荣，八阵名成，两川福被，所合四方精锐，三分功定属元勋
——题四川成都武侯祠
收二州，排八阵，七擒六出，五丈原头点四十九盏星灯，一心只望酬三顾
取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里变金木土革艾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武侯祠通用
佐玄德，破孟德，而后南北三国分鼎
生阳都，仕成都，从此东西两地生辉
——题山东临沂五贤祠
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
友子龙，师卧龙，龙友龙师
——题安徽祁门关帝庙
曰宫、曰殿、曰幸且曰奔，诗史留题，千古犹存正统
书吴、书魏、书汉不书蜀，儒臣特笔，三分岂是偏安
——题四川成都武侯祠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题四川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
淡泊以明志 宁静而致远
——题河南南阳卧龙岗宁远楼
赞诸葛亮联解
勉县定军山武侯墓
水咽波声，一江天汉英雄泪；
山无樵采，十里定军草木香。
清．（嘉庆间汉中知府）赵洵题
汉水的波涛声如悲泣哀鸣，一江河水满是天下有志之士怀念诸葛亮的泪水；
武侯墓古迹周围的树木不遭践毁，十里定军山内尽见草木繁茂花果清香。
陨将星于五丈原头，司马尚警余烈；
扶汉祚于三分天下，卧龙不亏宗臣。
嘉庆丁卯（公元1807年），知沔县事，山东泰安范抡策题
诸葛亮死在五丈原上，曾使司马懿追兵受警而遗留下了慌恐不安；
匡扶蜀汉帝业于鼎立之中，诸葛亮不愧是世所敬仰的名臣。
铜雀台荒，七十二疑冢安在；
定军山古，百千载血祀常新。
清（嘉庆，泾阳知县）马学赐题
漳河边的铜雀台早已荒废，传说中曹操的七十二座假坟哪里在；
定军山虽然十分古老，千百年来到山下血祭武侯墓总觉得非常新鲜。
王业不偏安，两表于今悬日月；
臣言当尽瘁，六军长此驻风云。
民国二十一年（1993）二月，汉中绥靖司令、户县赵寿山出巡经此，展谒武侯墓，题书并敬制楹联。
为了蜀汉帝业不偏据一方而自安，诸葛亮上书的前、后《出师表》于日月同辉；
诸葛亮说要竭尽劳苦，亲率朝廷的军队长驻汉中，以对付天下变幻的局势。
前书案，后笔峰，看几亩青畴，数千载隆中宛在；
襟军山，带沔水，留一抔黄土，四百年汉祚犹新。
虚白道人李复心
从前面的书案梁，到后面的笔峰山，看起来武侯墓只有几块葱郁的土地，但数千年来，使人觉得仿佛古隆中就在这儿；
武侯墓襟连定军山，旁带沔水，留下了诸葛亮一捧黄土之坟，在四百年来的汉代国统制度中，好象是十分新鲜的事情。
数亩疏筠，山光犹拟南阳卧；
几林翠柏，鹃血常啼蜀道难。
清．嘉庆．沔县知县马充刚题
武侯墓亩古迹中青竹稀少，山色之光，好象是诸葛亮再卧南阳；
武侯墓几林翠柏里鹃鸟常啼，嘴中流血，仍在叫蜀汉事业艰难。
我居白河水东，与南阳原系比邻，知当日避难躬耕，人号卧龙，自况管乐，未出茅庐即名士；
公葬定军山下，为汉中留此胜迹，寿终时对众遗命，地卜嘶马，墓勿丘垅，能禁樵牧是佳城。
民国十五年（1926）中秋（八月），宛东唐河县清优附生（府、县儒学生员之一学名）王恒题
