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与历法,天象文化八字精批
中国古代天文分什么.历法分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经过世代连续不断的努力，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天文学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且具有独特风格的天文学体系。中国古代天文学在许多领域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历法，换一句话说，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中国古代历法不单纯是关于历日制度的安排，它还包括对太阳、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运动及位置的计算；恒星位置的测算；每日午中日影长度和昼夜时间长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预报等等广泛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历法的编算相当于近现代编算天文年历的工作。为此，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活动：譬如对历法诸课题的共同起算点——历元的选定，对一个又一个天文学概念的阐述，对种种天文常数的测算、各种天文数表的编制，对具体推算方法、天体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抉择和改进等等。这些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包涵更广泛的内容，如中国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仪器的设计与制造，关于宇宙理论的探讨，以及对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长期系统的观测与记录等，它们与历法一起，组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十分丰富多的体系。
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下面我们拟分六个阶段（即如下六节）简要地加以介绍。
西周以前的天文学知识
这是一个天文学知识开始萌芽和初步积累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动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这些都给后世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一、观象授时时期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人们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谢等自然现象，对于人类的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以期顺乎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便成为先民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从中也就逐渐萌发出天文学知识的嫩芽。
太阳对人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阳的出入作为作息时间的客观依据。太阳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现的规律，必定给先民们以极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阳出入为周期的“日”，应是他们最早认识到的时间单位。
自然，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明显的和意义重大的天象。说它意义重大，是因为月亮的亮光对于人们夜间活动的安排是关键的要素。经过长期的观测和计数，人们逐渐发现月亮圆缺的周期约为30日，这便进而导致一个较长的时间单位“月”的产生。
对于更长一些的时间单位“年”的认识，要较“日”、“月”困难得多，但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所以，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荣、动物迁徙、出入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后者所得结果要较前者来得准确。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1)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我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据《尚书·尧典》记载，在传说中的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其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是：“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否则人们就无从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问题。这时的圭表还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测定日影的长度。观测星辰南中天来确定季节，可以减少地平线上的折射和光渗等的影响，其精度自然要比观测星辰出没来得高。此外，从“日中”和“宵中”（指昼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昼最长和最短的日子）等说法，可知其时已应用了某种测量时间的器具（这一点由下述《夏小正》的有关记载亦可证）。这些都说明，此时已进入观象授时相当发达的时代。其标志是：所观测的恒星已由一颗增加到多颗，由观测恒星东升改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尧典》还记述了这时人们已经采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初始历法。这里以一年为366日，当是人们对恒星周年运动周期的测算得到的结果。由于一年的长度与月的长度不存在整数倍的关系，该初始历法已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予以调整，这显然是一种阴阳历，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阴阳历的最早记载。
在《夏小正》一书中，则载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它集物候历、观象授时法和初始历法于一身，相传它是夏代行用的历日制度。就观象授时法而言，它是以观测黄昏时分若干恒星（鞠、参、昴、南门、大火、织女、银河等）的见、伏或南中天的时日，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作为一年中某一个月份起始的标准的。有人认为，《夏小正》乃是一种分一年为10个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为过年日的初始历法。(2)据《夏小正》记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悬在上”，其间的五个月为半年；五月“时有养日”，十月“时有养夜”亦以五个月为半年。也有人认为，《夏小正》还是分一年为十二个月的太阳历。由此看来，《夏小正》乃是一种不考虑月相变化的纯阳历的见解，这是可信的。
《尚书·尧典》和《夏小正》的记载，都反映了观象授时法的重要成果，同时又反映了夏代出现的两种不同系统的历法（阴阳历和阳历）的雏形。它们是由观象授时向有一定规范的初始历法过渡的两种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商周历法
由甲骨文的有关卜辞，我们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历法乃是阴阳历。
首先，年有平年、闰年之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闰月置于年终，称十三月，是为年终置闰法。这时的岁首已基本固定，季节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在甲骨卜辞中还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记载，这说明这时人们还不能较好地把握年月之间的长度关系，对于闰月设置的多少，还没有一定之规，多半是由经常性的观测来决定，当发现季节与月分名相悖时，便加进一个闰月加以调节，带有较大的随意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记载，它们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时期人们还称冬至为“日南至”）。其中有一块卜辞说：“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这一天，贞人扶占卜，举行奏丘的祭仪，迎接太阳南至，会下雨吗？）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说的是同一祭祀活动，可证“日南”即为“冬至”(3)。这说明殷商时期已使用圭表观测日影长度的变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归年长度的数值便不难算得。
其次，殷商历法是以新月为一月的开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仅以大、小月相间安排历日，这表明人们以为一朔望月长度等于29.5日。后来，更有连大月的出现，即在若干个大、小月相间的月份后，安排两个连续的大月，这证明人们已经知道，一朔望月的长度应略大于29.5日，这是对朔望月长度测算的一次重大进步，虽然此时对连大月的安置尚无一定的规则。
再次，殷商时期已明确使用干支纪日法，建立起了逐日无间断的日期记录的系列，从而提供了较准确地探求月、年等更长的时间单位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历史年代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干支纪日法顺序循环，几乎没有中断地连续使用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长的纪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将一天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段，甲骨文中可见的时段专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这是一种把白昼均分为六个时段的方法。有人认为，把一天分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这些便是商代历法对于年、月、日、时刻安排的大体情况，西周历法与之大同小异。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记载，并以“胐”（新月）为一月的开始，均为明证。但《诗·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据研究，这当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发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这是我国典籍中关于朔日的最早记述。由此看来，大约在西周后期已有以朔代替胐为月首的尝试。由于朔并无具体的天象与之对应，它必须在测知比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后，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应用，乃是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金文中经常出现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种名称，对此，古今众说纷纭。一为定点月相说，认为它们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来人们多宗此说。一为四分月相说，认为西周时是将一个月均分为四份，每份约为七天，初吉等依次为各份的专有名称，此说起于近代王国维，一度广为史学界接受。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新说又起，现在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别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则指满月或其后的一、二天。(6)这些解释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
