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岁头上动土京廷,怎么才算太岁动土
古人说太岁头上动土会惹来灾祸,那太岁是何物?
中国有许多俗语，这些俗语往往有着几百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有关于古人的，有关于古代神祗的，也有关于农业商业的。一些俗语因为传播久远，可能会出现讹传甚至意思大变的情况，比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等。
太岁头上动土，也是一个流传几百年的俗语。意思是说惹到了有权势或者凶狠残暴的人，惹来杀身之祸，早在元杂剧中就已经出现。我们今天看一些书或者影视剧中，一些人也常常说这话。
不过，为什么说“太岁头上动土”会惹来灾祸呢？古人所说的太岁究竟指的是什么？
太岁，其实也叫太阴、岁阴，是古代天文和占星术中，虚拟的一颗星星，这颗星与岁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木星相对，运行方向也与木星相反。天文和占卜本来就与生死福祸相关，所以后来人们神化了太岁，并把它演化成一位神祇。
这个神祗主管什么？自然是生死祸福。如果你尊敬它，就会得到保佑，平安健康；如果你冲撞了它，那么就会自取灭亡。
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凡吉事勿冲之，凶事勿犯之，凡修造方向等事尤宜慎避。——明代冯应京《月令广义》
这本明朝的书说得很清楚，修建房子等工程，不能与太岁的方向一样，否则就是冲撞太岁，导致灾祸。实际上，早在战国时，人们就已经开始知道不能冲撞太岁了。中国曾出土一件戈，上面刻有“兵辟（避）（太）岁”四字铭文，上有一位人物形象，便是太岁。
不过，这里的解释不够清楚。既然是方向上不能冲撞太岁，那应该是“太岁方位动土”，何以说“太岁头上动土”呢？
因为太岁不一定是人形象的神，更不一定就是高高在上。
在今天看来，太岁是一种肉灵芝，能再生但不是能无限生长。实际上，早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就意识到了太岁是一种植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说过，“肉芝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具有，乃生物也”。晋代人甚至认为，吃了太岁能够长生不老。
清朝,为何没有出现“宦官乱政”问题?
清朝，一个幸运的王朝，它的开国是幸运的，立国是幸运的，亡国更是幸运的。它能成为大一统王朝，靠的不是自己，更多的是借着中原内部的内讧，从而成功入主中原。而后它能以少数统治多数，虽与统治者的能力有关，但更多的是借助制度上的优势，它的制度是清朝统治者总结了近十个大一统王朝近千年的统治经验而形成的最为完美的制度。最后它的亡国更是幸运的，皇族中人无一人被清算，连宣统帝都依然能在皇宫中称皇称帝，继续享受着那人上人的无上荣华。
当然纵观清朝296年的时间（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开始），它最为出的地方不是开国，不是立国，也不是亡国，而是在于它的“独一无二”的环境。清朝是历史上少数几个没有出现过宦官乱政，外戚弄权，权臣擅权的问题的王朝，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历史即使如强汉盛唐，它们亦不可避免的出现外戚弄权，宦官乱政的情况，而清朝虽强不如汉朝，盛不如大唐，但却是从来没有出现以上的问题，除晚清慈禧专权外，清朝皇帝更是从未让旁落于他人之手。
而这里我们就来讲讲，清朝为何就没有出现过历朝历代所频繁发生的“宦官乱政”的问题。
宦官乱政在封建时代是屡屡发生，在清之前是屡禁不止，如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李辅国、明朝的魏忠贤，这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都不可避免的出现此类问题，更有甚者在唐朝，甚至还发生过宦官杀死皇帝，扶立新君的事情，如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被宦官刘克明杀害，另一宦官王守澄就立唐文宗为帝。
可以这么说宦官乱政，轻则会影响一国之根基，致使朝政日趋腐败，民不聊生。重则更是会让一国直接陷入亡国的境地，天下沦落于外姓之手。正如范晔所言宦官“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乱政的宦官对于天下而言简直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但不可否认的是，宦官对于封建帝王来说确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说:“寺人之官（太监），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正因宦官的存在可以极大的方便帝王行使，因此历代帝王虽明知宦官可能会对国家造成危害，但却是不能将其直接废除，只能用规矩去遏制宦官乱政问题的出现，正所谓“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
当然，历朝历代的多数皇帝虽都知道宦官乱政的危害性，但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反而是或主动，或被迫的让宦官乱政的问题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朝堂之上。