我住在白河水边，东面与南阳原是近邻，知道当年诸葛亮为避战争灾难而在南阳隐居亲耕，时人称他卧龙先生。他自比管仲和乐毅，还没出草庐，就已经是很有名望的人士；
诸葛亮还葬在定军山下，为汉中地区留下了武侯墓名胜古迹。他临死时曾对大家遗命，坟地要占卜选择，不得喧噪，不垒坟冢，并能禁止砍柴、放牧，才是理想的墓地。
大业定三分，伊吕洵堪称伯仲；
奇才真十倍，萧曹未许比经纶。
光绪戊寅（公元1878）仲冬（十二月），长安信士潘矩墉题。
诸葛亮全力辅佐弱蜀，使之与魏、吴形成三分天下，其盛大业绩与功名，实在可以和伊尹、吕望比肩而论；
诸葛亮是真正完美少有的特殊人才，萧何与曹参二人也不可能比得上他的才能。
汉祚难延，忠魂痛裂三分鼎；
军山在望，高冢灵通八阵图。
光绪癸未（公元1883）仲冬（十二月），署沔县典史（主管县狱及捕盗的官职）街泉（亦名街亭，甘肃秦安县陇城镇。马谡失街亭处）冯锡龄敬题
蜀汉的帝业难以延续，使诸葛亮忠君的灵魂仍痛心天下分裂成为三足鼎立；
定军山举目在望，高高的武侯坟墓似灵应贯通着诸葛亮推演的八卦阵法。
古石幽香名士骨；
苍松翠柏老臣心。
光绪戍子（公元1888）仲冬，豫章（今江西南昌）萧执中题
古老的碑碣石刻，散发出诸葛亮高尚气质与品格的清香；
青绿色的松柏树，象征着诸葛亮忠于蜀汉帝业的高杰心灵。
故国不归，山河未遂中原志；
忠魂犹在，道路争瞻汉相坟。
嘉庆七年（公元1802）夏，钦命陕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陕西全省司法之官职）文濡题
诸葛亮死后不归葬于故乡，是因为没能完成统一河山的志愿；
诸葛亮忠君的灵魂还在，过往的行人都争相瞻仰拜谒武侯墓。
生为兴刘尊汉室；
死犹护蜀葬军山。
光绪庚辰（公元1880）冬，蜀州（今四川崇庆县）李士瑛题
诸葛亮生前一切都是为了兴复刘氏帝业而尊敬事奉蜀汉王室；
诸葛亮死后仍然为保护蜀汉国土和事业而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下。
二表竭忠臣，鞠躬尽瘁不负南阳三顾；
一心扶汉祚，拓土开疆卒书正统两朝。
嘉庆七年（公元1802）夏，钦命提督、甘肃全省军门（一省之最高武官）杨遇春题
前、后《出师表》竭尽了诸葛亮的忠心。恭敬谨慎，不辞劳苦，为的是不辜负刘备茅庐三顾之恩；
一心扶持蜀汉帝业，扩展、开辟疆域和领土，终于使史籍记载了刘氏国统的刘备、刘禅父子两代。
虽知天定三分鼎；
犹竭人谋六出师。
清．麦凤岐题
诸葛亮虽然知道魏、蜀、吴三国鼎立是不可抗拒和改变的客观规律；
但是，他仍然竭尽人为的谋略，六出祁山进行伐魏而力求统一。
隐居求其志，行义达其道，王业偏安炎汉恨三足鼎立；
扶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鞠躬尽瘁大星落五丈原头。
同治五年（公元1866），知沔县事（知县）浙江莫增奎题
诸葛亮深居不仕为追求自己的志向，多行义事为达到道德标准。他恨的是汉代的帝业编居一方，不能统一，成为三分天下；诸葛亮受托孤之命而扶持幼少的君主，摄一国之政事全力辅佐蜀汉帝业。谦恭谨慎，不辞劳苦，死在了五丈原
勉县武侯祠联解
两汉以来无双士；
三代而后第一人。
清．嘉庆（沔县知县）马允刚题
诸葛亮自西汉、东汉以来没有匹敌者；
夏、商、周之后，诸葛亮是第一个杰出人才。