从远古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注意对天象特别是奇异天象的观测。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有关天象的真切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与预卜人事凶吉等占卜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异常天象。
“贞，日有食”；“癸酉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等，这是关于日食的记录。“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这是关于月食的记录。它们都是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以前的交食现象的记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时，人们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还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阳边缘上有三条火焰升腾而起，当是关于日珥现象的记录。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这是关于新星的记录。
此外，有人认为在甲骨文中还有太阳黑子、彗星等的记事，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证认。
总之，甲骨文中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天象记录，说明我国古代重视天象的观测与记录的传统，至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形成，这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体系的奠基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时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促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就天文历法而言，前进的步伐亦明晰可见，这主要表现在对天文现象的观测与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阴阳历的定型，和关于宇宙的理论的涌现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特有的天文历法体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周室衰微和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数天文学家垄断天文历法的局面。各诸侯国由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上的需要，都极其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这给流散四方的畴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学家，“鲁有梓慎（活动于公元前550年前后），晋有卜偃（活动于公元前650年前后），郑有裨灶（活动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韦（活动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后四人皆活动于公元前四世纪），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7)他们或者前后相继，或者同时并立，在天文历法界内形成了各树一帜、百家争鸣的局面，更促进了天文历法的发展。
一、天文观测的定量化与系统化
1.二十八宿系统的形成和距度的测定
二十八宿是沿天球黄、赤道带，将其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恒星区划系统，其名称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璧，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有一只漆箱盖，上面绘有二十八宿的全部名称，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二十八宿恒星系统的完整记载。究其实，二十八宿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年代还要早些，当不迟于春秋时期。据研究，约于公元前六世纪，人们已经对二十八宿各标准星之间的赤道度距（称二十八宿距度）进行过测量，(8)其数值留存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一书中。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为日、月、五星以及若干天象发生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和定量化的背景依据，是为这一时期天文观测定量化和系统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2.恒星区划命名的系统化与《石氏星经》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进行区划和命名的工作，在战国时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尤以石申和甘德的工作最为显著，他们对恒星的区划都自成系统。据《开元占经》记载，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属于石申区划的星官有120个，计星815颗，属于甘德区划的星官有146个，计星687颗。他们的工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星官的区划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石申还定出了120个星官的标准星具体坐标值，这样各星官的位置和该星官中非标准星的位置都相对准确地规定了。此中，最主要的是对121个标准星（北斗星座选取2个标准星）具体坐标值的测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完全数量化的成熟的星表，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经》。这一成果亦载于《开元占经》之中。对这121颗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许多恒星的坐标值确与石申所处时代的理论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却与东汉前期的理论值相一致，这说明《石氏星经》并不全是石申当年的测量结果，而是石申创始的天文学派在数百年间长期观测的总汇。即便如此，《石氏星经》亦不愧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也无愧为恒星坐标测量工作的先驱。
3.五星观测的数量化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五大行星运动的观测与研究有了重要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五星运动周期的测量。人们已经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运行一周天所需的时间）和会合周期（行星两次晨见东方的时间间隔）区别开来。石申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为12年（应为11.86年），其实，这一认识的产生当不迟于春秋时期。石申还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应为1.88年）。而甘德又测得木、金、水三星的会合期分别为400日（应为398.9日），587.25日（应为583.9日）和136日（应为115.9日）。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也载有木、土和金三星的会合周期，依次为395.44日、377日（应为378.1日）和584.8日，此当为战国末年的观测结果，与甘德当年所测的精度互有短长。
二是对五星动态的定量描述。石申和甘德已发现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他们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来描述其运行的视轨迹。在《五星占》中则更具体地对木、土、金三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动态分为：晨出东方—顺行—伏—夕出西方—顺行—伏—晨出东方六大阶段，每个阶段则定出所经时日与每日运行的速度，其中对两次顺行还定出二或三个不同的速率。这就是后世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行星动态表的雏形。行星会合周期的测定和动态表的编制，已使得对行星位置的预报成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测定、《石氏星经》的出现，以及初始的行星动态度的编制等等，都证明春秋战国时期业已有相应的测量仪器的出现，有些研究者称之为“先秦浑仪”。(9)虽然我们还说不清这种浑仪的具体结构，但它应是汉代以后日益完备的浑仪的直接祖先，则是勿庸置疑的。
4.二十四节气的完备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一大创造。它曾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起初大约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战国时期才逐渐形成完备的二十四节气系统：由冬至起算，每经一年的1/24日交一个节气，其名称分别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此中奇数统称为中气，偶数统称作节气。二十四节气分别标志着太阳在一周年运动中的24个大体固定的位置，是对太阳周年运动位置的一种特殊的描述形式，它们又能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长短等变化的规律。所以，它们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义，而且对于农业生产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四节气自战国时期得以完备之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广大农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观测与记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
