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巧合轮回,历史就是不断的轮回

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四个盛世,八百年一轮回,是巧合吗?

根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盛世基本上都是每800年出现一次，这就有一些奇幻色了就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些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是巧合，有些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如果是巧合的话为什么出现了4次这样的巧合？

如果真的是轮回的话，根据现在的科学研究又无法证明这种情况，还是说真是那一句话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因为这种历史的进程才导致了这种结果。因为这一种问题对于我们来讲还有还太过于深奥，现在也没有结论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这四大盛世吧。

第一大盛事就是成康之治，成康之治可能很少有人听过了这是在西周初年由周成王所治理出来的盛世。周成王生年不详大概逝世于公元前1022年，在他继位期间他对内明德慎罚主张节俭，用这种办法来缓和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对外以以武力征伐为主，来控制那些少数民族获取稳定的边境，因为当时国力不错，这一种做法也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第2个盛世就是产生于公元前180年到公元前141年这一段时期的文景之治。这是由汉文帝汉景帝这两位皇帝共同治理的结果，在汉朝初年的时候，因为社会经济衰弱，所以汉朝的初代统治者推行的是休养生息政策采取的是轻徭薄赋，到公元前180年太尉周伯迎接代王刘恒入京奉为王成为汉文帝。

而这位汉文帝是汉高祖的第4个儿子他的母亲家族不显，当时有吕太后把持朝政，所以在汉文帝继位之前，他也是过了一段苦日子，继位之后他深感贵族的奢侈生活下定决心来改变这种状况，这就缓解了当时百姓的经济负担，并且他还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到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逝世之后，汉景帝刘启继位期间励精图治，平定了七国之乱并且还巩固了中央集权，勤俭治国，发展生产，这让百姓安居乐业稳定下来。

第3个盛世就是唐朝的贞观之治，从公元627-649年，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是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是杰出的家军事家，他在自己年少时期就帮助父亲李渊巩固了他的，并且在隋朝末年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时代为父亲打下了一片江山，他继位，他继位之后更是实行仁政团结少数民族并被少数民族的人称为天可汗。

第4个盛世就是产生于公元1424年到公元1435的仁宣盛世，仁宣盛世又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三位统治者一起宽松治国发展生产的所产生的盛世局面。这一个盛事主要是产生于朱瞻基继位时期，朱瞻基继位后停止了前朝为宣扬国威派人下西洋去到各国的这一个情况。这就让百姓的经济负担得到了宽松，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从而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开启了一个在明朝时期相对稳定强盛的时代，当1935年朱瞻基去世之后仁宣之治也随着他消失了。

曾经有哪五个惊人的巧合,在中国的历史上真实发生过?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万物发展貌似都是这样，也就有了很多人都说的天道轮回，其实历史中就有着很多种所谓的轮回，更像是一种循环，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之后，就会惊呼“这也太巧了吧！”，凡事都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历史中惊人的五大巧合。

一、三家分晋和三国归晋

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

东汉末年，三国魏、蜀、吴互相征伐数十年，最终一统，而统一的王朝国号正是“晋”。

二、短命王朝

秦朝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六国后，秦二世谋害了哥哥公子扶苏，继承了皇位，后被汉所灭。

隋朝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结束了西魏宇文泰的鲜卑文化统治，隋炀帝杨广则谋害了哥哥杨勇，继承了皇位，后被唐所灭。

两个王朝都是结束战乱而开国，都传了两代，都是弟弟谋害哥哥上位，结果之后的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

三、汉朝和唐朝

我们经常把汉唐两个强大的朝代相提并论，其实两个朝代确实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汉朝灭了短命的秦朝，接着出现了女性专权者吕雉，强大的汉朝拥有“文景之治”，外患匈奴，末年从农民起义“黄巾之乱”开始彻底走向衰亡。