日月高悬处师表；
风云长护定军山。
清．马履泰书
诸葛亮的《出师表》象太阳和月亮一样放射着光辉；
大自然的风和云长期保护着定军山下的武侯墓。

此地始终关大汉；
何年将相似先生。
清．光绪西蜀骆成骧题
汉中这个地方，始终关系着汉朝的基业和前程；
什么时候的文武官吏，才能又类似于诸葛孔明先生。
两汉之间见儒者气象；
三代而下有王佐经纶。
乾隆乙卯（公元1759）科进士，工部侍郎四川长寿韩鼎晋题
西汉、东汉之间，可以见到知识渊博的学者气质与情态；
夏、商、周以后，有诸葛亮这样辅佐帝王事业才能的人。

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
仰风流于遗迹，万古清高。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十二月，冯玉祥题于南京行营
诸葛亮为成就蜀汉统一大事业，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生小心谨慎；
仰慕先贤崇高遗风于武侯祠，诸葛亮是永远不慕荣利而洁身自好的人杰。

大名垂宇宙；
遗像肃清高。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仲秋（九月），于右仁书
诸葛亮的大名流传在天地万物之间；
诸葛亮的遗像肃穆、清正而高大，使人敬仰。

扶汉心坚，惟谨慎乃能担当事业；
伏龙誉早，必深潜而后腾绰云霄。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二月，天津徐通久书
诸葛亮意志坚定地匡扶蜀汉帝业。但是，只有谨慎小心，才能担当起这样重大的事业；
诸葛亮早年就有了崇高的声誉和名望。他必然是隐居深藏后才能腾跃，去施展志向和才能。