如东汉，东汉宦官乱政之所以会出现，多数是因东汉皇帝需要借助宦官去制衡外戚，甚至是击溃外戚，从而帮助自己夺回，从而让宦官坐大，并直至出现祸乱朝政的问题。再如唐朝，唐朝的宦官乱政之所以会出现，主要是因为唐朝皇帝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导致的，正如唐朝宰相张居翰所言:“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年间宦官逐渐强大。贞元末年分羽林军为左右神策军，用来扈卫天子，以宦官掌管，从此宦官参与机密，夺百官之权，上下勾结，共为不法。大则构煽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爵，矗害朝政，王室袁乱”，就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让太监掌军又掌政，如此宦官乱政问题也就随之在唐中晚期出现。
总得说宦官乱政问题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需求所引起的，宦官能够乱政多数是因为皇帝自身的原因，因皇帝专制集权的需要，才让宦官有了乱政的条件，而这也是为何宦官乱政问题之所以会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但是在清朝，这个在制度上基本上照搬明朝（黄宗羲曾言:“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明朝的宦官乱政问题是除东汉、唐外最为严重的，此时明朝的宦官虽没有跃居之上，但对朝堂却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与明之内阁几乎是平起平坐），几乎是一脉相承，且在专制集权上，也是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最顶峰的王朝，它却偏偏就没有出现之前汉唐明都屡禁不止的宦官乱政问题。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一、独特的宦官管理机制。明时，管理宦官最高的机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最高长官就是掌印太监，也就是说明朝对于宦官的管理就是采用“宦官管理宦官”的方法，而这种形式必然就会导致宫禁事务长期被宦官所把控，致使掌控内廷的宦官就有可能借着这个权力转而去控制外廷，最终出现宦官乱政问题。因此，清朝就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此时管理宦官的最高机构为“内务府”，而内务府最高长官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这个职务主要是从满洲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中选出，也就是说清朝管理宦官的是朝廷命官，而非宦官。
清朝这般做，也就避免出现宫禁事务长期固定地被宦官独断把持的局面。
同时，清时总管内务府大臣多为满洲亲贵担任，这点亦可阻止宦官乱政问题的出现，毕竟他们是清朝的贵族，是清朝的主人，他们自然是不会允许宦官去干涉自家的事务。而在当时，清朝内务府对于宦官而言是有着绝对的权威的，当时宦官升迁降调均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也就是说宦官是升是降，如何调动都由内务府说了算，如果内务府不同意，这个宦官除非得到皇帝的特旨，否则永远得不到升迁。此外，清制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只要内务府认定这个宦官有违法的事情，他就可以不经请奏，直接派人将其捉拿，待其定罪后再行上奏。
因此，在满洲亲贵执掌内务府的过程中，为了不让宦官有祸乱自家天下的机会，他们自然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宦官进行百般压制。
第二、严酷的宦官管理制度。自顺治帝建立宦官制度开始，顺治就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先是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颁布上谕，对宦官进行以下的限制:“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后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还仿照朱元璋旧例，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宦官“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一旦宦官犯有不法之事，无论是贪污，还是干预朝事，皆凌迟处死，绝不姑息。
此外，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以上可知，清朝对于宦官的管理是非常残酷的，可以说当时只要宦官犯了哪怕一点错，他都可能惹上杀身之祸，甚至是凌迟处死。如此，试问在这般严苛而又残酷的规矩下，清朝又有几个宦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敢冒如此危险去干涉朝政呢？
第三、严格限制宦官的实际职权。历朝历代，之所以会出现宦官乱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皇帝给予宦官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如唐朝的宦官就被给予掌控左右神策军的权力；再如明朝的宦官就被给予“批红权”，拥有了与明朝宰相一样同等的权力，如此正是因他们手握如此大权力，唐明才有了后来宦官乱政的问题。