自春秋始，对于异常天象的观测与记录，呈现多样化的明显趋向，如彗星、流星雨、陨石等的明确记录均首见于此时。《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僖公十六年（前644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这是最早的陨星记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些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等等。
此外，对若干天象记录的系统化又是一大特征。如《春秋》一书中，就有37次日食记录，据考证，其中31次记录是准确可靠的，(10)说明这时人们对日食观测的重视并已使之制度化了。又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绘有形态各异的29幅彗星图象，并赋予各不相同的名称，这显然是对大量彗星观测作系统的收集与归纳的结果。其中彗尾的形态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直或屈，彗尾的条数或多或少，彗头画成圆圈或圆点，有的圆圈中又画有一个圆圈或圆点，表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彗头的结构层次，这些都说明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观测已经达到了比较精细的程度。
二、古四分历法
东汉时期的四分历，故通称古四分历。该历的朔望月长度可由回归年长度和闰周推得：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有19×12＋7=235个朔望月，有19×
取得如此明确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值，在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也未曾寻得如此规整的闰周，于是在历日的安排中，往往出现多闰或失闰的现象。所以，古四分历的出现，标志着阴阳历完成了从不稳定的、带有某种随意性的形态向明确的、规整的形态的过渡。
在欧洲，古代希腊人默冬在公元前432年所发现的闰周，罗马人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所取的回归年长度，分别与古四分历相同，所以，古四分历的这三个基本数据在当时世界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分别使用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合称古六历。其实，它们都是四分历，即都采用上述三个基本天文数据，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和每日起始的时刻有所不同而已，历元不同是由于各家观测年代的先后与观测精度的差异造成的，而后二者则纯属人为的不同规定。
到战国时期，古四分历的内容日趋丰富。如它们都以为冬至时太阳位于牵牛初度，这说明对于太阳所处恒星间位置的推算，已是这时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二十八宿的测定结果亦已引入历法中，也当无疑问。此外，二十四节气以及五星位置的推算也已是历法的组成部分。
2017鸡年有哪些天象和历法
伏羲历也称“上元历”、“太初历”，或者“甲历”。
“上元”指的是“上古纪元”，也是华夏民族的初始纪元。它是以华夏先祖伏羲治世时期中的一次特异的天文现象为起点的纪元。
史料记录：“太初上元甲子，适逢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分度，夜尽如合璧连珠”。因为，甲子为天干地支的起点；夜半为1天的起点（子时）；朔旦为1月的起点；冬至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也就是说：太初历的上元是选在甲子日夜半子时，又正是冬至、朔日；而且日月五星（七曜）皆会聚于斗（十二星宿之一）与牵牛之间的分度处，夜尽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1]
我国古代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用大衍求一法计算了太初历的上元甲子的起始点：发现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西元463年）已经过了五万一千九百三十九年。当代学者，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左铨如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资助项目(A0224013)中，用秦-左表求乘率，用现代数学方法，改进了大衍求一术的古法，通过解不定方程组，再次证明了该结论 [2] 。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有云：“太昊（即‘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年，子孙五十九，传世五万余岁”。南宋谢守灏所撰《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中也说：“伏羲木德，初造历，……子孙相承四万五千六百年”。皆与数理计算的结果相差不多。当代学者阎朝科通过考古与文物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时间点的可考性。（参见《连山神农炎帝故里八铁证》。）
此外，伏羲又名疱牺氏。宋王应麟的《玉海•历法》称：“伏羲纪阳气之初为律法，建五气，立五常，定五行有甲历五运”。《古三坟》也称：“伏羲氏，木王月命臣，龙潜氏，作甲历。”在华夏传说中，伏羲也是教导人们烹饪和畜牧的祖先，同时也是教导人们天文历法的祖先，而考古学发现，人类开始畜牧和关注天文的时代，恰好是在距今五万年这一时段，因此说，伏羲纪年是有据可依的 [3] 。
具体说来：伏羲历与西历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伏羲历纪年＝西历纪年+51477（年）。
举例而言，西历的1984年，正是甲子年，这一年正好是伏羲53461年。伏羲历以六十年为一甲子，因此甲子年的伏羲纪年一定是：
某甲子年数＝N×60+1
而：53461＝891×60+1
本书所采用的伏羲历是一种纯阳历，这种纯阳历也是干支历的原型，均为华夏上古圣人伏羲所制。
伏羲历以太阳回归年中的包含节气冬至 [4] 的一天（以下简称冬至日）为正月初一 [5] ，而月份与日期的计算采用均气纪法。均气法的具体方法是：
设每年有十二气月（因为此划分是以节气和十二地支为主要依据，接近月球的一次朔望周期，故简称“气月”或“支月”，出于习惯简称“月” [6] ），临近近日点的月份，每月的天数为一年总天数的十二分之一再取整，临近远日点的月份，每月的天数为一年总天数的十二分之一再取整再加一。然后用此方法将一年的天数进行分配尽，即可得到每月天数。也就是说，若：冬至日到冬至日包含365日，近日点在冬至与小寒之间，则1、2、3、9、10、11、12每月三十天。4、5、6、7、8每月31天，若：冬至日到冬至日包含366日，近日点在冬至与小寒之间，则1、2、3、10、11、12每月有三十天，4、5、6、7、8、9每月31天，9月为润月。因为这种历法是以定气法下的节气为基础，在节气变更的基础上将每月做一个平均简化，因此称为“均气法”。
应当说，本书采用伏羲历相较于人类已有的其它历法（比如我国现行的格里高利历以及西方纪元法，也就通常所说的“西元”）具有明显的优势。
首先，伏羲元年距今已有五万多年，而这五万多年正是新人类形成的时期。人类的文明大多是在这五万年间形成的，在此之前的人类文明进展缓慢，所以采用伏羲纪年可以很顺畅的记录人类的文明史，基本不需要考虑“伏羲前”之类的问题，因而避免了人类文明史上时间换算的不便。
其次，伏羲历的以冬至日岁首具有最显著的天文含义，可与太阳回归年永远保持一致，而我国现行的格里高利历岁首没有任何天文含义，因此也不能与太阳回归年保持一致。
我们知道，目前人类现有纪年的确定都是以太阳回归为基准的，即以太阳连续两次通过冬至点（或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即太阳中心自西向东沿黄道从冬至点到冬至点所经历的时间，天文上的太阳回归年可以很好的反应地球上的一年四季的物候变化，对指导人们生活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因此一直以来都是地球人制定年份的基础依据。然而，自地球出现以来，一太阳回归年所包含的天数就一直在变化。虽然目前地球公转一周约365天余，但是在远古，一次太阳回归（以下将“一次太阳回归”简称“一年” [7] ）伴随着四五百次昼夜更替（以下将昼夜更替称为“天”）的现象也曾出现过。比如：在距今约十三亿年前的元古代中期，每年大约有五百天；在距今五亿七千万年前的古生代初期，一年大约为421天；在距今四亿年前到三亿五千万年前的古生代泥盆纪，一年大约有400天；在距今三亿五千万年前到二亿八千万年前的古生代石炭纪，一年大约为395天；到了二亿三千万年前的中生代三叠纪初期，一年大约为385天；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初期，一年是376天左右；直到距今六千五百万年前新生代初期，一年又变成了370天左右。而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早就发现了“岁实古大今小”（岁实即今人所说的“回归年”）现象。而我国现行的格里高利历却采用的一年平均长度为365日5时49分12秒 [8] 的计算方法。由于没有考虑太阳年内的天数变化，所以该历的纪年与地球的四季更替的步调并不一致，因而在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由此可见，格里高利历的纪年方式与并不能正确反应地球的运转以及地球上的季节变换。为了较正这种偏差，该历法只能采用四年一润、百年不润、四百年再润的复杂计算方法，然而，这种方法依然比当前的太阳年长了26秒，因此每隔三千年就会出现一天的误差。然而，由于回归年所包含天数的减少，这种三千多年一天的误差仅是理论上的，所以使用格历倒推古代日期，其实际误差要大于这一理论值。因此，近年来，改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9] 。而本书所提倡的伏羲历使用的是均气纪法，其正月初一总是包含“冬至”这个节气，也就是说冬至是一年的时间校正点，而这个校正点总是非常确定的，无关地球的自转速度和公转速度，也无关岁差与章动 [10] ，因此不论从太阳回归一次需要多少天，伏羲历将永远与之保持一致。而不会出现多算一个天或少算一天的情况。
第三、在记录古代日期之时，伏羲历比西历更为简便实用，且具有连贯性与一致性。
目前常用的西历纪年，使用的并不是同一种历法，而是在西历1582后使用格里高利历标识日期，在西历1582之前却是使用儒略历标识日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西元前43年，罗马独裁官儒略·恺撒在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帮助下制定了儒略历。在儒略历中，一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5日。由于这种历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累积的误差随着时间越来越大，所以在西元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以儒略历为基础改善而来的格里历。其具体方法是，将西元1582年10月4日后的一天定为10月15日。而此后的西历，一般采用1582年后以格里高利历标识日期，1582年前以儒略历标识日期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法并不是连贯一致的，而是双轨制的，并且没有1582年10月5日至14日这几天的。这种历法双轨制不仅计算麻烦、换算不便，而且传播困难，也非常容易给人带来误解。因此，使用西历描述历史时间时，往往会使人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比如，我们知道，冬至是研究天文、确定历史日期的最重要的关键点。现在的冬至日（太阳在到达地球南回归线的那一天）大约在西元的12月21到23日之间。然而由于这种历法双轨制的存在，平常人对于冬至的认知在西元1582年前便行不通了。因为，按照西历的纪日方法，西元1280年，冬至应当是12月14日，而在西元前883年，冬至是12月28日 [11] 。在西元前4375年，冬至又到了1月22日 [12] 。而对于没有专门研究过历法的普通人而言，如果仅仅通过史料上标注的时间，是无法准确判断当时的所处的季节。