未定中原，此魂何甘归故土；
永怀西蜀，饮恨遗命葬军山。
戍子冬日广州书抄
诸葛亮没有完成北定中原而统一河山的志愿，其魂魄怎能甘心归葬于家乡故土？
为了永远怀念、留恋蜀汉帝业，诸葛亮含恨遗命而葬于汉中的定军山下。
羽扇纶巾天下士；
文经武纬后人师。
清道光（五年至十七年，公元1825——1837）陕西总督，增太子太傅（皇太子的老师）、兵部尚书（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官职），四川崇庆（县人）杨遇春撰
诸葛亮手持羽扇，头戴纶巾，潇洒从容地指挥军事，不愧是天下的名士；
在治理国家的文武才能方面，诸葛亮堪称为后代人的师表和典范。
兵在攻心，三分聊竭解悬力；
鱼如得水，六出诚为尽瘁衷。
清：王鼎丰题
领兵打仗要以攻心为上策。三足鼎立中，诸葛亮依赖此战术竭力瓦解敌方悬殊的军事力量；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情投意合，有所依靠。诸葛亮六出祁山竭尽劳苦，完全是为了尽内心的忠诚。
萃灵爽于一堂，国之忠臣，家之孝子；
享明烟于亿代，前有烈祖，后有慈孙。
清嘉庆：李复心题
武侯祠内聚集了诸葛亮父子的灵魂与精英之气。他们堪称为蜀汉国家之忠臣，诸葛氏族家庭的孝子；
供奉祭献神明的烟火世代相传。前面有诸葛亮这样功业显赫的祖先，后面有诸葛瞻、诸葛尚这样忠孝的子孙。
勉县五丈原诸葛庙
一诗二表三分鼎；
万古千秋五丈原。
一对二表三分鼎
六出七纵八阵图
——题陕西歧山五丈原诸葛庙
此联选取诸葛亮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作为本联社会意象的支点，以数字为红线串引之。全联采用数字罗列
并置的构图方法，读来的简洁有力、精确具体，再现和褒扬了诸葛亮的卓越功绩和传奇人生。
成都武侯祠联解
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
这两句是从祠内清人书刻杜甫《古柏行》诗碑摘出来的。意思是回忆以前绕道成都锦亭的东边，曾经见到刘备和诸葛亮的祠庙并列在一处。“閟宫”出自《诗经》，这里借指祠庙。原句本非律体，不能用平仄对仗格律衡量。
合祖孙父子兄弟君臣，辅翼在人纲，百代存亡争正统；
历齐楚幽燕越吴秦蜀，艰难留庙祀，一堂上下共千秋。
近人刘咸荥(字豫波)撰书。
上联是说昭烈庙中合祀的诸人，体现了祖孙(刘备与刘谌)、父子(关羽、张飞与其子关兴、张苞)、兄弟(刘备、关羽、张飞)、君臣(刘备与其文武群臣)的各种关系，他们意在辅佐翼护蜀汉，维系人伦纲常，争得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相沿的正统(正统是历代统一天下、一系相承的系统，和偏安、僭伪是相异的)。
下联是说刘备在东汉末年黄巾后，起兵与群雄争夺江山，经历了齐(今山东)、楚(今湖北、湖南)、幽燕(今河北、北京)、越吴(今浙江、江苏)、秦(今陕西)、蜀(今四川)等地，最后才在蜀称帝，建立了蜀汉政权，立国是很艰难的。后人为立祠庙，使他们一堂上下共传千古。
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
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
清人完颜崇实撰书。
上联：陈寿《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使君本系使者的尊称，后代常用来指州郡长官，刘备曾为豫州牧即州长官，故称使君)。又载刘备屋舍东南角有一株桑树高五丈余，远望如车盖，时人说他家有王气。作者据此说刘备是天下英雄，为汉王朝正统攸(所)归，楼桑如车盖就是王气所钟(聚集)的明证。
下联：史称刘邦创立汉朝，先从汉中还定三秦，然后统一天下，刘禅在成都降魏，汉朝才最后灭亡，所以说巴蜀关系到汉朝的始终。遗民还在，怀想当年霸业，只剩这座古拍森森的祠堂了。
惟此弟兄真性情，血泪洒山河，志在五伦存正轨；
纵极王侯非富贵，英灵照天地，身经百战为斯民。
近人刘咸荥撰，今人黄雅荃补书。
上联说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为兄弟，具有至性真情，他们浴血奋战争取江山，立志要维护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伦的道德准则和礼法正轨。
下联说他们后来虽然分别作了王侯，却不是为了贪图富贵，而是英光灵气，照临天地，不恤身经百战，只为造福人民。
兄弟君臣一时际会，当年铁马金戈，树神旗而开西川大业；
祖孙父子千古明良，今日丹楹画栋，崇庙貌而志后汉丕基。
清人张清夜撰，今人方滨生补书。
上联是说刘备和关羽、张飞及文武群臣遇合在一起，跃马横戈，转战疆场，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才树立起堂堂正正的大旗，在西川开创了蜀汉的帝业。
下联是说蜀汉王朝祖孙父子英明贤良，足以流劳百世。今日大殿里红色的楹柱，绘的栋梁，庄严雄伟的气象，尚标志着蜀汉当年宏伟的基业。
生不视强寇西来，天意茫茫，伤心恸洒河山泪；
死好见先皇地下，英姿凛凛，放眼早空南北人。
近人刘咸荥撰，今人刘东父补书。
这副对联悬挂在刘龛前，赞美他英勇殉国的壮烈精神。刘谌是刘备的孙子，刘禅的第五子，曾封北地王。史载魏军进逼成都，刘禅束手无策，准备投降时，刘谌愤激地谏说：“若理穷力屈，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
