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春秋324吉凶由人,属猪和羊婚配两属相和不和

春秋的含义。(请细说)

1·季节
2·中国时代名，即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中国各诸侯国争霸的时代）

关于<<左传>>

记载中国春秋时期历史的编年史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作者是鲁国的左丘明。但左丘明是春秋末年人，《左传》却提到战国初期的某些史实，故许多学者认为此说不可信。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其中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哲学思想资料，反映了西周末期已开始动摇的天道观的进一步瓦解，记录了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说、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例如，周内史叔兴认为“陨石” 等现象是 “阴阳之事”，并非鬼神借以预示吉凶；“吉凶由人”。秦国医和认为疾病不是鬼神作祟，而是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作用的结果。鲁国梓慎和叔孙昭子认为日蚀和水灾、旱灾是阴阳相克引起的。晋国史墨认为“地有五行”。宋国子罕认为“天生五材”，把由五行构成的自然界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郑国子产认为 “天道远、人道迩”，用宝物祭神不足禳除火灾。齐国晏婴在论述“和”与“同”的区别时，表述了相异、相反的事物可以“相成”、“相济”的朴素辩证思想。晋国史墨还提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变化观点。
《左传》的主要注释本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有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有清嘉庆十二年(1807)刻本;《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中华书局1981年版。

请翻译这句

从殷商时期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期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多关于人学思想的描述，更多的是关于“上帝”、“帝”、“天”或“皇天”的讨论。但历史进入到西周时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经给后世的思想家、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思潮在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中，首先是各国的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在借鉴总结上古时期的良好经验及夏、殷、周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奴隶即“民”的重要力量，广大奴隶的取舍决定了贵族阶级的家族统治能否继续下去而不是被推翻，这种思想的出现，其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是出于上的考虑才不得不这样做。另外，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导致了对各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各诸侯间征战不断，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使各诸侯国都认识到：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国力的强弱，并最终决定本国的地盘能否长保以及是否有国破人亡的潜在危险。正是由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以及诸侯间斗争的需要，使得“民众”这个人学思想的早期观念首先得以在一些早期家、思想家的头脑中形成，既而又引起了家、思想家们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早期的人学思想枣“重人事、轻鬼神”的“民本”思想，我们以《左传》、《国语》这两部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的有关记载为例，对春秋时期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予一些必要的思想分析和评述。
据《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因抢立战功而射杀大将的事，一位名叫颖考叔的大将在攻城时被另一位大将射杀，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郑伯使卒出猪，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君子曰：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郑伯用鸡、狗、猪来祭神，以射杀颖叔考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戒犯错误的人，可当时的思想家却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已经背离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了因为，因为出现这种邪恶的事情是由于既没有实施良好的修为，又没有权威的刑罚，仅仅用的方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拜神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只有通过加强国君的道德修养和修为，以刑罚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使国家得到治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明确区分了“神鬼之事”和“人为之事”并在二者之间做出了选择，他们认为人事修为上的作用对于巩固政权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神鬼”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说此时的观念还没有明确化，那么下面这一事例所反映的事实便已经有所发展了。《左传·鲁桓公六年》记载，楚成王准备侵略随国，先以弱鹭引诱随军来攻，随侯轻信准备发起攻击，这时随国的贤臣季梁说了下面一段话劝阻随候，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而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季梁认为百姓民众是“神”的主导因素，所以古代有作为的国君首先关注民众的生活，然后才考虑鬼神之事，只有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祭祀鬼神才能降福给国家，现在人民的心还没能得到统一，百姓的生活还得不到保障，所以神没有降福给我们国家，国君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国君能够勤修，先使民众的生活好了，同时又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或许可以免除这场灾难。随候接纳了季梁的建议没有进攻楚军。