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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三教之所以从开始时的彼此攻讦，几欲置对方于死地，到最后三教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浑然整体，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是因为它们其实都在一个文化整体中承担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功能。儒家思想益于维持社会的人伦秩序（忠君孝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家思想益于张扬个人的精神自由（自在无为、逍遥无待、神游于天地之间），而佛家思想则能为每个人对自己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提供一种答案（因果轮回、生死解脱、破除烦恼）。而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实三者功用不同，确实缺一不可。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在社会秩序与个体自由的矛盾与对立出现激化时，其文化冲突会表现得尤为强烈，并出现走向极端的倾向，这可以理解何以会由汉代的独尊儒术严守人伦纲常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自由舒展、飘逸放达。至于佛家，则因其直接切入个体生命所不能回避与关注的终极问题，所以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最高哲学表达，又当归属于佛家，谈到佛道两教之争，只能说是资源的争夺。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三家思想都具有协助君王统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社会安定的文化功能，这又影响了作为集权专制者的封建帝王不同的政策，这种政策随帝王个人喜好之不同而使三教命运起伏波折。
（一）、佛教初传时的三教关系
三教关系，应以三教皆具而形成关系为标志，所以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理应从佛教初传开始算起。
佛教：佛教的传入，现在学界已大体确定为东汉初年（汉明帝永平年中）。在汉代佛教刚传入时，大家都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这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神仙道家思想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佛教，便把它当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则是把佛陀看作神仙，可以飞行变化，把佛教追求的最终境界“涅盘”，等同于老子的“无为”，而对“轮回”转生，则理解为灵魂不死。灵魂不死，这原本不是佛教的思想，可在当时，人们就是这样去理解轮回，认为只有灵魂不死，才有轮回转世。这反映了佛教初传时的真实状况，同时也牵涉到与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融合与贯通，在佛教初传之时，这层关系已经表现了出来。
这还可从《弁子理惑论》中见其端倪，此文是现留存下来最早反映佛教在中士初传状况的一篇文章，作者回述自己从学习儒道而最终转而锐志于佛法，并遭到世人的种种责难，于是他根据自己对佛教的理解，一一作了回答。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儒家、道家、尤其是道教对佛教的不同看法，以及佛教对中土予其的不同评价所做出的回应。日本人撰写有关三教的书，都把《弁子理惑论》定为中国三教关系的开端。
儒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以攻击与排斥为主。这也可以看作是上千年三教关系中，正统儒家对佛教的基本态度。哪怕是到宋明理学，正统的儒家对佛教的思想大加吸收，但在其表面上，居儒学中主导地位的，仍是对佛教的拒绝与排斥。当然，这也不排除另有一些儒家学者，因受佛教较深的影响，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三教融合、三教一体的思想。但在儒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总是对佛教加以排斥与批评。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对佛教出家、修行方式的批评，因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君孝亲的伦理精神相互违背，所以一开始就被儒家认为违理背德。佛教的出家人，作为方外之人，抛家舍亲，看上去即不忠又不孝。
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家又与道家、道教站在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来反对与排斥佛教。从《弁子理惑论》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相关的资料。儒家一向以华厦正统自居，自先秦始，儒学中就有所谓的华夷之辨，其中涉及中原文化与狄夷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佛教传入之后，这华夷之辨的问题就更加突显了出来。
道教：在佛教初传时期，道教对佛教的态度看起来并不明显，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少。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形成，在学界，过去认为两者时间差不多，都大约在东汉末年。现在学界认为佛教的初传入可以提前到东汉初年，也有人认为道教的形成，若以《太平经》为标志，当形成于两汉之际。《太平经》中，包含有对“不孝父母，不娶妻无后、乞食”的批评。但这是否就是对佛教的批评？实难轻下定论。