唐朝灭了短命的隋朝，接着出现了女性专权者武则天，强大的唐朝拥有“贞观之治”，外患突厥，末年从农民起义“黄巢起义”彻底走向衰亡。

两个王朝都灭了一个强大而短命的王朝，都有女性专权，也有有一段盛世，同时面对外患，末年都经历了农民起义。

四、杨广与杨勇

隋炀帝杨广在杨坚死后，为了争夺皇位谋害哥哥杨勇，谁知道一千四百年后，一个叫杨勇的房地产开发商挖了隋炀帝杨广的墓，冥冥之中又是一种循环。

五、元朝、明朝、清朝

元朝的时候，用来做登基大典的宫殿叫做“大明殿”，而正是大明王朝灭了元朝；而明朝的朝门叫做“乾清殿”，也正是大清王朝灭了明朝。

崇祯皇帝生前建了两个行宫，一个叫“永昌”、一个叫“顺治”，而最终逼得他煤山上吊的李自成的年号正是“永昌”，取代他做江山的清世祖的年号正是“顺治”，不得不说实在是太巧了。

其实，在世界历史这数千年的长河中，还存在着很多惊人的巧合，我们经常看一段故事或者历史的时候就感觉似曾相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着发展规律的，正所谓“月满则亏”，“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诸如此类的成语实在太多了，这也告诫了我们平时做事也一定不要过于妄自尊大，在得势的时候要谦卑一点，在处于低谷的时候，也不要气馁，只要自己努力去做，问心无愧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

历史上的三次惊人巧合,莫非 真有轮回穿越?

一、汉朝的巧合
刘邦在芒砀山“拔剑斩蛇”，起义诛暴秦，后尊怀王之约，西略地入关，兵伐咸阳。
子婴投降后，众将都建议杀之以谢天下，刘邦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遂宽宥了子婴。
刘邦建立了大汉朝，200年之后出了一个投机钻营的“安汉公”王莽，他是汉元帝王皇后的侄子。汉平帝驾崩后，王莽立汉宣帝两岁的玄孙广陵侯子婴为皇太子，并改名曰“孺子”，史称“孺子婴”，由王莽居摄，总揽朝政。
不久他就“顺符命，去汉号”，篡权改国号为“新”，并策命孺子曰：“咨尔婴……诗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尔为定安公，永为新室宾，呜呼！”
看到这儿有什么感想？很相似吧？
刘邦兴于蛇，而亡于“蟒”；西汉从秦朝的子婴处夺得江山，王莽亦从西汉的子婴处夺得江山，且两位子婴均得以“宽宥”。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关于刘邦兴于蛇而亡于“蟒”的巧合，后来还演化出了一段神话故事：
刘邦斩蛇前，白蛇说：“你今天欠下的账总有一天要还的。你斩了我的头，我就篡你的头：斩我的尾，我就篡你的尾。”刘邦大怒，说：“我不斩你头，也不断你尾，让你从中间一刀两断！”说完，一剑把白蛇从正中间斩为两段。
所以西汉传到平帝，白蛇转投胎王莽，毒杀汉平帝，篡汉为新。后经光武中兴，灭了王莽，才又恢复了汉室，建立了刘氏东汉王朝。而东西汉恰巧各传200余年。
二、魏晋的巧合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立陈留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董卓灭亡，曹操迎汉献帝至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朝政，自为丞相，封魏公，进魏王，加九锡。杀死汉献帝怀孕的董妃，“幽死”伏皇后，鸩杀二皇子，但他碍于“道德包袱”，终一生为汉臣，没有篡权，要做“周文王”，把篡权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儿子曹丕继魏王位不久，于公元220年，逼迫汉献帝让位，曹丕建立魏朝，是为魏文帝。封汉献刘协为山阳公，“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还说：“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汉献帝活到54岁，也算得以善终。
这逼宫受禅的曹丕并不长寿，只活了36岁就死了，其子魏明帝曹睿活到30多岁也扔下了孤儿寡母辞世了，遗命司马懿和曹爽（曹操的孙子）辅幼主曹芳继位。曹爽乃一介武夫，不久，全家（包括婴儿）被司马懿一锅给“烩掉”了，朝政大权落到司马氏手上。
后来司马昭杀掉曹髦，另立一个宗室子弟曹璜来当新傀儡，司马昭把新君曹璜改名曹奂，不久又被进封为晋王，等到司马昭一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公元265年，司马炎就效曹丕故例，逼迫十五岁的曹奂禅位于他，建号曰“晋”，史称“西晋”。
曹魏四十五年篡来的天下被司马晋夺去了，曹奂被封为陈留王，302年去世，时年57岁，也得以善终。
曹操父子对汉献帝玩弄的把戏，在孙子曹爽、曹奂身上被司马昭父子反过来淋漓尽致地重演了一遍。
三、宋朝的巧合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死，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
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
当时，周恭帝柴宗训只有七岁，小符太后（周恭帝的小姨）20岁，孤儿寡母无力纠缠，只得禅位于赵匡胤。周恭帝在禅位的诏书中说：“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国命有归。”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封柴宗训为郑王，并赐他丹书铁券，相当于尚方宝剑，可免一死。
谁知，三百多年后，公元1276年，蒙古兵临临安，宋使请和，元将伯颜云：“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不得已，也是七岁的宋恭帝与祖母谢太后、母亲全太后奉表降元。宋恭宗在投降诏书中写道：“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今天命有归，臣将往焉。”宋恭帝等被押往大都，忽必烈封其为“瀛国公”，也算是善待他了。