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刚从“重巫”、“敬神”的殷商遗风中有所觉醒的人们能够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口号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季梁的“民先神后”的观念是对以往“神为民之主”观念的重大突破，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价值已经成为统治者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是诸侯间决定胜负成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由家推动的“民本”观念在斗争中得到了提炼与深化。此时虽然还没有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对于国家强盛不依“神鬼意志”为主导而是因民众的向背为主导的立场却成为一时之盛。这种重视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增强国力、重视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已经能很好地体现出“重人事”的思想特点。类似的论述我们在《左传·鲁僖公十九年》中同样可以看到，宋襄公为了笼络人心，准备杀了曾经侵犯过宋国的曾子来祭祀目隹之社，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食之？”就是说，祭祀本来是为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只有“民众”是这种活动的主导，如果用人来祭祀，那么谁还敢享用呢？这一个反问恰好说明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作为群体的“民众”也已经反客为主，好象成了“神”的主人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的一些理论特点：在神人关系系统中，“神”的影响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人”在不断的与神的斗争与挑战中，逐渐争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取得主动地位。这种理论特点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人学”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神人”或“人神”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特点。人类只有经历了“思想阵痛”的过程，才能把自己从至高无上的“神”的藩篱中“剥离”出来，才能超越“神”的束缚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这时新型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出现了，《国语》中记载，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认为，天地的运行自有其恒常的规律，而人间的事物却容易被人们观察把握，子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天道”和“人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互不干涉，它们各自有其运行的范围和特点。“天道”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预测它的未来；“人道”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只有充分地了解“人道”变化的特点并在实践中运用这点，才能使国家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此时祭祀的仪式已经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这种观念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根基。“天道”已经分离出来，“人道”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在《左传》的其他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阐述。鲁哀公元年，吴国入侵楚地，吴王派人召见陈国的陈怀公，陈怀公有点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时陈国的大臣逢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国家的兴亡主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民众，如果把民众看作有病的人一样，爱护、关怀他们，而不要经常打扰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福分，国家就有了兴盛的保证；反之，如果把民众当做田地里的野草一样，任意驱赶、奴役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祸患，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逢滑以“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作为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把“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所在。这种较为明确的表述进一步使“民本”思想清晰化、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天人关系”的分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民”不仅已从“神”的阴影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相对于殷周时期“言国兴也必称帝命”、“国亡也定谓天降祸福”、“皇天假手与我以取暴君之国”的理论特点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当时的家、思想家形成的“民为国之本”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生活的需要，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推动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以民为本”思想、“重人事、 轻鬼神”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思想服务于、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同时又是在不断的和“神”进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人学”和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缓慢的发展历程：即惟神鬼独尊枣民神共举枣天人相分枣重人事 、轻鬼神枣以民为本这样一个逻辑顺序，这一思想路径是“人学”思想中“人”产生的必由之路。虽然后来中国的思想家们把这一观念导入了“宗法制度”的构建中去，给人戴上了另一套封建精神枷锁，使人没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对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先秦儒家人学萌芽时期这种性、实用性的思想特点同样奠定了以后“人学”思想发展的基调。