社稷，以见先帝”(指刘备)，无奈刘禅不听，谌便哭诉于备庙，先杀妻子而后。故联文颂美他生不忍见到强敌曹魏军队来到西川，但天意难说(指刘禅不听忠言)，只得痛哭流涕，杀身殉国，去见刘备于地下。这样英勇壮烈、大义凛然的气概，当然是早没有把南吴北魏的人看在眼里的。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番晤对古今情。
董必武同志撰书。
上联摘录杜甫《蜀相》诗原句，意思是刘备曾三次拜访诸葛亮于隆中(今湖北襄阳)，不辞辛劳地向他请教平治天下的大计。诸葛亮提出的策略具见于《隆中对》，主要是分析天下大势，先取荆州、益州、安抚南方，内修，外联东吴，北伐曹魏，统一全国。
下联是作者赞美他们这番晤对，纵论古今大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奠定了以后事业的基础，古今传为美谈。
志见出师表；
好为梁父吟。
郭沫若同志撰书。
《出师表》是诸葛亮统军伐魏时上给蜀汉后主刘禅的奏章，他平生的志向抱负都体现在里面。《梁父吟》是一种古乐府曲调，并非如有些书所说全属葬歌类。诸葛亮在隆中时，喜爱吟诵这支歌曲，以抒发他忧国忧民的怀抱。传说他曾写过一首《梁父吟》的歌词，里面有感慨不平的意思。
两表酬三顾；
一对足千秋。
近人游俊撰书。
上联是说诸葛亮的两个《出师表》酬答了刘备三顾茅庐的情谊，因为里面提出了用人唯贤，赏罚严明的治国方针，体现了竭智尽忠兴复汉室的愿望，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下联是说诸葛亮的《隆中对》足以流传千秋万世而不朽，因为里面提出了蜀汉建国治国的整个方针策略。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今人沈尹默摘句并书。
这副联语摘自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上句赞扬诸葛亮的大名长垂宇宙而不朽(古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下句颂美诸葛亮是国家元老重臣，遗像端肃清高，令人十分敬仰。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今人冯灌父摘句并书。
这副联语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摘来，意思是诸葛亮经邦济国的军事才能，比商初名相伊尹、周初名相吕望，只在伯仲兄弟之间，不相上下。伊尹辅佐成汤、太甲两代，吕望辅佐文王、武王两代，勋劳特著，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两代，情况亦极相似。至于说到老谋深算，指挥如定，则比汉初相继为相的名臣肖何、曹参，更高一着。
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
仰风流于遗迹，万古清高。
近人冯玉祥撰书。
上联是说成就大业必须兢兢业业，谨慎从事，诸葛亮一生可为典范。
下联是说今日晋谒武侯祠，瞻仰武侯风采，感到真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所说：“宗臣遗像肃清高”，“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武侯的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是足以流传万古的。
亲贤臣，国乃兴，当年三顾频烦，始延得汉家正统；
济大事，人为本，今日四方靡骋，愿佑兹蜀部遗黎。
清人冯煦撰，今人郝谦补书。
上联用诸葛亮《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及杜甫《蜀相》诗“三顾频烦天下计”语意，说刘备能三顾茅庐，重用诸葛亮这样才德兼备的贤臣，始得创建蜀汉，延续了刘邦创业，刘秀中兴的刘氏王朝的正统。
下联本刘备“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语意，说人民才是一切事业得以成就的根本，今日四方多难，愿能保佑四川人民得享安宁生活。“四方靡骋”出自《诗经》“我观四方，促促靡所骋”。靡的本义是无，四方靡骋即四方多难无处驰骋，黎即黎民，指一般人民。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清末权四川盐茶使者云南剑川赵藩撰书。
这副对联总结了诸葛亮军、政两方面的经验，向为广大人民所传诵。
上联说能使用攻心战术，如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那样使其心服，则一切怀异心、图反叛的阴谋就自会消失，所以古来懂得用兵之道的军事家并不是单凭武力取胜。我国大军事家孙武在所著的《孙子兵法》里就主张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
下联着重指出审势是为政的关键，意在劝勉后来治蜀的人，要深思熟虑，如诸葛亮那样谨慎地审度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建功立业，而不至于犯错误。联文意义深远，可供借鉴。
文章与伊训说命相表里；
经济自清心寡欲中得来。
这副联语是清人陈矩集宋代文学家苏轼、理学家朱熹的原句所成，清人赵藩手书。
上句是说诸葛亮的文章可以和《尚书?商书》的《伊训》、《说命》两篇相比美；