因此，到了清朝，清朝统治者开始严格限制宦官的实际职权，终清一朝，宦官的职权始终都被限定在“止备内廷洒扫供役”的范围之内。在清朝，首先宦官任职仅限于大内，他们没有出任外朝官职或地方官职的机会。其次清朝自顺治开始就彻底废去汉、唐、明让宦官官典领禁军、外出监军的制度，宦官从此再无掌军之权。再是清朝从不赋予宦官撰拟谕旨，处理朝政的权力，因此宦官也无掌政之权。最后清朝从不赋予掌控内廷财政的权力，宦官的财政一直由内务府管理，因此宦官也无掌财之权。
因此，终清一朝，清朝宦官从始至终都没有外出任职、掌军、掌政、掌财的机会，因此他们又有何资格去干政朝政，甚至是把控朝政呢？
第四、严格限制宦官的身份地位。有清一代，除了慈禧专权时期，清朝的太监品级从未过四品。顺治十年，顺治就颁下谕旨:“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雍正八年，雍正亦再次下谕旨:“定四品至八品，不分正、从”，此后在乾隆七年，不过四品的规矩被编入《宫中现行则例》中，其言:“一凡宫内等处太监官职，以现今四品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头品”，自此太监品级不能过四品的规矩遂成定制。
同时清时，清帝不但严格限制宦官的品级，还将宦官卑贱的地位法律化。康熙年间，康熙就曾训谕:“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如何见大人、侍卫竟不站立？”就是宦官这般卑贱的身份，看到诸侍卫，王公大臣一定要恭敬站立让道，不得傲慢无礼。此后在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雍正又再次上谕:“自今以后，凡王大臣及外国使臣进内，尔太监等俱要整肃规矩，不许斜倚跛立，互相私语。……所有不守规矩内监，朕已交与王大臣查，一经获，必并尔总管治以重罪”，意思就是从此时开始，凡宦官遇到王公大臣、外国使节，皆要恭敬站立让道，不得互相窃窃私语，更不可肆慢无礼，如若不讲规矩，一经查实必严惩，同时其主管太监也要一并受罚。
如此，在清朝康熙、雍正等多位帝王刻意的压制下，清朝的宦官可以说是毫无地位可言，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存在，此时连侍卫都能对宦官吆五喝六，更别说是文武百官了，因此清朝的宦官有何本事去乱政呢？
第五、严格限制宦官的交往。历朝历代宦官之所以能够乱政，除了有其皇帝赋予他重权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廷有文武百官依附于宦官，从而让宦官有机会，也有实力去掌控朝政大权。因此，清朝建立后，自顺治开始，清帝就严令禁止宦官结交外臣，违者一律处死。
而之后历代清帝都严令宦官不得结党营私，不得结交诸皇子，不得结交文武百官。如康熙训谕禁止宦官结盟聚党；雍正训谕禁止宦官与皇子私相交往；乾隆训瑜禁止宦官与文武百官交往，更不允许宦官在皇太后处传言政事；嘉庆训谕大臣的奏折必须递外奏事官员，而不能交内奏事太监。如上所述，就是在清朝历代帝王的严令禁止下，除慈禧专权这段时间外，其余时间，宦官与外廷的交流几乎是被完全切断的，因此宦官也就没有了与外廷官员预谋掌控朝政的机会。
第六、清朝对宦官的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明朝之所以会出现能与“文官集团”相抗衡的“阉党集团”，一部分原因是因宦官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据记载明朝宦官最盛时有数万人，因此借助着人数上的优势，再加上皇帝有意无意的扶持，宦官的是遍及全国，上至京师，下至府县，都有他们的身影。如此，明朝宦官自然也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实力。
因此，清朝自顺治创立宦官制度开始，就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入关之初，顺治就将崇祯末年的九万余宦官削减至九千人，不久又下诏:“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就是皇宫的宦官数量维持在千余人。后到了乾隆年间，宦官的数量增至约三千人，自此清朝宦官的数量基本维持在一千到三千人上下，如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宫中及外围等处共有总管、首领和太监2605名；嘉庆三年十二月，共为2675名；道光二十二年，有2216名；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有1596名，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为1693名。
第七、清朝皇帝自身原因。不可否认的是，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对于宦官种种的限制，而在于皇帝。历朝历代，宦官乱政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皇帝，若不是皇帝的怠政，亦或者皇帝的放权，作为皇家的奴才，宦官怎有机会乱政呢？想想看，明朝初立时，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宦官的管理是何其的严格，他就曾言:“太监不过是司晨昏、给使令、供洒扫的粗使下人”，因此他规定宦官不得识字，不得为外朝官，不得私交外臣，更是不得干政，那个时候的宦官可以说是被压制的死死的。可是之后为何还会出现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权宦呢？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明朝皇帝的放权与怠政吗？
因此，一个王朝要想不出现宦官乱政的问题，只要皇帝勤政，只要皇帝不放权，宦官就永远不可能对一个王朝造成多大的伤害。