二、天人相分思想的提出及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重要事件之一，它不仅促成了中国国家早期历史形态的早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历史作用。复杂多变的争霸局面使得多样化的思想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另一方面，战争的需要形成了人才的供不应求，“得人才者得天下”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人道”的作用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从而为对“人”的关注提供了现实的思想环境。尽管此时的“人”已具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这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而主要是指“贤人”即有德有才的思想家、家及经营管理人才等有专长的实用型人才。尽管这是当时社会思想的局限性，但在思想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为广泛的“社会人”的产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天人相分”意为“天”、“人”此时从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生产生活、思想观念中都已经指称不同的事物，人门的认识上升到了科学化阶段。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天”在殷周时期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的代名词，当时的人们认为“天”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万物的主宰，人通常总是受到“天”的支配和控制而丧失了主动性，上到国家兴亡、下到人的生老病死都掌握在“天”、“神”的手中。虽然我们也能看到“可怜的人”的影子，但不是“国家”、“暴君”或“民众”因得罪了“天”而受到惩罚，就是“君王”、“人”不能违抗天命而是要时时祭祀以求天赐福禄，总之，此时的“天”是自然现象与人观念中“神”的混合体。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天”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发生在自然界中的天文现象有了深入的观察，一些有学问的人对天文、地理的了解更具科学化，这样，“天”被看作人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因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中。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的特点。据《左传》记载，鲁僖公十六年宋国发生了两起自然现象，“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鸷鸟退飞过宋都，风也。”这种天象引起了宋襄公的注意，恰好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便问这种现象是吉是凶。叔兴碍于礼仪没有立即回答，可是退出后他对旁人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大意是说，宋王提的问题不合适，陨星坠地、大鸟倒飞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人间吉凶产生的根本原因，好事坏事的产生是人为的结果，跟自然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叔兴的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立场：“阴阳之事”是自然界的事，它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对人事不发生直接作用。君王只要关注人事，自然可以知道社会事物发展的特点，“吉凶之事”根源在“人”，这种重视事情发展的内部因素，区分“天象”与“人事”的差别的做法，目的正是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种差别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的不同，一个“重鬼神”；一个“重人事”；一个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鬼神；一个却由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天”、“神”、“鬼”现在不能任意主宰人的命运了，它们的地盘和影响大大缩小了，这可谓是“天人相分”思想的具体体现形式。
从另一段关于“三不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详尽细致的描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不朽。”这段引文是说范宣子请教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指的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在这里，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是“神鬼”这些抽象的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立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多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参与。这样看来，在“天”思想中自然界的运行被分离出去后，人们观念上的“神天”也在逐步分离，这对于当时的生活具有提高重人事的地位、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的提出是对以往思想的重大突破，“三不朽”说对塑造儒家文化和培养民族气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和低估。有关生与死、朽与不朽等问题的讨论，既是哲学上的范畴，又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它在人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标准问题，虽然刚开始就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不是一般人能所达到的，但毕竟关注到了个人的思想状况、关注到了“人”的发展状况，这在刚从“重神鬼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吗？同时，这一论述还有着“无神论”的思想倾向，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殷商时期、在周初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朽者”应该是“帝”、“上帝”、“天”、“皇天”、“神”、“鬼”等等，在“重鬼神、 轻人事”的年代，人的生老病死统统掌握在“天、神”的手中，何谈得上“不朽”？而此时叔孙豹却提出了“人”也可以“不朽”的理论，这对“神”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不朽”说的形而上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儒家人学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向导作用。