惊人的三次巧合:是轮回还是巧合,至今无法解释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个大转盘，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暂且不论它的对错，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很多事情真的让我们惊讶，让我们迷惑，让我们沉迷其中而又无法自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巧合。
一
提到隋炀帝杨广，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是一个暴君。当然对于这个评价是否公平，我们下次再说，今天我们说另外一个故事。隋文帝一开始定的接班人并不是杨广，而是他的哥哥杨勇。但是杨勇这个人行事过于张扬，而杨广有很善于伪装。最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当上皇帝后的杨广对哥哥杨勇一家的处理方式还是很残忍的。当然故事的高潮不在这，最为精的是1500年后，隋炀帝杨广的墓被人挖了。而挖这个坟人的名字正好就叫杨勇。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二
清朝在入关之前进行了内部的统一战争。当时有一个部族叫做叶赫那拉氏，他们跟努尔哈赤一族有着很深的矛盾。但是努尔哈赤很能打，最终打到了叶赫那拉族的城下。
叶赫那拉氏不服啊，当努尔哈赤打到城下的时候，海西叶赫部的首领，努尔哈赤的郎舅金台吉说：”就算叶赫那拉是剩下一个女人，也要向爱新觉罗讨回血债！”故事到这就很精了，大家也都知道最后将满清葬送的哪个女人就姓叶赫那拉。
三
如今我们纪年都会用公元纪年，而大家也都知道公元元年正是耶稣出生的那年。这不奇怪啊，因为公元元年就是以耶稣出生开始的。
但是在中国也有一个初始元年，而且这一年跟公元元年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这当然也不奇怪，因为历史上的时间肯定是交汇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纪年方式直接舍弃了前朝的纪年，而另外采用一个纪年方式，你还觉得的正常吗？
当然这还不是最精的，最精的是这个年号的制定者正是王莽，这个最像从现代穿越回去的历史人物。