而事实上，这两点清朝皇帝都做的非常好。清朝历代皇帝都牢牢记着“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的教训，因此历代清帝对宦官可谓是十分提防，每代帝王都会不厌其烦的重申着宦官对于一个王朝的危害，更是时刻警示后世之君一定要时刻保持着对于宦官乱政问题的重视。如此，清朝每位皇帝在位期间几乎都会下诏严令宦官不得干政，如乾隆一登基，他就迅即颁布严旨禁宦官在宫内传言政事，并下谕:“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望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尔等言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即只要宦官敢干政，一律正法。如此，在清朝皇帝这般的提防下，宦官怎能从皇帝的手中获得可以乱政的权力呢？
此后，清朝的皇帝虽不能说都是明君，但却可以说都是勤政之君，无论是康熙，还是雍正，亦或是道光，在治理朝政上，他们都未有懈怠之处，可谓都是兢兢业业的，比如雍正“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政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据统计雍正亲笔撰写的朱批谕旨动辄就是万言，其朱批在保和殿东西庑中更是堆积如山，而其中十分之三四现如今刊印出来，就有多达360卷，奏臣223人。因此，清朝的皇帝都是如此勤政，宦官又哪有什么机会去干政呢？
综上所述，清朝之所以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清朝皇帝的勤政与不放权，就因清朝皇帝对于宦官的提防与警惕，才让宦官失去干政的机会。而之后在严酷的管理制度、独特的管理机制、严格的限制宦官的实际职权、严格限制宦官的身份地位等制度的约束下，清朝的宦官更是再无乱政的机会。
张居正的功绩有哪些?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朝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19)从近民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凡是不能顺应时势，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用遵守；只要顺时安民的，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也不该不听从。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强调:“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20)这在言必称孔孟，道先贤的时代，提出不体察民情，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自憾位居高官，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不如底层下属了解民间疾苦。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
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他撰写《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自古以来，尸陈山野，鸟啄鹰食的，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士；风水再好，也不见朽木再生，枯骨复华的，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 又说:“葬者，藏也。”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正因为他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能够以犀利的锋芒，破除阻挠，把改革推向前进。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21)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
丁宝桢杀了大太监安德海后,慈禧是怎么报复他的?
慈禧虽然对丁宝桢杀安德海的事情很生气，但她没有处罚丁宝桢，因为这件事毕竟是安德海有错在先，所以她给丁宝桢升官加职，并赏赐了他很多东西，以此表明自己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
为什么民间有说太岁爷头上动土这句话?
成语出处：汉·王充《论衡·难岁篇》：“移徒法日：‘徒抵太岁凶，伏太岁亦凶’。”
据史料记载，太岁是古人假定的一个天体，它和岁星（木星）运动速度相同，而方向相反，太岁到了哪个区域，相应的就在哪个方位地下有一块肉状的东西，它就是太岁的化身，在这个方位动土就会惊动太岁。这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会有灾祸”的由来。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用鸡蛋碰石头，比喻触犯那些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人和事。
据中国一些辞书的解释，太岁是古代民间对木星的一个别称，木星它每12年要围绕太阳转一圈，它每一年有一个位置，地下相对应的就有一个太岁出现。民间传说盖房子兴土木的时候门不能正对着它在天上的星位。不然地上的太岁就会动怒。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说法。
太岁头上动土,出自何处?