春秋中后期，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的成熟，“天人相分”思想的成熟和发展通过思想家、家如文伯、管子、孙子、范蠡等人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晋国的君王问大臣文伯是否会有什么灾难，晋王问：“诗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这段引文意为《诗经》中的意思是说有日食是不施行“善”政的反应，国家没有良好的修为，原因在于没有使用好的方法，而国君却说这是天灾的表现，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所以活动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选择人才，其次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状况，第三是把握合适的时机。文伯道出了一个“秘密”：君王假借天象欺骗民众的“把戏”，明确提出灾难是人的不合适的行为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这在另一个层面描述了“天人”之间的区别。而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科学成果，对大自然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步，《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意思是说，有为的君王和成功的将领之所以能够一有行动就能取得胜利，成绩比一般人突出，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能够预先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中取得，也不能从外界事物运行的规律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才能知道敌人的各种情况。战场的瞬息万变、人员的巨大伤亡等严酷现实使孙子认识到人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了解了敌人的动向作战才是有效的，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这种以“人”为战争胜利主导因素的思想取代了虚幻的“鬼神”主导论的论点，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在“天人相分”理论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对于“天”的理解，孙子还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的“天”已经具有现代科学的轮廓，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运行变化的产物，丝毫没有了神的意思。“天”、“人”、“神”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分界线，“神”在孙子那里，不再具有神秘的色，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灵活运用战争原则打赢战争的主观能动状态，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以上孙子对“天”、“神”的阐述来看，他比以往的类似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孙子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它不仅有哲学、军事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管子》一书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所作，但其中的许多论述则可以确认是管仲的思想，其中的许多观念对先秦人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比如管子说：“一树一获者麋也，一树一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里管仲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管子还说：“古之圣王也，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几句话是说要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次明确集中的描述。这说明家的注意力已经在注意“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人”尤其是“贤人”正在被引入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家的共同认识，继而是军事家、思想家的总结提高，在经历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后，真正“人”的发现与认识就要开始了，而“人学”大发展的时代也即将来临。
最后我们从《国语》中记载的三个相关事例来概括总结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普遍性原则。《国语·晋语九》记载，晋国的大臣赵简子问于壮弛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弛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于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这段话是说晋国的主政大臣赵简子询问东方的士人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衰亡的时候，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人”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自我价值以及贵族统治者已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及“人事”方面，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这种对“人”的重要性的普遍性认识为“人学”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国语·楚语下》中还有类似的一段话：楚平王的儿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问题，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也。（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的心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现在一个人一下子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吗？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子高的论点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但更重视道德品德等个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这是儒家“人学”思想产生之前的必要铺垫，推广开来就为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做了理论上的引导。