出现这一尴尬现象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然而，历史原因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却是：西方历法在制订之初，便缺少与地球客观现象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因此只要时日稍长，该历法在就会出现偏差，不得不加以修正。而修正的结果，使得这个历法象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不仅难看，而且容易漏风。而我国的伏羲历总是以冬至之日为岁首，以冬至到冬至为一年，这种纪年方法实际采用的是以“回归年的定义”来定义“日历中的年”，因此一定是正确的，真正实现了纪年0误差，只要不出现地轴躺到、地球平转的现象，这一标定年份的方法便可以一直使用。即使地球公转加快、自转减慢，也不需要对其进行重新标定，可以一直推算到地球形成之日与终结之时，所以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第四、伏羲历的均气纪法比格里高利历法更能反应地球物候的变化。我们知道格里高利历小月最少二十八天，大月三十一天，排列即不整齐，也没有规律。而均气纪法则不同，它在纪月方面采用了更为科学的方法。
前面讲过，均气法安排日月的方法是，将先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气月，临近近日点的月份，每月的天数为一年总天数的十二分之一再取整，临近远日点的月份，每月的天数为一年总天数的十二分之一再取整再加一。然后用此方法将一年的天数进行分配尽，即可得到每月天数。也就是说，若：冬至日到冬至日包含365日，近日点在冬至与小寒之间，则1、2、3、9、10、11、12每月三十天。4、5、6、7、8每月31天，若：冬至日到冬至日包含366日，近日点在冬至与小寒之间，则1、2、3、10、11、12每月有三十天，4、5、6、7、8、9每月31天。
伏羲历的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适应地球公转速度不均匀的特性。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对于任何一个行星来说，它与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扫过相等的面积。地球处在远日点时，它与太阳的连线最长，为了使扫过的面积相等，所以线速度必然减慢。所以，当地球公转到达近日点时，速度最快；到达远日点时，速度最慢，目前地球的近日点正好在冬至附近。所以地球从春分经夏至到秋分的日数约为186天，而从秋分经冬至到春分的日数约为179天，而天文学家发现，地球这种非均速的运行规律，直接影响着地球的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是农业生产、物候研究、气候研究、以及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等领域的重要根据，因此不应忽略。我国现行的格里高利历对此现象并无反应，而我国古人通过节气测量，很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目前，对这种现象规划最精确的历法是我国的干支历。干支历以节气为纪月的基础，节气的划定以地球在黄经的角度为依据，具体操作是：以春分时刻的黄经为0度，再将黄经的角度进行二十四等分，每份15度，为一个节气，或一个中气，节气与中气相间分布。干支历的一个月一定包括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每月的第一天即为节气所在之日。如果地球公转是速度的均匀的，那么，干支纪月法中的每个月都应当是一样长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完美，由于地球转速的不均衡性，以至于若严格的按干支历纪月，就可能会出现冬一月28天，夏七月32天的情况，而且每个月的天数都是不固定的，难以记忆。考虑到这种情况，伏羲均气法将这些月份做了适当的平均，将近日点附近的月份设为每月30天，而将远日点附近的月份设为31天。这种以节气为依据的均简设计，即能反应地球季节与物候变化的实际情况，又体现了日历设计删繁就简的实用原则，因此更加符合日常生产生活与科学研究、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需要。
第五，均气历比现有的历法具有更加美观整齐的日历形式。
日历的美观整齐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为此历史上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西历由于是以七日为作息周期，因此人们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也一直没有能够实现这一理想（比如世界历 [13] ）。而伏羲历的均气法以五日为一候，十日为一旬，一月总是三旬六候，每候第五日为休沐之期，每个月都可以排成5*6的形式，大月的31日可并入该月的尾候，作为休沐日。这种日历，不仅排列非常整齐，而且非常简便。普通人即使不经过学习，也可以通过日历上的日期迅速了解某日是否该休沐。而这一点，是西历的星期所做不到的。此外，节气在伏羲历均气法中，必在每月的初一与十六日附近，因此，即使没有日历在手，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日期可以了解当时的节气，进而了解当时的气候。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不应被后人遗忘，因此在制作日历过程中，均气法制定的日期只是日历的主表部分，用以替代现行的格里高利历，给大众一个更为科学和简单易行的日从时间依据。为了更加精确的指导生产生活与学术研究，在制作日历时还应当增加一些的副历。比如：月的阴晴圆缺对潮夕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我国自古以来对于月的崇拜由来已久，月象的变化也是我们开展民俗活动的主要依据之一，因此不应丢弃，所以，可以将每月的朔望晦等月历现象作为日历的副表列出，或以旧有农历的方式标注出来；同时为了更详细的标示太阳回归的位置，因此节气的具体时间点也应当作为副表列出（以定气法为准）；干支历是易理的主要依据，也应当作为副表列出，传统节日与现行节日是人们生活的重要时节，因此也应作为副表列出；为了更好的指导农时、研究物候与保护自然环境生态，七十二候也应在日历中进行标注；为了促进国际交流，其它国家现行的主要历法（比如：格里高利历、回历等），也可以作为对照表列出。
均气法纪月中关于近点进动 [14] 的处理：
由于近远日点也是移动的，在伏羲52727年（即西元1250年）近日点大概在冬至，今天靠近了小寒，尚未走到小寒，以后还会越过小寒走向大寒。所以均气法的大小月份是不永远固定的，而是随着近日点的移动而移动，但大小月移动是有规律的。比如今天均气法是4、5、6、7、8月大，9月润，等近日点过了小寒就变成5、6、7、8、9大，4月润，过了大寒则是5、6、7、8、9月大，10月润。向前推也是一样。这种调润法就象走步一样，跟着太阳，交替前进，可以反应太阳与地球之间的关系。这个调整看起来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其实是很规律的，而且近千年才调一次置润，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应当够稳定了。
排法表及副历的具体操作方法见《华夏神序》历篇及副表。
伏羲甲历53489年
岁在壬辰，写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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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这里的太初，是最初之意，在本文指是华夏先祖伏羲治世时期，也是后来祖冲之用大衍求一术所计算的“太初”，并非指汉朝的“太初”。
[2] 《祖冲之大衍法新解》，作者：左铨如，朱家生。发表于《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13卷第3期，2010年8月，P12-45。
[3] 据科学家考查，五万年前地球上曾出现过一系列的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人造心脏，以及外星的求救信号。
[4] 节气是个时间点而不是一天。所以说以包括冬至的那天为正月初一，而不是以冬至为正月初一。
[5] 北半球的冬至在最好测定，所以我国古代每年历日的推算和安排，冬至日一直是历法测算的关键点，总是先算定冬至，才推及其余。我国在有史料记载的，周朝便是以冬至为岁首，天子在这天带领群臣祭天。因为华夏信仰以天道为尊，所以本书也定以冬至为岁首。
[6] “气月”是阳历下的月份，区别于阴历“月”。“气月”不以月亮的朔望为依据，而是来自于节气，以干支历的中气为月首。所以称为“气月”。
[7] “太阳年”也称“回归年”指平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即太阳中心自西向东沿黄道从春分点到春分点所经历的时间。
[8] 即使地球的公转周期不改变，这种计算方法也比回归年长了26秒，三千年也会出现一天的误差。因此说，格里高历利并不精确。
[9] 2028年就应减闰，宣传128年减1闰具有科学性紧迫性和前瞻性--作者：周书先，四川省仁寿县科协华夏历法研究会。
[10] 岁差与章动等因素其实还是影响实际回归时间的，但影响非常小，变化缓慢，而且由于均气历的一年的起始时间只要求精确到天，因此这些因素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并不影响对冬至日的计算。
[11] 参见《论我国古代冬至时刻的测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贡献》作者：陈美东，发表于《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卷第01期。
[12] 参见《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作者：赵永恒、王先胜。
[13] 世界历是1843年由意大利神父Marco Mastrofini向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委员会递交的一种历法。这种历法大致上和目前使用的格里高利历一样。但每年以三月为一历季。每历季第一月为31日，其余两月为30日，一历季共91天，共包含13周。每个历季均以星期日开始，以星期六结束，四个历季计364天，第365天没有日期，置于12月30日之后，作为世界性节日（在闰年，第366天没有日期，置于6月30日之后）。这种作法无疑是为了协调月与周之间的差异，然而却搞得非常复杂，因此没有得到实施。
[14] 太阳系中的行星，不只受到太阳引力的作用，也受其他的行星施加的作用。由于其他大行星（主要是木星）的摄动影响，地球公转轨道的近日点存在进动现象，周期约为21000年，每年约1.03'，也就是说每58年地球推迟一天到达近日点，比如公元1250年地球到达近日点的时间在冬至附近，而现在目前则是每年1月3日或4日到达近日点。从长期来看，地球近日点的进动虽然微小，但也是造成地球气候冷暖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斯拉夫天文学家米兰科维奇(Milankovich)于1930年提出地质时期气候变化与地轴倾斜度的变化、地球轨道偏心率的变化和近日点的位置变化有关。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现代天文历法相比,两者之间到底有何差别?