下句是说诸葛亮经国济世的功业，系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中涵养培育得来。
异代相知习凿齿；
千秋同祀武乡侯。
近人钟瀚撰书。
上联是说后代深知诸葛亮的，是晋人习凿齿。他著《汉晋春秋》，首先摒弃一般史家以魏为正统的作法，推尊蜀为正统，并大力颂扬诸葛亮的勋业。
下联是说曾封武乡侯的诸葛亮，治蜀有功，遗爱在民，千多年来人民都到这里来瞻仰祭祀他。联文对昭烈武侯同祀备加颂扬。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近人刘咸荥撰书。
诸葛亮曾经对临终时的刘备说过：“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来六出祁山伐魏，积劳病死于五丈原。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在蜀亡时殉国，真不傀是勤劳国事，三世忠贞。所以曾任过太子中庶子职务的陈寿，虽然是继仇视蜀汉的曹魏立国的晋代史官，在他所著的《三国志》里，仍然对他们大加赞扬。
下联是说诸葛亮的《出师表》是天地间惊人的文章，致后世也有“读《出师表》而不下泪者不忠”的说法。传说千年后的民族英雄岳飞出师抗金，夜宿南阳诸葛庐时，阅读《出师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便和泪和墨一气书写下全文，以志其景仰之忱。书法气势磅礴，龙飞凤舞，拓本广泛流传，至今祠内翻刻的石碑，尚吸引着众多的游人尽情地欣赏。
公本识字耕田人，为感殊遇驱弛，以三分始，以六出终，统一古今难，效死不渝,遗恨功名存两表；
世又陈强古冶子，应笑同根煎急，谁开诚心？谁广忠益？安危天下计，先生以往，缅怀风义拂残碑。
近人王天培撰书。
上联是说诸葛亮本在读书耕田，为感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从隆中一对，三分定局开始，直到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病死，始终为国事奔劳不息。遗恨的是统一天下这件古今大难事未能成功，只留下前后《出师表》，犹可想见他的勋业。
下联是说如今世上又出现了陈强、古冶子(我国春秋时齐相晏婴用二桃杀三士中的两个武士)一类恃强逞勇的人物，不惜同根相煎(语出曹植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自相残杀。有哪个能象诸葛亮那样“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系天下安危在一身呢？抚今追惜，拭拂祠内残碑，怀想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贤哲风义，不禁感怀万端。(上联已经用了两个“以”字，下联先生以往的“以”，似应用“已”字为佳，虽然两字有时可以通用。)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这两句影刻自郭沫若《蜀道奇》手迹。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后出师表》，意思是献身国事，自当不恤劳瘁，死而后止。生封武乡侯、死谥忠武侯的诸葛武侯，确是十分忠勇英武的。至于他“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体国恤民的精神，则有出师两表留下宏规硕范，足为后世准则。
三分割拒迂帱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今人沙孟海摘句并书。
这两句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摘来。
上句赞美诸葛亮隆中一对，分析当时大势，定下三国鼎立局面，与魏、吴各自割据一方，然后联吴伐魏，统一天下的大计。这种深谋远虑的筹议策划，是屈曲艰难，煞费苦心的。(纡的本义是屈)。
下句本《梁书?刘遵传》“此亦威凤—羽，足以验其五德”立意，说诸葛亮的才德器识，有如云霄鸾凤，三分功业，屈处偏隅，胸中抱负，未能尽展，万古而下所见到的，不过是云霄的一片羽毛罢了。凤有威仪，故名威凤，是世间稀有的祥瑞，常用以比喻难得的贤才，这里用来颂美诸葛亮是万古唯一的人杰。
只手挽残局，常归谈笑；
鞠躬悲尽瘁，剩有讴歌。
清人陈廷楷撰，今人关山月补书。
上联赞美诸葛亮大力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挽回汉朝天下残破的局面，常是成竹在胸，指挥若定，在谈笑间即操胜算，使敌人闻风丧胆。
下联说诸葛亮为国宣劳，大功未成，就积劳病死在前线。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使万民景仰悲悼，历代都立专祠祭祀，至今广大人民还是对他讴歌颂扬。
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清人完颜崇实撰，今人刘孟伉补书。
上联“一抔土”即一捧土，借指坟墓，意思是刘备的坟墓(史称惠陵)现在还高高地耸立着，那曹操修筑的铜雀台却早巳荒芜，他埋在漳河边的七十二个疑冢(假坟，曹操埋七十二疑冢系宋元以后的传说，正史没有记载)也无处寻觅了。
下联是说三国分立的局面，已成历史陈迹，但凭这剩下的古路和石雕的麟兽，还能令人想见当年汉代皇帝的仪式排场。