越国的范蠡从更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天事”与“人事”的区别。《国语·越语》中记载了范蠡的这样一句话：“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他认为战争必须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人解放的前奏曲。那么什么是“天”呢？范蠡又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嬴缩转化，天节固然。”天道本身既不说明什么，又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这是说“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范蠡对“天”及“天道”的认识比孙子更明确化，进一步揭示了自然规律的一般特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天”决定一切的“唯天论”的天道观，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范蠡还提出了“尽人事”的观点。从《国语·越语下》的记载可以看出这点，在他帮助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越王问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越王急于想去攻打吴国，可范蠡说天时不合适，过两年又说人事不恰当，越王就有点不高兴地问范蠡到底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范蠡说大王您千万不要见怪，人事一定要和天地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后来越王听从他的计策终于打败了吴国，可见范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有效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这种“知天道、 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 轻鬼神”的思想进步了很多，人不仅从鬼神的束缚中“独立”了出来，而且懂得了利用原来的“鬼神”即范蠡所指的“天道”为人的活动服务，这是真正的“反客为主”，是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时，这一思想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把内因与外因、天道与人事、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结合起来，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给予“有神论”的“天道观”以有力打击，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后来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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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周易的起源与发展
《周易》又称《易经》，在我国在世界的影响都极为深远，但却是秦汉后直至今日无人真正通晓的上古典籍。《周易》分为经部和传部，经部之原名就为《周易》，是对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义的揭示和相应吉凶的判断，而传部含《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七种十篇，称之为“十翼”，是孔门弟子对《周易》经文的注解和对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论述。
<<周易>>简单概述

据传，《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城市安阳市。羑里城位于安阳市区南10公里处。易卦系统最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卦，称为八经卦。再将八经卦两两重叠，就可以得到六个位次的易卦，共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称为六十四别卦，每一卦都有特定的名称。如果再考虑阴阳的状态，则阴阳概念又进一步划分为“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情形，可以用“X，O，--，－，”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之。六十四别卦每一卦的每个位次上都可能有四种阴阳状态，于是全部易卦系统就共有4096种不同的卦。如果将阴阳性质构成相同的各个卦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主卦卦名相同的六十四种分系统，可以称为某某卦系。《周易》经部文字说明的内容就是对六十四卦系中部分易卦的象征意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事吉凶判定（称为占断）。其中每一卦系的第一条内容是相应的全静卦的占断，其后的六条（乾坤卦系有七条）内容是顺次排列的对相应卦系一爻动的卦的占断。秦汉以后的易学对此都存在错误或者说模糊的认识。
占筮及《周易》一书起源于甲骨卜的实践，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六十四卦系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继承了孔子对周易的发现，著了《易传》。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李斯将其列为医术占卜书而幸免于难。
《周易》中运用八卦预测信息的方法的发明，正是我国人民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他们在实践和好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易卦及《周易》，是个储存量很大的信息库。
《周易》历经数千年之沧桑，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道讲究阴阳互应、刚柔相济，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难之事，不是求助于偶像，而是运用通过八卦今昔信息预测的科学方法，预测自然和人事吉凶方面的有关信息，对一切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从而更。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目前，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易学的学术地位，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伐，蒙蔽了易学的真正价值。