据史料记载，太岁是古人假定的一个天体，它和岁星（木星）运动速度相同，而方向相反，太岁到了哪个区域，相应的就在哪个方位地下有一块肉状的东西，它就是太岁的化身，在这个方位动土就会惊动太岁。这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会有灾祸”的由来。
太岁又称太岁星君，太岁就是天上的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太岁又称太岁星君，或者岁君，它既是星辰，也是民间奉祀的神只。
一般人的年庚，若与值年太岁相同，民间称为犯太岁，年庚对冲者，则叫冲太岁；诗约: 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因此，无论是那一种，在那一年里必定百事不顺，事业多困厄，身体多病变，因此务必要拜奉太岁星君以保平安。
六十甲子各有岁神轮值，而当年轮值之岁神称为值年太岁，如想知道自己的值年太岁，只需找出自己在六十甲子所属的名称，便可找出自己的值年太岁。
甚麼叫做犯太岁，犯其实即是冲，「冲」亦分为「年冲」及「对冲」。
「年冲」即是指生肖之年，例如今年是蛇年，属蛇者即为年冲；
「对冲」即是指生肖之年再加上六年，「对冲」又叫「六冲」，即子午冲、丑未冲、寅申冲、卯酉冲、辰戌冲、巳亥冲；以辛巳蛇年为例，巳与亥为相冲，因此肖猪的人仕在辛巳蛇年，便是「对冲」，犯了太岁；凡是遇到「年冲」或「对冲」的生肖，都要到庙里拜太岁，才会诸事顺吉。
甚麼叫做刑太岁，刑太岁，又称「偏冲」，自己的出生年如与流年所属生肖相差三年，便是刑克，即与流年太岁「偏冲」。古语有云：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例如蛇年，肖蛇为太岁，肖猪为冲太岁，而肖猴和虎为「偏冲」太岁。
2006狗年，丙戌太岁姓白名敏，天干属火，地支属土，其位在西北偏西（戌）。
而「岁破」在东南偏东（辰），「三煞」在北（亥、壬、子、癸、丑），「五黄」在正西（申、庚、辛、酉、戌），以上的方位，今年不宜动土。
2006年有四个生肖犯太岁：
狗——犯刑 龙——犯冲 羊——犯破 鸡——犯害
「刑」：有刑律、刑伤之意；抵触相刑，亦称伏吟。
「冲」：有冲击、对抗之意；交战相冲，亦称反吟、岁破。
「破」：有损坏、破裂之意。
「害」：有不和、不合之意。
太岁神，本为道教的星辰尊称，简称为「太岁」，或称为「岁神」、「岁君」、「岁星」、「大将军」等，也就是年神，是诸神之中最有权力的年神，掌管人间一年的吉凶祸福，统摄众神，有「年中天子」之称。太岁神计有六十位，
每一位太岁都有他的姓名，顺序值年，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从甲子年的金赤大将军至癸亥年的虞程大将军，依六十甲子轮流掌管人间一年的吉凶祸福，故又称「值年使者」，或「值年太岁」。古书云：「太岁如君，为众神之首，众煞之主，有如君临天下，不可冒犯--。」由于太岁神位高权重，人人敬而畏之，为避免得罪太岁，因此在冲犯太岁之年，都必须在新开春期间求取「太岁符」，祈求新一年平安顺利，趋吉避凶。
除此之外，因太岁的姓名不能冒犯，若有人的名字与流年太岁相同，也属触犯了太岁的名讳。
新年期间，有很多在该年犯太岁的善信都求取太岁符，希望凭太岁符的灵力化解太岁的凶力。但要注意，产生灵力的太岁符须由有道行的，方能写出真正的神符；另外用钢笔、原子笔所写出来的太岁符是没有灵力可言；而且由不同的写出来的太岁符，其功效都有所不同。
如意堂近年每年年底在网络上为有缘人奉请太岁符，并得到确实行之有效反馈证实。时值乙酉流年将止，丙戌流年将至。再次推出化太岁祈符服务！望大家查阅上文看自己是否明年犯太岁！为了流年顺利，化灾解难，尽快和我联系奉请太岁符之事！
附：
符的起源
