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得配面相何时发达,30岁后越来越顺的面相

三农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啊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年02月13日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 叶兴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也是确保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目标，突出重点，扎实推进，确保今年的新农村建设开好头、起好步。
(一)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对“三农”问题重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面对世纪之交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发展理念。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使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在理论上得到升华。2003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将“多予少取放活”明确为要坚持的方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这两大方针使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政策取向发生重大调整。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十一五”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从这一系列重大步骤我们可以看出，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思路也是非常清晰的。从“摆正位置”到“转变理念”，再到提供“理论支撑”，进而到“明确方针”，最后到部署“建设任务”，逻辑上一脉相承，层层相扣，层层递进。
(二)
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既是从现实出发作出的客观判断，也是着眼未来作出的重要判断。
只要从现实生活中的城乡差异出发，从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实际状况出发，就可以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任务之重大和艰巨。
例如农田水利问题。农田水利老化失修、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对农业发展构成威胁，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目前我国有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402个，虽然这几年利用国债资金进行节水改造，但仍有114个没有上项目，按水利部规划，还需要投资400亿元。1万亩以上的中型灌区5000多个，尚缺乏资金来源。针对这种情况，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建立中央和省两级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但仍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再如农村饮水问题。自2000年提出分阶段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目标，至2004年的5年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103亿元，加上地方各级的配套资金和群众自筹，总投入约200多亿元，解决了6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尽管如此，目前农村饮水安全形势仍比较严峻。特别是还有一些地区的农村饮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虫等水质问题。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表明，到2004年底，全国农村有3.2亿人饮用水不安全。其中，饮用水质不达标人口22500万人，包括饮用高氟水的5400多万人、饮用苦咸水的3800多万人、饮用地表水和地下水被严重污染的8900多万人；水量不足、取水不方便及供水保证率低的有9500多万人。
除有关水的问题以外，农村道路、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也较为严重。解决农村目前正面临着的这些现实问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从现实出发，把农村建设好，是一项重大和艰巨的任务。
从今后15年来看，建设好新农村也是一项重大的、紧迫的任务。再过15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于农村能否同步实现这个目标、农村的发展能否跟得上这个进程。在党的十六大报告等重要文件中，有关城镇化的内容都是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应该说，这个思路与过去那种城乡分割的发展思路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建设新农村与推进城镇化并不矛盾，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九五”开始，我国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以来，全国城镇化水平已连续10年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后15年即使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城镇化继续大步向前推进，15年后留在农村的仍将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2005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比率为43%。到2020年，有的预计城镇化比率为60%，有的预计为57%。无论按哪个预计数字，届时留在农村的仍将有40%左右、5亿至6亿人口。留在农村的这些人口，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国家现代化建设成果。另外，城镇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在县城和建制镇，这部分人口也要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设新农村，就是要把包括县城和建制镇在内的整个农村建设好。实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相当部分人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小城镇或乡村，因为乡村或小城镇基础设施很完善，不必都涌到大中城市。所以说，从未来看，从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解决好“三农”问题要两手抓，一手抓城镇化，转移农民；一手抓新农村建设，使留在农村的人生活更加美好。这两手都要硬。把建设好新农村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摆在重中之重的突出位置，是非常正确的。
(三)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究竟怎样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从一些地方的实践和一些专家的研究来看，有很多概括。如有的地方概括为“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织、塑造新风貌、创建好班子”。有的专家概括为“新设施、新环境、新房舍、新公共服务、新社会保障、新精神风貌”。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应当实现以下“八新”：
一是推进现代农业的新发展。新农村的农业，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应当围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业，推动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二是形成县域经济的新格局。新农村的经济，应当是繁荣的、富有活力的经济。应当加快投资、财政等管理体制改革，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应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要载体，把小城镇和工业园区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平台，壮大县域经济，全面振兴和繁荣农村经济。
三是培育农村市场的新主体。建设新农村，应当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应当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转移就业能力、科学种田水平。应当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服务组织。
四是完善乡村治理的新机制。应当加快转变乡镇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整合乡镇事业站所，对公共服务和经营性服务实行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完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制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五是创造乡村生活的新环境。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是环境整洁优美、设施完备配套的新农村。应当搞好村镇规划和建设，加强村容村貌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搞好农村饮用水、道路、电网、沼气等生产生活设施建设，积极稳妥推进改水改厕改灶改圈，搞好垃圾处理，治理乡村污染，美化乡村环境。
六是树立乡风民俗的新风尚。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是民风淳朴、健康向上的新农村。应当移风易俗，发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新风。