《周易》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它认为世界万物是发展变化的，其变化的基本要素是阴（--）和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万物和万物的千变万化都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结果。《周易》研究的对象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为根本。三才又各具阴阳，所以《周易》六爻而成六十四卦。正如《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乾为纯阳之卦，坤为纯阴之卦，乾坤是阴阳的总代表，也是阴阳的根本，孔子在《系辞》中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坤其易之蕴邪”。《易纬·乾凿度》中说：“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也。” 通行本《周易》本经排序以《序卦》的次序为基础，而以乾、坤两卦为首。《系辞》开篇即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文言》是专门论述乾坤之卦德的传文，并将乾坤之德性引申发挥至人文道德范畴。说明乾、坤是《周易》中最重要的两卦，也是《周易》阴阳哲学的基础。
[编辑本段]《周易》的由来
对于《周易》的成书，《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此说最为汉儒接受，《周易乾凿度》有云：“垂皇策者羲，益卦德者文，成名者孔也”。“三圣”、“三古”之说简而言之，即：上古时代，通天之黄河现神兽“龙马”，背上布满神奇的图案，圣人伏羲将其临摹下来，并仰观天文、俯查地理，而做“八卦”；中古时代，姬昌被纣囚禁于羑里，遂体察天道人伦阴阳消息之理，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即“文王拘而演《周易》”；下古时代，孔子喜“易”，感叹礼崩乐坏，故撰写《易传》十篇。而在宋朝之前，对于重卦者多有疑义，一者王弼认为伏羲画八卦之后自重为六十四卦，二者郑玄认为神农氏重卦，三者孙盛认为夏禹重卦。
直至北宋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认为《易传》七种之间有互相抵牾之处，并非孔子一人所作：“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於繋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馀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於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於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犹见《易童子问•卷三》）。至于后世，疑古之风渐起，清代姚际恒所著《易传通论》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都认为《易传》并非出自孔子之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先生、冯友兰先生、顾颉刚先生、高亨先生、郭沫若先生等著名学者皆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顾颉刚先生则将《易传》成书年代推断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唯有金景芳先生坚持认为《易传》乃孔子所作。
时至今日，长沙马王堆墓穴中发现的“帛书”中，已有不少记载间接证明《易传》的作者或相关作者大致是孔子，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也当为盲目疑古者戒。
另一个方面，《周易》一书名字的由来也颇多争议。
“周”字的含义，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周代”，二为“周普”。前者的寓意在于认为《周易》为西周时代的书。理由便是《周礼》有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而此说认为《连山》为神农时代的筮书，神农也称“连山氏”，《归藏》为黄帝时代的筮书，黄帝也称“归藏氏”，后夏用《连山》，商用《归藏》，西周所用之书则冠以“周”字，名为《周易》。后者则取郑玄《易赞》，“‘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故而《周易》的“周”字，义为“周普”。
“易”字的含义主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一、“易”字的篆文为“（见右图片一）小篆:易”，《说文》训为“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即“易”为蜥蜴之类，主取“变”之义。
二、《说文》又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征阴阳。
三、《周易乾凿度》云“‘易’一字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简易、变化、不变三层含义。
四、“易”字的殷墟甲骨文为“（见图片二）”，取日出之时阴阳交变之义。也主于“变易”。
甲骨文:易 《周易》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简称为《易》，至西汉初年被列为“经”书之一，世人遂尊称为《易经》。可见《周易》当以“易”为大义，而诸说纷繁，也莫过变易消息之理。
[编辑本段]《周易》的内容
今本《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
“经”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
所谓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八卦”则是由“阴”、“阳”二爻三叠而成。
《周易》的“阴”、“阳”，分别呈中断的与相连的线条形状，即“––”与“—”。古人用阴阳范畴来表现寒暑、日月、男女、昼夜、奇偶等众多概念，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阴”与“阳”的基础上，圣人将其符号三叠而成八种不同形状，分别命名为不同的卦名并拟取相应的象征，称为“八卦”（也称“经卦”），具体如下：
卦象 卦名 象征物 象征意义
� 乾 天 健
� 坤 地 顺
� 震 雷 动
� 巽 风 入
� 坎 水 陷
� 离 火 丽
� 艮 山 止
� 兑 泽 悦
接着，圣人再将“八卦”两两相叠，构成六十四个不同的六划组合体，即“六十四卦”（也称“别卦”），每卦中的两个“八卦”符号，居下者称为“下卦”（也称“内卦”，《左传》称“贞卦”），居上者称为“上卦”（也称“外卦”，《左传》称“悔卦”）。“六十四卦”每卦共有六条线条，称为“爻”。《说文解字》云：“爻，交也”；王弼云：“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爻”的原意也就是阴阳之交变。因此“––”称为“阴爻”，以“六”表示；“—”称为“阳爻”，以“九”表示。六爻的位置称为“爻位”，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如《蒙卦》：
� 自下而上的六爻分别称为“初六”、“九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九”。
所谓的卦爻辞，即系于卦形符号下的文辞，其中卦辞每卦一则，总括全卦大意，爻辞每爻一则，分指各爻旨趣。《周易》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因而相应的也有六十四则卦辞和三百八十四则爻辞（由于《乾》《坤》两卦各有“用九”和“用六”的文辞，故将其并入爻辞之中，即总计三百八十六则爻辞）。
“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大义，如本经之羽翼，故汉人称之“十翼”，后世统称《易传》。
《彖传》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共六十四节，分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和一卦大旨。王弼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象传》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释卦象者称为《大象传》，释爻象者称为《小象传》。