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细微差别的，就比如说在记时方面。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现在的算法更简单更方便
01.中国古代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根据古天文学、古代数学等古科学对恒星天象的观测，从而总结出规律并应用到生产生活上的一种历法。古代天文历法不仅包括对星象的观测，还有天文与占星，阴阳五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还对太阳月亮的运动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了阴历阳历等年历，以及日行迹，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黄道。不仅如此，古代天文历法还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生肖与干支，岁差阴阳合历等。
02.现代天文历法
现代天文历法是科学家们在古代天文历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科学的系统学习和整理，从而总结计算得出的更加科学的天文历法。现代天文历法仍然包括星象的观测预估，天文以及常规的回归年等领域的研究，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更加精细的星体研究来预测气候等以应用于国防和生活。
03.两者之间的差别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可以比较精确的计算出太阳月亮等星体的运转对地球的影响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但相对来说，现代历法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相对于古代不仅科学技术更加系统完整，各种测量工具天文仪器等也更为精密，所以现代天文历法比古代天文历法更能精准的计算预测出人们想要的。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虽然科学有效，但相对现代天文历法还存在封建的方面，占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人将天上的星体区域与地面上的各州各国互相对应，当古人发现某区域的星体天象发生变化时，就直接对应到地面上相对区域来预测凶吉。
除了计算和科学方面，现代天文历法也更加简洁明了，更方便了人们理解。
两种历法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大多数都不用之前的历法了现代天文历法更简洁明了，不像古代这么繁杂，而且便于计算。历法的天文学
所谓历法，简单说就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历法改革史。
时间长河是无限的，只有确定每一日在其中的确切位置，我们才能记录历史、安排生活。我们日常使用的日历，对每一天的“日期”都有极为详细的规定，这实际上就是历法在生活中最直观的表达形式。
年、月、日是历法的三大要素。历法中的年、月、日，在理论上应当近似等于天然的时间单位——回归年、朔望月、真太阳日，称为历日、历月、历年。为什么只能是“近似等于”呢？
原因很简单，朔望月和回归年都不是日的整倍数，一个回归年也不是朔望月的整倍数。但如果把完整的一日分属在相连的两个月或相连的两年里，我们又会觉得别扭，所以历法中的一年、一个月都必须包含整数的“日”。为了生活的便利，学术、理论必须往后站，没办法，只能近似了！
历法，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还会继续改革。如何在精确、方便二者之间找到更好的结合点，过去是、将来还会是历法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理想的历法，应该使用方便，容易记忆，历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历月的平均长度等于朔望月。实际上这些要求是根本无法同时达到的，在一定长的时间内，平均历年或平均历月都不可能与回归年或朔望月完全相等，总要有些零数。因此，世界上通行的几种历法，实际上没有哪一种称得上是最完美的。
任何一种具体的历法，首先必须明确规定起始点，即开始计算的年代，这叫“纪元”；以及规定一年的开端，这叫“岁首”。此外，还要规定每年所含的日数，如何划分月份，每月有多少天等等。因为日、月、年之间并没有最大的公约数，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不仅需要长期连续的天文观测作为知识基础，而且需要相当的智慧。
人们想尽办法来安排日月年的关系。在历史上，在世界各地，存在过千差万别的历法，但就其基本原理来讲，不外乎三种：即太阴历（阴历）、太阳历（阳历）和阴阳历。三种历法各自有各自的优缺点，世界上通行的“公历”实际上是一种太阳历，而中国传统历法-农历属于阴阳历。 古今中外有多少种历法，我们没有统计过。总之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历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法。时代愈近，科学愈发达，测试手段愈先进，历法就愈科学。我们中国从古到今使用过的历法，就有一百多种。不过不管有多少种历法，都可以把它们分别归到以下三大系统中去：阳历、阴历、阴阳合历。这是因为计算时间，要么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基础，要么以月亮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为基础，要么把两种周期加以调和。前者属于阳历系统，后者属于阴历系统，调和者则属于阴阳合历系统。
1.太阳历
太阳历简称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计算的基础的，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基本符合。它的要点是定一阳历年为365日，机械地分为12个月，每月30日或31日（近代的公历还有29或28日为一个月者，例如每年二月），这种“月”同月亮运转周期毫不相干。但是回归年的长度并不是365整日，而是365.242199日，即365日5时48分46秒余。阳历年365日，比回归年少了0.242199日。为了补足这个差数，所以历法规定每4 年中有一年再另加1日，为366日，叫闰年，实际是闰一日。即使这样，同实际还有差距，因为0.242199日不等于1/4日，每4年闰1日又比回归年多出约0.0078日。这么小的数字，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问题，如果过了100年，就会比回归年多出约19个小时，400多年多出近75个小时，相当于3个整日多一点，所以阳历历法又补充规定每400年从100个闰日中减去3个闰日。这样，400阳历年闰97日，共得146097日，只比400回归年的总长度146096.8796日多2小时53分22.5秒，这就大体上符合了。这种历法的优点是地球上的季节固定，冬夏分明，便于人们安排生活，进行生产。缺点是历法月同月亮的运转规律毫无关系，月中之夜可以是天暗星明，两月之交又往往满月当空，对于沿海人民计算潮汐很不方便。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历，就是这种阳历。
2.太阴历
太阴历简称阴历，是以月亮绕地球公转的周期为计算的基础的，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月亮绕地球公转一周）基本符合。朔望月的长度是29日12小时44分2.8秒，即29.530587日，两个朔望月大约相当于地球自转59周，所以阴历规定每个月中一个大月30日，一个小月29日，12个月为一年，共354日。由于两个朔望月比一大一小两个阴历月约长0.061日（大约88分钟），一年要多出8个多小时，三年要多出26个多小时，即一日多一点。为了补足这个差距，所以规定每三年中有一年安排7个大月，5个小月。这样，阴历每三年19个大月17个小月，共1063日，同36个朔望月的1063.1008日，只相差约2小时25分9.1秒了。阴历年同地球绕太阳公转毫无关系。由于它的一年只有354日或355日，比回归年短11日或10日多，所以阴历的新年，有时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有时是烈日炎炎的盛夏。今天一些阿拉伯国家用的回历，就是这种纯阴历。
3.阴阳合历
阴阳合历，即阴阳历，是调和太阳、地球、月亮的运转周期的历法。它既要求历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历法年同回归年基本相符，是一种综合阴、阳历优点，调合阴、阳历矛盾的历法，所以叫阴阳合历。我国古代的各种历法和今天使用的农历，都是这种阴阳合历。
公历与农历
1.公历
全世界通用的历法称为公历，它实质上是一种阳历。
原始的阳历是古埃及人创立的。最初取一年为365日。为了协调历法年与回归年的长度，公元前46年罗马统治者儒略·凯撒对阳历作了修改，制定儒略历。公元前8年，凯撒的侄儿奥古斯都又对儒略历作为调整。儒略历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平年365日；年份能被4整除的为闰年，共366日。这样，儒略历历年平均长度便是365.25日，同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相差0.7078日，400年约差3日。从实施儒略历到十六世纪末期，累差约为10日。为了消除了这个差数，教皇格里高利（一译格雷果里）十三世把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的下一天定为10月15日，中间消去10天；同时还修改了儒略历置闰法则：能被4除尽的年份仍然为闰年，但对世纪年（如1600，1700，……），只有能被400除尽的才为闰年。这样，400年中只有97个闰年，比原来减少三个，使历年平均长度为365.2425日，更接近于回归年的长度。经过这样修改的儒略历叫格里高利历，亦称格里历。格里历先在天主教国家使用，二十世纪初为全世界普遍采用，所以又叫公历。这个历法最大的特点，是完全不考虑月亮周期在太阳年中的复合运动周期情况，而是按照人的主观数学分段的方式，把一年截分成为12个月，然后，为了调整每四年出现的一次太阳运作日和数学分段日上的差异情况，将一年主观分成为1、3、5、7、8、10、12月为31日，4、6、9、11月为30日，2月为28日，2月为四年一次的调整日差日。人们使用的西历，也就是我们使用的公历，基本没有天地人合一的任何科学内涵，只有主观数学分段意义。即使是西历中使用的七天一星期和星期天休息日，尽管是借用的东方历法中的七星象为一个朔望区间的天文理论，但是，其内涵已经被改动成为了基督教的礼拜时间序列了，与天文现象已毫无瓜葛。所以，人们使用的西历，尽管是全世界公用的，但是，其中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非常多，也不太符合计算机时代的记数需要，其数学功能比起中国历法可以180年一循环轮换的甲子记数年法的功能差了许多。
中国于1912年开始采用公历，但当时仍用中华民国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成立后，采用公历纪年。
2.农历
农历是我国采用的一种传统历法，又名夏历、中历、旧历，民间也有称阴历的（其实并非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它用严格的朔望周期来定月，又用设置闰月的办法使年的平均长度与回归年相近，兼有阴历月和阳历年的性质，因此在实质上是一种阴阳合历。农历把日月合朔（太阳和月亮的黄经相等）的日期作为月首，即初一。朔望月的平均长度约为29.53059日，所以有的月份是30日。称月大；有的月份是29日，称月小。月初所在的日期，按太阳和月亮的位置推算定，不机械地安排。农历以12个月为一年，共354日或355日，与回归年相差11日左右。为此，通过增加闰月的办法加以协调（置闰的周期约为十九年七闰）。有闰月的年份有13个月，全年约384天。闰月的安排由二十四节气来决定。农历月份按照12个“中气而定名。缺点是平年与闰年天数相差太大。 在我国，根据传说，在黄帝时代就已经有了历法，但不足为凭。帝尧时代有粗疏历法的传说，可能还稍有根据，据成书于春秋时代的典籍《尚书·尧典》所载，帝尧曾经组织了一批天文官员到东、南、西、北四方去观测星象，用来编制历法、预报季节，但有关历法的材料至今尚未发现。