历史为什么轮回?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经济、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著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机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关。农业社会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与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关联，也与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置。最为显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护的可能。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制的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2、另一种私有化，另一种结局自耕农数目下降导致每一王朝在其后期都面临财政上的困难，但公共财政的匮缺并不表示国家财富总量的减少，相反我们倒还可以发现出另外的事实，比如唐朝，虽然其统治者并未象明朝一样严格地平均地权，而是在不剥夺大家族所占土地的现状下，通过其他途径开辟新土地并赠予自由农民，这种"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同时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加强了唐初时的统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后都无可幸免支大于收、财政上捉襟见肘，即使在国家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是谁使得自耕农锐减并掏空了帝国的公共财政？问题出在历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我们一直习惯于认为，中国社会向来不存在私有制问题，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都在压制着私有化。如果说这是与近现代西欧明确产权制度的一种对照，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与受法律保护权利和税收义务制约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从未有效生长。但若以"全豹"来否决"一斑"、认为中国社会只有对经济资源的无度控制而无私人对财产的大量占有，这却与历史曾有过的现实不符。中国古代大地主和豪强的土地兼并，事实上也是制造了一种土地上的私有。虽然这种私有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拥有者的地契和通过与统治者共谋而获得的权力，一般都使土地私有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避免权力的侵扰。但中国以往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强那里的集中并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拥有大地产者亦交纳相应的税银，则土地私有尚不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然而，传统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产权拥有者所亨权利与应尽义务的极端不平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不是建立在技术上，类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向为中国社会所缺乏，帝国的税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无法精确定量，这使大地产拥有者有了逃税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地产拥有者一般都是特权的享有者，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身就建筑于官僚阶级与地方乡绅豪强的合作，大地主利用其对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来要交的税务。套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产拥有者作为既得利益阶层，才真正亨有着"轻瑶薄赋"，这种财产占有权与应尽义务的分离，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匮乏，也成为中国历史王朝兴衰荣落的基本成因。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必然的结果，是权力施用于土地占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私有的强度。在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的背景下，资源的施用所能谋取的经济利益，最多最频繁的当然只会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惯常模式，就是官僚+地产。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有很大关联。隋唐以后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国社会创造了"机会均等"，为贫家子弟进入士绅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实则不然，一句"三代出一个贵族"的习语道破了科举入仕的秘密：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多年学习和准备的根基，甭提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读书向学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所以能够中举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财力在背后作着支撑，而中举入弟，权力则自然向经济权力的方向回流，为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与地位跃升提供便利。官僚和地产因此这样结合在一起。这虽然没有囊括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勾结的所有类型，但却最明显、明通俗、最普遍的一类，各朝情况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为例，明朝的官员退休以后，告老还张即成为乡绅，但按规定，仍享有着与在位时相近的各种经济优待（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占有社会财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乡谊、年谊、姻谊等等作为纽带，与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权力的权贵者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是之故，将既得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就极其自然和顺当，比如曾作过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退休回南直隶之后，家庭成员多达几千，通过放高利贷等各种手段所占有的地产，据说便有40万亩。（黄仁宇，P146）权和钱自古相通。明朝的官员通过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积累起一定的资产，这些资产或可直接用来购买土地，或可通过放高利贷豪夺土地。官员有位在职时积累金钱财富，退休后将金钱转化为土地成为土地贵族，之如此类在各朝各代皆为常识。一代王朝开国时一批乡绅豪强，但"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新一轮权力的重构，经济资源在王朝建立几十年后亦将重新依旧安排。明朝到万历年间，一个新的土地贵族便早就已产生了，"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黄仁于P153）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在各代都能发现。再如唐朝，唐朝开国时实行"均田制"，但实际上一开始的"均田"就不彻底，对前朝形成的拥有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地方家族大地产，并没有予以剥夺，而是开辟其他途径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的方式公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国家税收是由广大小农所承担，拥有权力的大地主则不需要交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一个生动的写照。至此我们看到，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握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的税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提示了阶级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性。人口居于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于绝对多数的受剥削者的存在，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主要又在于两方面：一是生产，即财富的创造；一是分配，即财富的使用。这两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发生故障，都会对另一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常常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等于不平均），恰恰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然，如果此时在财富的生产上有所突破，尽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贫弱者亦能享有一汤羹时，就如唐朝一度所做的那样，社会危机也许也有一时缓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为前提。而从遥远的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传统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都来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经济来源，也非常单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于人，再无其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贫和富的对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3、古罗马为什么衰亡：与中国的对照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转而对自身建设进行投资的能力，包括积累财富对外征服获取新的土地资源以济破产农民、运用公共财政为贫穷无产者建立社会保障等；二是不断扩大自由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打破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单一和板滞，拓展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生活自身调节能力。但我们从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和罗马的衰落中都已看到：强大既得利益者恰恰对这两方面都造成了阻碍。隋唐以后的王朝已经很少对外征服，这绝不是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和平主义"，而是源于国家公共财政和经济动员能力的薄弱，不能对外开疆拓土的结果，帝国到其后期，已无法应付破产农民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罗马帝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自耕农民的惨重损失乃至农民阶级的因此没落、以及后来条顿堡战役失利后帝国对外征服事业的中止，不仅断送了保持和生长起一个强有力自耕农阶层的可能，也断送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而罗马庄园经济的随之兴起，使古希腊时期即已产生的城市交换经济不复存在，韦伯因此说罗马后期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又走了一个圆圈，大地产和自然经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了封建制度，倒退回了其起点。拥有巨量土地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在制造了经济垄断的同时也造就了农业经济的单一性，而财富的私人垄断和经济类型的单一化，与现代私有产权制度不同的是，不仅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也限制了自由劳动和交换经济的发展，但这两者恰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从垄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也存在有布罗代尔所称的资本主义，但是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土地贵族利用手中金钱资本大放高利贷推进商业和土地控制的行为，与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异曲同工，、经济、文化权力合而为一，结果与现代式的垄断并无二致，只会使某种经济类型进一步定型和固化，打击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而在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式的农业社会，即是取消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业化的可能。仅以劳动力方面而论，农业社会普遍的人身依附，一旦为奴终身为奴，导致农民阶层根本没有自己选择职业和进行生产的自由，而这又为商业经济的发育所不可或缺。与之相反，在私有产权制度明晰的市民社会，劳动力本身已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和择业自由已有保障，这则为交换经济的生长、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低下的经济自由度，只会使一个社会在各方面都陷入停滞甚至后退，传统中国的王朝循环和古典西方文明在罗马后期向封建制度的复归，都已说明这个问题。4、上升阶级、落后阶级与超越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许都有其命定因素的存在，有一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是无法改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安然于人类文明的宿命。然而当我们仔细剖解历史、条分缕析帝国轮回中的细微、并将其