《文言》共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意旨，故也称《乾文言》、《坤文言》。主要是在《彖》和《象》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阐发与拓展。
《系辞传》分为上下两篇，主要申说经文要领，贯彻卦爻辞的基本义理。文中对《周易》经文作了全面的辨析与阐发，一者抒发《易》理之精微，二者展示读《易》之要例。
《说卦传》是阐述八卦取象大例的专论，也是探讨《易》象产生于推展的重要依据。
《序卦传》是《周易》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推衍纲要，揭示各卦之间的相承相受。前半段经《乾》至《离》共三十卦，主说天道；后半段自《咸》至《未济》三十四卦，主说人伦。
《杂卦传》犹言“杂糅众卦，错综其义”。将六十四卦重新编为三十二对“错综卦”，旨在阐发事物的发展在正反相对因素中体现的变化规律。

[编辑本段]周易八卦的立体结构
《乾坤谱》插图
乾：x＝1，y＝1，z＝1
巽：x＝1，y＝1，z＝0
离：x＝1，y＝0，z＝1
兑：x＝0，y＝1，z＝1
震：x＝0，y＝0，z＝1
坎：x＝0，y＝1，z＝0
艮：x＝1，y＝0，z＝0
坤：x＝0，y＝0，z＝0

[编辑本段]周易朴素的管理思想
乾泉先生认为，《周易》的核心讲“三易”，即“简易”、“不易”、“变易”。而这三者也正好是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又是中国管理哲学的核心。因此，值得重视和研究。
一、简易
简单管理是管理发展的方向。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普及化，是“简易”的路径。只有了解企业组织的基因密码结构、基因代谢规律、基因进化规律，才有可能实现“简单化”。而《易经》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和理论模型，可供借鉴，乾泉教授的《全息系统管理理论模型》就是“管理简单化”成功的探索。
二、不易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产生、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寻的，构成其有机生命的基因密码DNA基本规律是相对不变的。也就是说探索社会基本成员，包括城市、政党、、企业、团队、产业、市场等所有组织系统，构成其生命系统的基因密码、DNA结构和基本代谢规律，是当代管理学面临的主要课题。而易学的“阴阳、太极、五行、八卦、河图、洛书、64卦”等准数学模型，为研究系统组织基因的DNA密码、结构和代谢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乾泉教授的《全息组织系统DNA模型理论》就是在《易经》“不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等最新成果，探索社会组织系统的全息DNA密码及结构排列规律，是可广泛应用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规律。
三、变易
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化就是变易，“变易”是易经研究的主要内容，《易经》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彖传”、“象传”、“文言”等，核心思想讲述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易经》以“全息”、“系统”、“变易”的哲学观和独特的符号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变易”的类数学模型；为我们研究企业、团队等组织系统的生命周期，组织DNA代谢、遗传变易和生存竞争，如何更好地把握变革管理，提供了科学的路径。乾泉教授的《全息组织变革理论》就是在《易经》“变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生命科学》、《系统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信息学》、《哲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探索社会组织系统的全息变革管理规律。

[编辑本段]关于《周易》的历史起源问题
乾泉先生认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是一个文化成熟较早的国家。历代家和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恢宏的治国之道与管理之道。孔子在《系辞传》中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乌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远古的伏羲氏之“始作八卦”，乃起于观察，普遍观察天、地、人、物以后，归纳所得，制作为八卦的思想符号。这正是哲学思考的程序，由眼前自然现象出发，经观察、综合、比较而得出万物的共性，然后归纳创制出象数以代表此共性。这段文字前句言八卦既为归纳万物之共性而产生，故能“通”万物之德(“德”言德性)；后句言以其通万物之性，故能就万物之情实而予以区分种类(指八卦分别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类)。
何为《易》？一是变易，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天地运行，寒暑交替，人生物死，没有竟时。二是简易，一阴一阳，就囊括了万种事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男就有女，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三是不易，别看世间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变，哪样东西不变？规律不变。月盈则亏，日午则偏，物极必反，这便是一切事物的规律。谁能逃得出这规律？除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神仙。《易》经过先民千万年的生存实践总结，蕴涵含着深刻的自然法则和朴素的和谐、辨证思想。
[编辑本段]《周易》是谁写得，是怎样一部书？
乾泉先生认为，易经是一部集体性著作，周易体例内容本身不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占筮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夏商两代已有重要的鬼神观念与人鬼沟通的方法，占筮是人鬼沟通的行为模式之一，但占筮活动本身也有多样性，例如有烧龟壳或烧牛骨，而从其烧裂的纹路中见启示的方法，占者将所欲占之事与对纹路的解释又刻到甲骨上，流传至今，使今人得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甲骨文）这种占筮活动传至周文化传统中时，经过周人的改良，建立完整的观念与符号系统，（卦爻辞与卦爻象）一方面将当时所占之事及其解释以文字记录下来，（卦爻辞）一方面建立新的占筮法则，（大衍之数）使用新的占筮工具，（蓍草）而完成周易这部著作，亦即我们今日所见的易经之书的经的部份。经过历代哲学家的阐释，发展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
《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
《周易》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进一步完善，是我国先人的集体创作，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里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也是如此。孔子就说过人们“日用而不知”。今天，我们谁不曾说过某某人阴阳怪气，某某人又变卦了，或者扭转乾坤，否极泰来之类的口语和成语，但不一定人人都知道而这些词汇都是直接从《易经》里来的。