成书年代不晚于春秋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夏小正》按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当月星象、气象、物候，以及应该从事的农业和其他活动。例如，书中记载道：
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
三月，参则伏。
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
五月，参则见，初昏大火中。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斗柄悬在下则旦。
八月，辰则伏，参中则旦。
九月，内火，辰系于日。
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
由《夏小正》给出的记述可以推知，夏代历法的基本轮廓是，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之外，每月均以某些显著星象的昏、旦中天，晨见、夕伏来表示节候，这虽然不能算是科学的历法，但称它为物候历和天文历的结合体可以的，或更确切地说，在观象授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尚书·尧典》中也记载了古人利用显著星象于黄昏出现在正南天空来预报季节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书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推求可知，“四仲中星”至晚是商末周初时代的实际天象，可见，至迟在商末周初人们利用星象预报季节已经有相当把握了。
夏代已经有天干纪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复始地记日，夏朝末代的几个帝王有胤甲、履癸等名称就是佐证。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甲、乙、丙、丁……十天干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周循环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六十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这也许就是当时的日历。还发现，有一组胛骨卜辞记着两个月共计59天，这证明商代已经有大、小月之分了，即大月30日，小月29日。另外，卜辞中还有分一年为13个月的多次记载，这又证明商代已经用闰月来调整节气和历法的关系了。从大量干支纪日的材料分析，学者们对商代历法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代使用干支纪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有闰月，亦有连大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有较为固定的关系。
“我国历法之发生，有谓始于尧，即以《书经·尧典》有‘历象日月星辰’之语为据。又同书《甘誓》之云：‘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即夏正、殷正、周正）《大戴礼记》中亦有《夏小正》一篇。再孔子常谓‘行夏之时’。有论者据此又谓历法始于夏。实则历法之发生，应有一个大前提，即必在农业普遍兴盛于世之后。此证诸世界古国如埃及、巴比伦之历史，斑斑可考。夏人普遍尚过着渔猎畜牧生活，焉能有历法。《书经》、《虞书》、《夏书》都是后人伪作（注21），所言历法，自不可信……孔子托古改制，言必称三代，故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并列，而不知殷周虽有辂冕，夏则无‘时’。三正之说，或许始于战国时人为改革历法而做的宣传……故历法之发生，不始于畜牧时代之夏，而始于农业兴盛之殷。”（摘自黄现璠著《中国殷代社会史》，1950年4月，又载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286-359页収录《殷周社会考》一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对四分历的第一次改革，当属西汉武帝时期由邓平、落下闳等人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由于汉武帝下令造新历是在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故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并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这部历法即叫做《太初历》。这部历法朔望长为29又43/81日，故称八十一分法，或八十一分律历。
《太初历》是中国有完整资料的第一部传世历法，与四分历相比其进步之处有三点：以正月为岁首，将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分配于十二个月中，并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从而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行星的会合周期测得较准确，如水星为115.87日，比如今测量值115.88日仅小0.01日；采用135个月的交食周期，即一食年为346.66日，比今测值只大0.04日。
东汉末年刘洪（公元158-167年）制订的《乾象历》，首次将回归年的尾数降至1/4以下，成为365.2462日；他第一次将月球运行有快、慢变化引入历法，成为第一部载有定朔算法的历法，这部历法还给出了黄道和白道的交角数值为六度左右，并且由此推断，只有月球距黄、白道交点在十五度以内时，才有可能发生日食，这实际上提出了“食限”的概念。 中气和十二个月的对应关系月份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黄经330°0°30°60°90°120°月份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黄经150°180°210°240°270°300° 隋代出现的大一统，有利于中国天文学继续发展。人才与资料集中于朝廷，国家财力雄厚，天文学家们能够利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天文新发现，推动历法的进步。他们还利用占有的大量资料，系统编纂出古代天文资料精粹汇编，写出许多新的天文学著作。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天文学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研制出功能空前完善的新的大型天文仪器，推动了天文观测的发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论和自然观。隋代天文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东方天文学体系，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走向成熟的风貌。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11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先进的。 唐代值得介绍的历法有《大衍历》和《宣明历》。
唐代一行在大规模天体测量的基础上，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撰成《大衍历》的初稿，一行去世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等人整理成书。
《大衍历》用定气编制太阳运动表，一行为完成这项计算，发明了不等间二次差内插法。《大衍历》还用了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法，来处理行星运动的不均性问题。《大衍历》以其革新号称“唐历之冠”，又以其条理清楚而成为后代历法的典范。
徐昂制订的《宣明历》颁发实行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是继《大衍历》之后，唐代的又一部优良历法，它给出的近点月以及交点月日数分别为27.55455日（今测值27.5545503日）和27.2122日（今测值27.2122206日）；它尤以提出日食三差，即时差、气差、刻差而著称，这就提高了推算日食的准确度。 宋代在三百余年内颁发过18种历法，其中以南宋杨忠辅制定的《统天历》最优。《统天历》取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数值，欧洲著名的《格里高历》，即当今世界通行的公历，其回归年长亦取365.2425日（公元1582年颁发），但比《统天历》晚了383年。《统天历》还指出了回归年的长度在逐渐变化，其数值是古大今小。
宋代最富有革新的历法，莫过于北宋时期沈括提出的十二气历。我国历代颁发的历法，均将十二个月分配于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如遇闰月，所含闰月之季即四个月；而天文学上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令，做为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始。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历法上难以统一。针对这一弊端，沈括提出了以“十二气”为一年的历法，后世称它为《十二气历》。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写道：“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月。十二气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十二气历》实为一种阳历，它既与实际星象和季节相合，又能更简便地服务于生产活动，可惜，由于传统习惯太大而未能颁发实行。
干支历：其形成有一个过程，它由纪日开始。干支纪日早在商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已采用十二辰纪月，而十二辰加时制度至迟西汉时已被采用。西汉末至今，一直用干支来纪年。唐以后，五代历书月名开始注以干支，北宋时又将十干十二辰配合以纪时，至此年月日时分别全以干支注记，干支历日趋完整。2000年来中国干支纪时与历法数序纪时既互相配合又各自成系统。实际上中历干支纪时系统是中国特有的阳历历法体系。又称为节气历。它以立春为岁首，交节日为月首。年长即回归年，一节为一月。在节气历中年月日全由太阳视运动决定而与太阴月相无关。但它又与通常的阳历（如公历）不同，后者月长是由人为规定而与天象无涉。所以它是有中国特色的阳历。干支历依旧流行于大部分万年历、历书中，用于象数、风水和命理学中。 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制订的《授时历》达到了高峰。郭守敬、王恂等人在制订《授时历》过程中，既总结、借鉴前人的经验，又研制大批观天仪器；在此基础上郭守敬主持并参加了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他在全国建立了27个观测点，其分布范围是空前的，南起北纬15°，北至北纬65°；东边起东经138°，西至东经102°。这些地点的观测成果为制订优良的《授时历》奠定了基础。《授时历》博采众家之长，如朔望月、近点月、交点月等数值，采用了金代赵之微《重修大明历》的数据；回归年长则取《统天历》的数值等。《授时历》创新之处颇多，如废弃了沿用已久的上元积年；取消了用分数表示天文数据尾数的旧法；创三次差内插法求取太阳每日在黄道上的视运行速度和月球每日绕地球的运转速度；用类似于球面三角的弧矢割圆术，由太阳的黄经求其赤经、赤纬，推算白赤交角等。
《授时历》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制成，次年正式颁发实行，一直延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长达363年，足见《授时历》的精密。 1911年开辛亥革命后，规定从1912年1月1日起实行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纪年。1949年中华人民建立，规定实行公元纪年。
中国制订天文历法对后世有何意义?