符，是道法中的基本工具之一，相传上古时代有位轩辕黄帝，其时与敌人蚩尤打仗而胜负未定，晚上时梦见天神九天玄女，获他传授神仙符籙法诀，醒后凭此法来差遣神兵神将，大败蚩尤一族，成为诸土的最高领就。此后，符就开始兴行且流传到坊间，至今符的文化已有数千年之历史。
符的类别用途
符，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之凭证，「符者，合也，信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作彼应，此感而彼灵」；借助神明的符力替善信趋吉避凶，消灾解难。
符的种类很多和用途广泛。大致有开运符、催财符、太岁符、镇宅符、护身符、人缘和合符、治病符等等。使用方法可以用来焚烧、贴在家里、藏在指定的地方、带在身上、将符焚毁后开水用来洗面或饮食等。更可以配合风水方位使用，牡丹绿叶，相得益彰。
太岁典故
太岁头上动土
俗语：「在太岁头上动土！」从秦汉时起，古人认为太岁所在的方向为凶方，不可以向太岁，所谓「可背不可向」，而且在太岁方不可兴工动土，否则就算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若犯了这个禁忌的人，就会招来灾祸或交上恶运。《月令广义?岁令》：「太岁者，主宰一岁之尊神。太岁所在之方不宜兴工动土，否则必有灾祸。」《清稗?类钞》：「俗以太岁所到之方，与所食之地，依地支十二字，每年移换，凡于所到之地，兴工动土，则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如太岁方在子（北方），岁食在酉（西），子地(北方)兴工，则在酉(西方)之家，必遭其殃。」
太岁已被列入国家祀典
元、明朝代，「太岁」已被列入国家祀典，如「元咸宗至二十一年即位，五月祭太岁于司天台」；「明太祖洪武二年议建太岁坛壝」；「明嘉靖八年、令以每岁孟春及岁暮特祀太岁、月将之神，与享太庙同日。」与太岁同受祭享的有「月将」，即按十二地支分管每年十二个月之神将。《月令广义》记十二月将：
「亥名登明正月将，戌名河魁二月将，酉名从魁三月将，申名传逆四月将，
未名小吉五月将，午名胜光六月将，巳名太乙七月将，辰名天罡八月将，
卯名太冲九月将，寅名曹公十月将，丑名大吉十一月将，子名神后十二月将。」
太岁之神
古代的纪年方法，是天干地支法。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循环相配，由甲子�至癸亥止，共得六十，六十年为一周，称为「六十甲子」。六十甲子为道教中的「值年太岁」，各有其姓名及造型。
道教有「本命年」、「本命日」等的理论说法。凡本人的出生在六十甲子干支之年，叫本命年。例如：「某人出生于甲申年，那就甲申即是其本命年。」凡本人的出生日在六十甲子干支日，叫本命日。例如：「某人出生于甲申年乙亥日，那就他的本命年是甲申，本命日是乙亥。」
相传，若该年犯了本命年或犯本命日的人，会有无妄之灾和逆困的事情发生，故大多到庙观神坛向本命的星辰祈福消灾。
《封神演义》载，「太岁」本是商朝纣王之长子名�郊，拜玉虚宫仙真广成子为师，�郊能变化成三头六臂，法宝有翻天印、落魂钟、雌雄剑，因伐周而阵亡，被周朝姜子牙追封为值年岁君太岁之神，坐守周年，管当年之休咎；而封杨任为甲子太岁之神，率领部下循周天列宿度数，察人间过往愆尤。
太岁部下众神名讳：
日游神温良 夜游神乔坤 增福神韩毒龙 损福神恶虎 显道神方弼
开路神方相 值年神李丙 值月神黄乙 值日神周豋 值时神刘洪
所谓值年、值月、值日、值时，亦即是道教所奉的「四值功曹」。在神界之中功曹是官吏的名称，是专管记录功劳薄（司功）、洭报、传送及护法等职能，道士施法请神时都会请到四值功曹降临。
附：
2005年有四个生肖犯太岁——
鸡—犯刑、兔—犯冲、鼠—犯破、狗—犯害。以上属相之人可以参照自己今年的运势，看出太岁的破坏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