《周易》在西汉时期就被列为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秦始皇焚书时亦不敢毁伤它。
《周易经》研究被称为《易经》或“易学”，早就成为一门高深的学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读易，纬编三绝，而为之传。”上下五千年，《易经》代代相传，释家林立。许多学者皓首穷经，考证训诂，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为大观。
《周易》研究流派纷呈。他们互相争鸣，互相否定，也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春秋时期，筮法上出现过变卦说，取象说，取义说，吉凶由人、天道无常说。战国时期出现过阴阳变易说。汉代有象数之学（卦气说，五行说，纳甲说），魏晋唐时期称玄学。宋明时期，又出现五大学派：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又有人笼统地分为两派：一派是儒家，一派是道家。儒家重乾卦，重阳刚。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强调修身以有用于社会。道家则重坤卦，重阴柔。讲“大道若水，弱能胜强。”强调精神自由，以无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儒道两家都从《易经》发展而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皆发源于青藏高原。
《易经》的科学内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尊敬。易学研究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显学。尽管如此，《易经》里仍然有许多不解之谜，连孔子和朱熹都竟告阙如。
[编辑本段]《周易》是还是企业管理宝典？
《易经》诞生于三千年前，从伏羲八卦算起，易学的起源最少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可企业管理是近代和现代的问题；他们之间有何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法归宗。易乃中国文化之源，诞生于甲骨文之前，是我们的祖先对待天文、地理、历史和生活环境的经验写照。因易而成道、儒、释，道学崇尚自然，儒家崇尚伦理，释佛崇尚觉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系辞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内外兼修”…… 因易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使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一脉相传,造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华夏儿女得以休生养息、安居乐业薪火相传，塑造了富于创造和顽强的民族精神，哺育了一代代英雄儿女．．．．．．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市场竞争，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核心竞争力的竞争，是国际化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已经是文化的碰撞、交融、融合。中国的企业只有依靠得天独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才有可能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塑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近几年来，国内外企业界兴起对《易经》、《老子》、《论语》、《孙子兵语》等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热，这时管理发展趋势要求的反映。很多管理专家已经认识到《易经》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是以易经及易学思想为核心的管理哲学，从管理的自身发展历程上来看，21世纪将由科学管理走向哲学管理，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管理哲学的兴起和文化的回归。《易经》PK现代企业管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辑本段]《周易》对现代企业管理有哪些作用？
乾泉先生认为，有人说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而乾泉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前不但有管理，而且还有自己的管理哲学。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管理文化。但是文化也是要进化的，文化只有在交流、重组、融合中才能够创新。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化母体，谈何交流，拿什么来与西方文化重组。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应当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化。企业管理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它应该是民族文化在企业行为中的表现。忽视民族文化、片面模仿西方管理的必然结果就是：邯郸学步，不仅学不好西方的管理科学，最后连自家的珍宝也会丢失，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易学思想当可为中国化的企业管理提供崇高的价值理念和指导。《易经》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人生和社会规律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道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的一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

白羊座女生的性格特点

白羊座女孩特点之一：白羊座女孩性格也很奇怪,有时候超爱说话,有时候可以一天不说话,高兴的时候,会拼命的说话,不高兴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白羊座喜欢孤单，又害怕孤单。 白羊座女孩很少会敌视别人,很重视友情,不懂甜言蜜语，不屑拍马屁 本能的排斥虚伪和做作的人， 她们并不会真的发火。
白羊的忍耐很恐怖,明明已经到极限了,还要仰起笑脸,把自己的感受放最后,近乎没有知觉的去撑起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对于普通的朋友,觉得没有倾诉的必要,对于交心的知己,却又不想矫情的说太多,到后来,所有的情绪都积压在自己心底,难道最后白羊等来的,是所有理智崩盘、毁灭的那一刻?
白羊的感情很直接很确定，恋爱中的他会觉得你是他的，白羊也绝对是热情的海洋，舍得给你花钱。但如果有发现你欺骗他，只要是谎言，就会让他对你的感情产生变化。白羊座的男人俊俏女人漂亮，有些自恋。与白羊恋爱，你要学会说贴心话，一口一口甜到他心里，白羊座算是很好哄的一个星座了。
暂且先这么回答你吧。白羊太多小性格了。我也是白羊女。

白羊女性格温柔做事细心,是每个男生的理想型吗?

是的。白羊女性格很活泼开朗，无论是谁跟她们在一起都能感受到她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