（1）安排农业生产。（2）决定养生和医疗。（3）推动天文、数学发展。（4）推动思想发展。（5）表明立场和身份。1.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的自然规律，计量较长的时间间隔，判断气候的变化，预示季节来临的法则。依历岁、历年、历月，分为星辰历、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总体历法分四种：阴历（月亮历）、阳历（太阳历）、星辰历（北斗历）、阴阳合历。以朔望月为基本单位的历法是阴历，以太阳年为基本单位的历法是阳历，以北斗七星旋转为基本单位的历法是星辰历。农历，其基础历法规则经历多代逐渐完善形成，其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农历是在夏历（阴历）的基础上融合阳历成分从而形成的一种历法。中国农历在民间通常被错误地称作阴历，其实它是属于阴阳合历。
2.中国制定历法的意义很多。
（1）安排农业生产。历法直接决定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包括播种、收获。所以各个国家不同的农业文明成熟程度，往往决定着该国家文明的历法的科学性。由于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成熟的农业文明国家，所以，中国的历法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富有科学内涵的历法。
（2）决定养生和医疗。中国历法中产生出来的许多节日，都带有天地人合一养生文化内涵和动植物生长周期科学内涵。比如，冬至节前后45日，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季节，冬至节前有小雪大雪，后有小寒大寒。同时，冬至节又清楚告诉了人们天象的位置，所以，冬至节是万物萌生的开始，45日之后，万物就复苏了！正因为如此，西汉太初历法实行以后，中国人把夏历的正月初一，看成为是万物复苏之日，是一年的开始，是元旦之日。而同时又把太阳极点南端的冬至节看成为是万物萌生的开始。所以，冬至节，是中国历史上仅仅次于元旦的大节日。冬季进补养生，医疗方面注意使用阳性药物，就能适应季节变化。中国历法，历来是中国养生学和医学的基本参考系，中国人的许多传统习俗，都是根据中国历法而来的。如《黄帝内经》是以研究人体医学为主的医学专著,但书中涉及天文历法内容很多,研究《黄帝内经》天文历法内容,对于研究《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3）推动天文、数学发展。天文的核心作用是制定历法。中国历法的核心是二十四节气，需要用天文算法计算二十四节气时间。明末的《崇祯历书》就是根据牛顿力学原理或开普勒三大行星定律，计算出与历法密切相关的地球、太阳和月亮三个天体的运行轨道和时间参数，以此得出当这些天体位于某个位置时的时间。这样的天文计算需要计算者有扎实的微积分学、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知识，令广大天文爱好者望而却步。但是推动了天文、数学发展。
（4）推动思想发展。历法包含着地心说和日心说等宇宙观思想，直接决定着哲学等思想发展。比如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天文学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历法大发展时代，同时又是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代。在这段时期内,涌现出了许多讨论天地结构的理论。
（5）表明立场和身份。历法在古代的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奉谁家正朔从来就是表明态度的大是大非问题。一个政权如果接受了另一个政权所颁行的历法，就意味着臣服于该政权。比如，宋在与南唐、大理、交趾等地方政权的交往中都把颁赐历法作为实行宗主统治的一种重要象征。
历法源于天文
当然了，确切的说源于日月运行，历法分为太阳历，太阴历和阴阳历，与太阳和月亮有关历法源于天文，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发明《殷历》“甲寅元”（四分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观象授时”语出《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华夏先民观天象的目的是“授时”，这与西方天文学有很大不同。
1.观察太阳的运行规律，古人形成了“日”与“年”的时间概念。太阳东升西落，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合为一日。中国古代最主要纪日方法是干支法，即运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组合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己巳卜，庚雨”“乙卯卜，翌丙羽”之辞。据可靠资料，公元前720年，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至今近三千年，干支纪日从未间断过，成为世界上迄今所知最长的纪日文字记载。
古人立竿测景（影），日影最长的一天定为冬至日，夜晚最长。日影最短的一天为夏至日，白昼最长，每年春夏秋冬循环一次。《尚书·尧典》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表明夏商时期古人已确定回归年长度为366日，即从冬至到下一个冬至的时间（称为一“岁”）。至迟到春秋时期，后人更加精确测定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
历史上采用过的纪年方法有王位纪年法、岁星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等。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到民国（1911年），年号纪年法与干支纪年法一直并用，如1898年戊戌（干支纪年）变法，是光绪二十四年。
2.月相的变化使先民掌握了时间长度“月”。至迟到春秋时期观测出月相从满月（望）到下一个满月平均需要29.53日。12个月约为354日，与回归年365又1/4日相差11日强。每三年差33日多，超过一个月。古人为调配月与回归年的长度，采用了“置闰”的方法，保证月份与季节的相应。春秋时期，天文学家已经掌握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律。调配年、月、日的关系，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主要任务，也是历史上频繁改历的原因。
3.古人观恒星，北极与北斗总是联系在一起，以此定方位、定季节时令。北极星代表正北方向。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转动。《鹖冠子·环流》所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古人很早发现四季交替与北斗七星运行有必然联系。
二十八宿在黄道带附近，日月五星穿梭于其间。古人用角度表示二十八星宿的距离，并以此来确定太阳、月亮、五星的位置。《汉书·律历志·距度》所载是春秋时期的天象数据，见下图张氏星历表（见【表二】）外圈二十八宿名称上方的数字。每过一天，二十八宿便向西运行一度。每过一月，二十八宿向西行约三十度。
古人通过“观象授时”，至战国时已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这是一套农事历，指导农耕生产，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
商朝时期的人如何观天象定历法?又如何记录?
商人不知有否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闰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在甲骨卜辞中已有日蚀、月蚀和星辰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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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蚀和月蚀的蚀字，甲骨文写作、等形。卜辞中所记日蚀，目前已知的仅二见：
癸丑贞，日夕[(有)]食……田(上甲)?(《京》3965)癸酉贞，日夕又(有)食，佳若?