黑格尔为何说中国无真正的历史,只是朝代轮回?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能解释人类活动进程的一门学科，不单单是时间上的延续，而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更像是一个赌场，恶棍轮流坐庄，统治赌场；地痞换班执政；普通老百姓是炮灰，总被恶棍、地痞们拿来当祭品。

中国的帝制自秦朝开始循环，一直到1912年才结束。从那时候起，中国便进入了封建君主统治时期。经济上，统治者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上，皇上任命大臣管理各地方。当一个朝代开始出现朝政腐败，百姓生存艰难时，底层人民就开始起兵，推翻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建立新的王朝。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历史不断重复这些步骤，王权是发生了更迭，但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只是换了一个统治者而已，不满足人类活动进程从低级到高级的特征，因此中国的这种循环不能称之为历史。

黑格尔的观点，有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他狭隘地认为只有促进了社会发展的才是历史，其标准过于单一和片面。中国的四大发明，难道没有推进西方世界的发展吗？显然，他的观点存在不少漏洞。更何况黑格尔没亲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来源于西方的书籍。他所生存的年代，清朝已经开始衰败，西方书籍对中国的记载自然会贬大于褒。明朝中后期，中国也曾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它很脆弱，但也在缓慢发展，这也是一种变革。只不过，资本主义最终没能在中国成长起来。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才辈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小农经济消亡后，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走上了工业道路。中国仅仅用了40多年的时间，差不多就赶上了西方某些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在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