七是促进公益事业的新发展。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是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的新农村。应当促进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使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加快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农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八是营造农村和谐的新局面。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是干群关系良好、农民安居乐业的新农村。应当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
(四)
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实际出发，切忌“一刀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长期过程，有完整的内涵、系统的目标，但具体到一个时段、一个地方，应讲条件，有所侧重，不能同时什么事情都抓、所有村子都搞“一刀切”。抓新农村建设，应从见效最快的事情抓起，选择条件较好的村子先行示范。如果所选的示范村群众没有积极性，就暂缓实行，在其他地方另行选点。现阶段开展新农村建设，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加重乡村和农民负担。必须有很强的政策观念，工作方法也要得当，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事情做起，从农民最积极、干部最主动、条件最成熟的村子抓起，是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而不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关键。
(二)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提起新农村建设，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村庄建设和环境整治，是一排排崭新的农舍。这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最直观的体现。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抓村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欠发达地区村容村貌和基础设施较差，在起步阶段抓一些见效快、受益面宽的工作，有利于统一认识、增强信心。但更重要、更本源的内容，是发展农村产业、增强农民经济实力，欠发达地区尤其要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建设新村镇，才有条件过上新生活。把新农村建设长期持续地抓下去，而不是运动式地突击抓一下，就必须牢牢抓住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个最为根本的环节。
(三)各地区各部门应对新农村建设给予必要支持。推进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自力更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农村面貌。同时，也要顺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新，除了建设内容新外，一个重要特征应当是财政有投入。应很好地处理农民主体和引导的关系，在充分发动农民的同时，中央和地方应筹集一定资金，通过发放水泥、电动水泵等实物的方式，引导农民投工投劳建自来水、村内道路和新式厕所。韩国在开展“新乡村运动”的初期，也曾向农民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国家投入专项资金，通过采购的方式，把水泥、钢材等物资用于农村道路、饮水工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利于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有利于开拓农村市场，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外，围绕新农村建设整合现有的各种支农资金，按一个规划统筹使用，可以有效解决资金分散、行不成合力等突出问题。
(四)必须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为避免走弯路、造成浪费，规划先行应当成为一个重要原则。特别是村镇建设要严格遵循规划。在不少地方，由于村镇建设规划长期滞后，“有新房、无新貌”，“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象较为突出。这两年农民资金积累增加较多，农村即将出现新一轮的建房高峰，在这个关键时刻加强村镇建设规划和管理十分必要。一个好的村镇规划应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前瞻性。规划要充分考虑到今后工业化、城镇化的长远趋势和村镇布局的长远变化，突出重点镇和中心村的建设，不要遍地开花。欠发达地区村庄和人口比较分散，城镇化的格局尚不明朗，编制规划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不能片面追求水、电、路的通村率。今后要撤并的边远村庄和人口稀少的居民点，现在不必要花很大代价搞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具有和谐性。要从村镇的山形地势出发，依山顺水，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形成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田园农庄、农村社区，防止千村一面。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充分利用山地和旧宅基地。既要建新，更要拆旧，避免出现新的空心屋、空心村。三是具有包容性。规划中要注意保护有价值的传统民居等文化遗产。四是以人为本。要突出农村特色，便利农民生产生活。
(五)注意与现行政策相衔接。推进新农村建设，既是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目标、任务和思路的创新发展，又是近年来中央关于“三农”工作一系列重要部署的延伸；既需要创新工作方式和机制，又必须遵循既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推进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民出资投劳、土地利用等政策性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关于防止加重农民负担、防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防止乱占耕地、防止强行推进规模经营等有关政策规定，不能强行集资摊派、不能举新债、不能乱占耕地。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注意严格把握政策界限，着力解决浪费土地的现象，用补助等机制调动农民建设积极性。

三农问题的现状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论文：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的历史梦魇，至今未能得到完全解决，它“绝不仅仅是道义或者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横亘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面前的现实难题。”曾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面临着一个难以绕开的“翘翘板现象”，即基层政权运转难和农民负担反弹。在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大国，全面实现小康必须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开拓新的思路，正确认识和把握“三农”问题的实质，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全面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前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采用财政社会学分析方法，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我国“三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不合理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无论是农村税费改革，还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都要求把农村财政放到一个更坚实的制度基础上来，彻底改变我国传统财政体制下农村城市不当的权力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农村城市协调发展的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实行民主财政。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建立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第三部分讨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第四部分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及财政体制模型