癸酉贞，日夕又(有)食，非若?(《佚》374)这里的“日有食”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同。日蚀一般都发生在白天，但也有发生在傍晚的，“日夕有食”，便是其证。
甲骨卜辞中又常有“日有哉”的记录，如云：
辛巳贞，日又，其告于父丁。(《后上》29·6)庚辰贞，日又，非祸，佳若(《粹》55)“日又哉”有两种解释，一如郭沫若所推测，以为“哉与食，音同，盖言日蚀之事耶?”①;一如陈梦家所说：“读若识志或痣，乃指日中黑气或黑子”②，后者殆非③。
甲骨卜辞中记载月蚀的比较多些，有的还记有月份，如云：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月食，闻，八月。(《甲》1289+1749)
[癸]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兹)夕月食?甲(雾)，不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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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夕月食[反面](《丙》56)。
七日己未，，庚申食。(《库》1595)
“月食”即“月有蚀”，《甲》1289+1749乃严一萍缀合而成，其中的“闻”字，董作宾说：“此字最初之意义，当为奏报上‘达’之闻。……月食而方国奏报以‘闻’……(即)史志中……‘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之语”①，甚是。因为这条卜辞意思说，八月癸未这天，史官争卜问，这一旬中有没有灾祸，三日后的乙酉傍晚，发生了月蚀。这是别人报告的，所以特别注明一个“闻”字。
《丙编》56是一条正反面相接的卜辞，正面意谓：癸未这天占卜史官争问，第二天甲申，天阴么?这天晚上有月蚀么?其结果甲[申]有雾，没有下雨。反面的是正面的验辞，说这天晚上果然出现了月蚀。最后一条中的字，不识，可能指一种自然现象的字。这条卜辞是说，某月的第七天己未，夜空出现了，第二天庚申就出现了月蚀。
甲骨卜辞中的星字，作、、，或加声旁作，其为天上星宿之象形字，甚明。卜辞有云：“冬(终)夕…亦大星”(《簠杂》120)。这个“大星”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指的是什么星。杨树达在《积微居甲文说》中说：“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说：“大星者，大夝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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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云：
辛未，酘，新星。(《前》7·14·1)这条卜辞是说，辛未这天晚上，天空出现了一颗新星。杨树达云：“新星者，新夝也”③，义不能尽解。近来有人说，新星当是天文学上所说的变星，即本来亮度不大的星，平时用肉眼看不见，但是由于它的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亮度突然增大，用肉眼看见了它，就叫它为新星，说似可信①。此外，卜辞中又常有“星”(《拾》14·6)、“其星”(《厍》598)等记录，似乎都是星辰之星。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历法。根据甲骨卜辞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月有大小，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为十二月，因十二个大小月加起来只有354或355天，所以采用闰月来调整一年的天数，使一年中的四季变化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个闰月，在早期卜辞中是放在应当置闰那年最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
这在历法上叫做“年终置闰”法。在晚期的卜辞中，闰月就放在应置闰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闰五月，那年当中就有两个五月，这在历法上叫做“年中置闰”法。这种历法，既不是根据太阳运动所测得的一年为基础的阳历，也不是以月亮圆缺为一个记日周期，即朔望月为基础的纯阴历，而是“以闰(月)定四为成岁”的阴阳合历。
甲骨卜辞中有云：“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粹》896)。可证在帝乙、帝辛时代，岁、年、与祀三者还是有区别的。甲骨文中的岁字，作、形;年字，作形;祀字，作形。
为什么要学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天文学从早期开始就与敬天的崇拜密不可分。天文观测既是敬天的活动 ,也是 “通天”的手段。历法对于农业社会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观象授时”成为帝王统治的首要任务 。历法是“君权神授 ”的 “天命 ”象征 。改革历法就意味着改变天命 ,是重大的问题。从敬天和观天的天文活动中产生了 “法天”的思想 。帝王只要按照历法规定的 “月令 ”治理国家 ,社会就和谐有序。汉代的董仲舒提出 “天人合一 ”的神学思想 ,把天文现象当作灾异现象,具有警示人事的作用 。以观天象而占国家大事吉凶的中国占星术因此在中国古代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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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众多而深入, 成果显著。大多数研究只是关注其 “科学的”方面 ,即从历史文献中抽出符合现代天文学的天文知识, 用现代科学尺度评价古代天文学的客观性和理性程度 ,在科学的框架下探讨其发明和发现,从而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科学成就 。
这种研究不仅有意义 ,而且很有必要 ,因为这为理解中国古代天文整体图景提供了实在的数据和有用的见解。但是 ,当我们仅仅以 “科学”视角审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时, 我们就会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种错误的印象, 以为古代天文学不过是现代天文学的比较粗糙的初级阶段而已, 并最终要发展为现代天文学。
这种众流归宗的 “目的论”指导下的天文学史研究并不能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全景 ,有时甚至会扭曲它 。比如说 ,把占星术说成是封建糟粕,把它与古代天文学的科学内容割裂开来,而事实上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时还会相互促进。中国古代天文学本来就不是孤立的 、客观的科学, 其构想和发展始终与古代中国复杂的文化整体结合在一起。脱离社会和宇宙论背景而一味取其 “科学 ”内容 ,会误导人们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认识 。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复杂的社会文化特征。李约瑟 (JosephNeedham, 1900—1995)提出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 “特征”。席文 (NathanSivin)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本质是 “为差不多是纯目的服务的 、实用而经验的技艺。”古克礼 (ChristopherCullen)曾从的角度阐述汉代的太初改历。黄一农则从社会天文学出发,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古代占星术与社会的案例研究 。江晓原为了强调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的不同 ,把中国古代天文学叫做 “天学 ”, 以便探讨中国古代的 “天文学”。最近席文运用 “文化整体 ”概念 , 对授时改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考察改历过程中所涉及的社会的 、文化的、的 、官僚的、以及个人因素的许多方面 。 这些研究表明,只有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一并考察时, 才能揭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真正的面貌。
为对中国古代天文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应探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目的、动机 、方法 、体系 、宇宙论, 以及与哲学、 、的关联是什么 ? 司马迁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以说是道出了天文学的终极目的。中国古代天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天人关系 ,即宇宙与人间社会的种种关联的探索 。宇宙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 而是人间社会的对应或镜子 。天与人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对应关系 ,宇宙的秩序和模式在人间社会同样适用 ,天上的变化与人间变化是关联的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使得天文学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最为重视的科学 ,成为统治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 天文学的特征就尤为彰显 。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探讨其在强调天人关系的社会文化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并不声称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全面的研究,而是着眼于这一问题 ,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若干重要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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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敬天到观天到法天
中国古代文明中敬天的由来已久 。据考古学家张光直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 (shamanistic)的文明, 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不同层次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行这种沟通, 只有巫 、觋才有这种特权 。传说到了少昊之时, 九黎乱德 ,民和神混杂,人人都可以通天 ,这样社会就处在无序的状态。
到了颛顼 ,拨乱反正, “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使复旧常 ,无相侵渎, 是谓绝地天通。”也就是说, 在古代中国的巫觋文化中, 天具有崇高的地位, 谁控制了“通天”的手段,谁就握有统治的知识和权力。古代巫师沟通天地的手段有多种 。张光直指出有以神山 、树木 、龟策 、动物 、歌舞、音乐乃至药物等为工具来进行天地沟通 。不过 ,还有一个重要的沟通方式,就是对天象的观测,即天文观测 。通过观测天象而确定历法, 即 “观象授时 ”,成为沟通天地的最重要的标志,因而成为帝王统治的象征 。所以《尚书 ·尧典 》记录尧帝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乃命羲 、和, 钦若昊天, 历象日月星辰 ,敬授民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