从现有的资料上看，佛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道教在初创阶段，是很需要向佛教学习借鉴的。至于外来的佛教，想在中华大地上生根，也有一种需要寻求同道的愿望。洪老师认为，尽管《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争的产物，但它所利用的“老子化胡说”，其说初起时，却可能有调和佛道的意味。这一论点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佛道相争，至少得到佛道的发展都具有相当规模、并为其利益不得不争时才可能发生，而它们初起时，是不太可能争得起来的。
儒佛关系：在儒家排斥佛教，而道教对佛教的态度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后，对儒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根据现有的资料看，佛教对儒家则基本上是以调和与妥协为主，甚至采取积极迎合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着后来历史上儒佛关系的全过程。即便是后来宋明理学在学佛的时候同时又大力辟佛，佛教也还是基本上不改其对儒家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只有在某些时候，佛教壮大了，佛教内部有一些高僧，对儒家思想提出批评，甚至认为佛教的思想高于儒家。但这也只在隋唐五代佛教鼎盛的那一阵子，宋之后这种调子就很少了。更多强调的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领域，提倡大家一起共存互荣。
这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本根，是被统治者所确定的文化主体，也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所需要的，外来的佛教，当然要力图让自己与儒教相妥协；其二，从佛教角度而言，由于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佛教的思想并没有与儒学思想构成相互矛盾敌对之处，而且佛教也一直是种和平忍让的。
调和妥协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译经，佛教在译经时会把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的东西给去除掉，甚至有的地方还对经文做出相应的改变。另外，对那些来自于儒家对佛教服饰制度、出家制度的批评，佛教也从多方面做出了回应，比方说，佛教强调了自己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所以，要从大的方面上看，而不要只在形式上过于苛求，所谓“苟有大德，不拘于小”。另外，佛教也强调了方外之人与世俗之人的区别，出家人为了求道而摆脱世俗，这本身对世俗就是一个榜样，不应再用世俗的伦理道德去苟求于他。关于“夷夏之辨”，在《弁子理惑论》及《弘明集》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回应还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如：尧舜禹这些圣人，未必出自中原，而且也地域划分的相对性，所谓中原，所谓夷夏，本来都是相对的。
佛道关系：佛教对道教的态度，学术界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对道教有一个利用的过程，但也有对其某些主张的批判。利用者，则主要体现在其初传时，对一些东西未必分得很细，道教作为道术之一，而佛教自己也被世人理解为道术，佛教并不就把道教当作一个重要的批评对象。
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佛教传入以后，就开始有一种把道教与道家做出区分的趋向。老庄道家的哲学，其对无为境界的追求，其对逍遥境界的追求，可以用来格义比附于佛教，所以可引道家为同道。但同时又对道教所采取的某些主张加以批评，比如对道教一些特有的修炼方式，在《弁子理惑论》中可以看到，它不仅对道教的辟谷等等道术进行了批评，而且对所谓神仙不死之术加以否定。弁子说自己也读过道家诸经，修过道术，拜过师父，以求长生不死，结果拜的师父三个，各自号称700岁、500岁、300岁，拜了不到三年，他们全死掉了，所以这不可信，自己最后改学了佛法。
现在我们说《弁子理惑论》这本书的出现，可能在东汉末年，也可能在三国初年，这虽有争议，却至少表明，在东汉末年或是三国初年那一时期，佛教对道教的辟谷与长生之术就有了批评。当然这与佛教自身的理论有关，佛教讲诸法无常、因缘聚合、成住败灭，而道教徒偏要讲长生不死、与道合一。这一方面虽是理论上的探讨，却也牵涉到彼此修行方法的不同。
三教一致论：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弁子理惑论》中出现了最早的“三教一致”的观点。由此可见，三教一致论，最迟在三国初年已经被提出。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的三教一致论出现在《弁子理惑论》中，可见是由佛教徒站在佛教的立场上提出来的。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讲三教一致，它却可以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提出，也可以为了不同的目的。比如，这里最早由佛教徒提出的，他主要是为了与儒道缓和关系，希望佛教在中土得以立足。而后来，一些儒生也提出三教融合论与三教一致论，他们强调的，则是对佛家的东西要善加吸收，而不要简单排斥，在这过程中，他们更多的还是为了张显自己本家的学说和本家的学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主张了三教一致和三教融合，就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关于三教一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比方说，他们都强调三教圣人没什么不同，成圣、成仙、成佛，根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三教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可以会通的，他们在强调三教一致时，往往还会利用中国语言中“道”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变性。所以儒家、佛教、道教他们往往会讲，佛道，是佛之道，道教，说的本来就是道，而儒道，则是孔孟儒家之道，他们都可以把思想在“道”这一基点上统一起来。这正好反映了“道”这个概念，本身容量很大。