武侯祠是刘备的庙 诸葛亮的祠堂为什么叫武侯祠?

很多时候，我们在提到“武侯祠”的时候，第一个联想到的人一定是诸葛亮，他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追封忠武侯，因此，人们也就将供奉他的祠堂取名为武侯祠。但是很多人发现，刘备汉昭烈庙同样也叫做武侯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的祠堂都叫做武侯祠，那么这两个祠堂是不是同一个呢?

1.武侯祠的来历

的确是同一个。“武侯祠”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诸葛亮被封侯的名字，他生前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刘禅追封为忠武侯，也因此，后世人纪念他的祠堂就叫做武侯祠。武侯祠应当是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些武侯祠中以成都武侯祠最为出名，规模也是最完善的，毕竟这里曾经是蜀汉的都城，也时诸葛亮最活跃的地方。

诸葛亮，字孔明，他的很多事迹想必也不用多说，青年时期隐居，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辅佐之后，就一直跟随刘备，出谋划策处理朝政，联合东吴孙权的一同抵抗曹操。勤勉谨慎，事必躬亲，而且还是个发明家。通过《三国演义》的描写，诸葛亮更是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神一级的人物。

2.汉昭烈庙

汉昭烈庙，一听名字也就知道，这是用来祭拜汉昭烈帝刘备的地方。三国时蜀汉的开国皇帝，早年时期颠沛流离，尝遍人世间的冷暖，也投靠过很多诸侯，参与镇压黄巾起义。不过很多人都认为，刘备一直到诸葛亮加入自己的阵营，才终于进入事业的上升期，有了诸葛亮的助力，刘备也终于有了转变。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但是在历史上却一直被称为蜀国或者蜀汉。然而没两年，刘备就因为与吴国夷陵一战，心力交瘁，战败之后没多久，就病逝于白帝城，留下诸葛亮辅佐刘禅。刘备死后，成都修建昭烈庙以纪念他。

3.汉昭烈庙为何也叫武侯祠

其实，武侯祠本是纪念诸葛亮的祠堂，但是明朝时期因为昭烈庙的香火不如武侯祠，身为帝王的尊严往哪放?于是朱椿下令拆掉武侯祠，将诸葛亮移入昭烈庙，但是仍旧耐不住民间诸葛亮的人气高，人们又把新的拥有诸葛亮的“昭烈庙”叫做“武侯祠”，而且一直都没有改。

尽管中途也有人提出过意见，认为刘备毕竟是君，诸葛亮是臣，怎么可以反客为主?但是不管怎么改，百姓心中始终将诸葛亮作为主角，一直到后来在讨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候，考虑到实际情况，也就仍然叫做武侯祠，而不是汉昭烈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