最早提出的三教一致论，主要是强调其有利于社会教化，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并有利于封建宗法制的巩固和加强。这种三教合一的观念，后来在儒家、佛教、道教三家内部，就不断有人这样提出。这也为三教后来在隋唐时期的鼎足而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并为后来不断有人提出完善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开启先河。

风水宝地的著名城市

北依山险、南控平原
北京是中华人民的首都。它有3千多年的历史，周武王封尧的后代于此，当时叫蓟丘，后来成为燕国的国都。辽代以北京为陪都，称燕京。金代于 1153 年迁都北京，改名为中都，从此成为全国的中心。元代以北京为大都，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建设北京，奠定了北京城的规模。明初定都应天（今南京），为了杀元代的王气，拆除了元朝的宫殿，把北城墙向南推移。明成祖迁都北京，为了体现的核心地位，把全城的中轴线向东推移了 150 米，新建的宫殿都在中轴线上，又在线北堆筑了一座景山，用以镇元代残余的王气，以便明代长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为都城，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用以祭祀。北京城南面有天坛，北面有地坛，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分别表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
北京之所以历来成为军事重镇、中心，这与其地理形势有关。它地处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北是燕山山脉，西北是茫茫千里的蒙古内蒙古大沙漠、戈壁滩，西南是太行山脉余脉，南面是华北平原，东面是渤海湾。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环抱渤海，成为拱卫北京的屏障。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处于北京小平原、南方中原黄淮海大平原、北方山地之间，必然引起历代先哲的重视。
元代蒙古贵族巴图南曾对忽必烈极力推荐北京，《元史·巴图鲁》记载巴图南语：“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决定定都于燕。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赶走明惠帝后，他不愿意到南京当皇帝，有意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封地（时称燕京），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上有所好，下必应之，他的臣僚纷纷表示赞同。《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群臣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明人普遍认为定都北京是明智之举。万历年间修撰的《顺天府志》卷一云：“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之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
由于近代以来以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不平衡发展，人口聚集将近1800万，北京的地下水位在加速下降，许多年份和季节永定河已经处于断流状态，北京成为中国北方缺水、较为干旱的地区。 虎踞龙盘、依山傍水
南京的西面有座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像一个蹲着的老虎，东面有钟山，像盘曲的卧龙。所以，历来的人们称南京为“虎踞龙盘”。这个称呼由来已久，据晋代张勃的《吴录》，刘备派遣诸葛亮到南京，诸葛亮叹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北周庚信在《哀江南赋》云：“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书志》解释说：“虎踞龙盘，帝王表其尊极。”唐代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云：“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可见，“虎踞龙盘”一词已为人们认同。
南京先后有不少王朝和政权在此建都。三国的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曾在此建都，史称六朝古都。以后，南唐、明朝、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蒋介石国民短期在此建都。
南京的名称多有变化，战国时楚置金陵邑，秦称秣陵，东吴称建业，晋及南朝称建康，明称南京，南唐和清朝称江宁府，太平天国称天京。
南京地势险要，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不易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南边有长命州、张公州、白鹭等沙州形成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很看中这块地。 不仅如此，南京还交通便利，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沿江可上溯到九江、武汉，沿江下行可到上海，加上秦淮河与太湖水系，使得南京四通八达。
风水先生对南京的走向有过描述。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谈南京寻龙时说：“若南京牛首之龙，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漂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左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这一套说法很烦琐，我们切不可拘泥。
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中评价南京的地理环境时说：“ 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中，诚难觅此佳境也。 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之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南京城身系中华儿女荣辱，五胡乱华，中原汉族衣冠东渡，建立东晋王朝，抵抗外族，还我汉人河山，大明江山抵抗蒙古族元代外族统治，太平天国 ，中华民国，汉人一次次的反抗外族的根据地，维系华夏文明的复兴之地。故朱偰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
洛阳是九朝故都，跨越时间长达千年有余。“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洛阳城北的邙山是中国人终极归宿的代名词，邙山上陵墓多得“几无卧牛之地”，更有6代24帝长眠于此，分布之密、数量之多、延续年代之久，堪称中国之最。“邙山属崤山余脉，高出黄河、洛河水面约150米，地势开阔，南有洛水，地处黄河与洛河交汇处，‘水口’是上上之选，整个陵区的风水是不错的。在邙山地表以下5 ～ 15米的土层，渗水率低、黏结性好、土壤紧硬密实，最适于安置墓穴。”**
在风水理论中，葬地讲究生气凝聚、风吹不到，并且有水流可以界止生气，由晋郭璞写就的风水名著《葬书》对此的解释是：能够给人带来福音的葬地，靠的是葬地内的生气。生气在地里流动，遇见风一吹就散了，遇见水流一拦挡，就停止不动了。这其中的气，指的是阴阳二气。宇宙间存在的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气，时刻不停地在消长变化，当阴阳二气彼此平衡为最佳状态。邙山一带“北枕邙山南蹬洛水”正是“靠山面水，藏风聚气”的理想营坟之所。 南阻秦岭，北滨渭河
西安，古代称为镐京、长安，它是我国著名的古都。西周以丰、镐为都，秦以咸阳为都，均在西安附近。西汉、新、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在西安建都。东汉、曹魏、后唐都在西安建有陪都。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看中了西安，这与西安的地理形势有关。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史记 留侯世家》记载汉代张良对西安的赞誉：“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进而，天府之国也。” 天目余脉、山清水秀
杭
州，旧称临安，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在此建都。
杭州位于镇江的北岸，京杭大运河在此与钱塘江相交。它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它风景如画，封建统治者很乐意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所以在此建都。以至于宋代诗人林升斥责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有关杭州的风水，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记载明正德三年（ 1508 ）郡守杨孟瑛所述：“杭州地脉，发自天目，群山飞翥，驻于钱塘。江湖夹挹之间，山停水聚，元气融结 …… 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江，右临湖曲，所以全形势而周脉络，钟灵毓秀于其中。”
李思聪在《堪舆杂著》论杭州干龙说：“杭州干龙自天目起，祖远不能述。从黄山大岭过峡后，一枝起南高峰，从石屋过钱粮司岭，起九曜山，越王山，过慈云岭。起御教场、胜果山、凤凰山，过万松岭，起吴山入城。一枝起北高峰，从桃园岭青芝坞断，起岳坟后乌石山，从智果山保叔塔入城，来龙沿江而下，皆自剥星峦遮护，隔江诸峰，远映护龙，直从萧山至海门。生天弧天角星，从别子门石骨渡江，起皋亭诸山，作下砂兜转。右界水自严州桐庐流入钱塘江；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惜两界分流未合，城中诸河塞阻秽浊，脉络不清。”详见《杭州小生谈算命风水文化的存在状态及发展》

中国的八大风水宝地分别在几个城市?

一、西安——十三朝古都
二、南京——“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三、洛阳——“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四、昆明
昆明有句话说三面湖光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昆明风水很不错。说昆明的几个面，东面像神驹一样，像一匹骏马奔腾。在西面像一批挥舞灵动的大鸟。北面像长蛇一样的蜿蜒曲伏。“五百里滇池奔来言底，批巾按及，喜茫茫空军无边，北走蜿蜒，南下高速，高人遇势，何妨选胜登篱”。
五、特克思——中国的八卦城
六、衡阳
  有句话叫三道水口锁大江。衡阳这里面很特殊，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第一峰，叫回燕峰就座落在衡阳市的市中心
  古老的风水里面怎么去勘测和相地有这么一个流程，第一个叫寻龙，第二是点穴，第三是查砂，第四是问水，第五是切相。是分了五个方位，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整个城市找到，找到穴眼之后一定要锁住，就是锁住城市的命脉。而衡阳是很特殊的，三座宝塔分别锁住了衡阳三个河眼。
 七、绍兴——是唯一融“中国山水”和“诗画江南”于一体的东方名城
 八、成都——“天府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