财政涉及广泛的责权利关系，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联动性”。19世纪的财政学文献表明，重商主义时期的财政学具有鲜明的学科综合化特色，它包含有今天的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政策学等内容。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各个学科的单方面发展，财政学才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学科，并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法学、学、经济学等既有理论的虚拟观念的基础上，忽视了财政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葛德雪（RudolfGoldscheid）批判了财政学的技术化倾向，提出了财政社会学思想，试图恢复重商主义时期财政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熊彼特则从财政的侧面抓住国家的本质、形态和命运，指出对财政历史的研究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同时也能洞悉具体的条件，特别是组织形式发展和消失的方式。”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财政社会学也始终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本文以为，财政社会学是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宏观分析的最佳视角，它可以通过吸收经济学、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革新对财政及财政体制的理解，恢复财政学的古典色，从而使其理论更具解释力。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建立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并从中引申出四种主要的财政体制模型。
“权力资源”和“生活机会”（life-chance）是本文分析的中心概念。吉登斯（AnthonyGiddens）认为，“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其存在的前提是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以康芒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认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不是市场，而是社会制度安排中的权力结构。权力资源是权力的基础，其占有状态决定了“生活机会”的大小。国家通过控制权力资源以取得财政收入，财政是国家控制权力资源的经济体现，财政体制最充分地体现了权力资源的配置格局，因此，“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以财政利益为根基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基本形式，一定财政利益格局下的冲突和权力的关系总是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财政体制构成吉登斯所说的“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ernationalmediation）的载体，即权力存在于财政体制之中，并通过财政体制展现出来。因此，本文认为，财政体制是通过其收支结构和活动范围的划定对权力资源在、经济两大领域及各领域不同活动主体，包括中央与地方、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群之间的分配，是对不同活动主体基本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规定和认可，决定了不同主体的活动空间或“生活机会”。权力资源在不同的领域的分配决定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由于不同领域权力资源运作机制和活动主体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国家财政收入规模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一国的财政体制需要在国家合法性最大化、国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绩效最大化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否则就会引起国家或社会的动荡，从而需要通过改革或革命来重新趋向平衡。这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正是由于财政体制的这一内涵，使它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立宪”层次上的意义，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也可以在财政社会学框架内通过对财政体制的研究得到解答。
下面，我们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一个简化的模型来分析一定财政体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在城市和农村的配置所产生的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绩效：
Y＝εAaBb
权力资源在和经济两大领域的配置具体化为财政直接控制（包括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和市场配置（财政间接控制）两部分，分别用A和B表示，a和b则相应表示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对该领域权力资源的弹性参数，且a+b=1。ε表示综合绩效系数，Y表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在这个模型中，A=C1+D1，B=C2+D2。C1和D1分别表示在财政直接控制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C2和D2分别表示在市场配置下的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假定市场配置效率高于财政直接配置效率，即a
模型一：A>B，C1>C2，C1>D1，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财政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二：A>B，D1>D2，C1
模型三：AD2，表示权力资源主要由市场直接控制，且主要配置在农村。
模型四：A
模型一和模型二可总称为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财政直接控制了大部分的的权力资源，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市场配置的权力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常沦为财政的附属物，在为财政的服务中取得自己的存在。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凸显了其暴力特征，个人和组织的生活机会强烈依附于共同体，无法发展出独立的人格，也无法迸发出创新的冲动，因而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内在激励，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由于模型一和模型二对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配置格局不同，因而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模型，国家的财政基础以农业为主，限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在模型二中，国家的财政以国家控制的城市工商业为基础，可称为工商基础型集权财政体制。
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称之为公共型财政。因为在这两个模型中，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财政在为市场服务中取得自身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取得对权力资源的主要配置权并不与本文在前面所主张的财政体制的涵义相冲突，相反，它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财政对权力资源由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的结果。正如希克斯所证明的：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国家隐匿了其暴力特征而凸显了其契约色。个人取得了公民地位，组织也获得了独立性，具有自主的生活机会，因而社会创新得以持续实现，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得到扩展。同样，由于权力资源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配置，模型三和模型四也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模型三中，市场的产品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农业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在模型四中，市场产品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本文称之为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农村与城市关系区分为农村剥夺城市、城市剥夺农村或农村城市协调发展三种主要类型，则可在四种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十二种具体的财政体制模型。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用何种财政体制，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条件的约束，如财政压力、社会权力结构、自然禀赋、国家发展目标、领导人眼光、财政体制形成机制等。由财政社会学分析框架和我们建立的模型可知，每一种不同的财政体制，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这也正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同时，经由这些模型，我们也可以解释市场经济的起源并判断一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财政体制会导致不同的“三农”问题，农村城市协调发展并工商基础型公共财政体制能取得较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并解决好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而在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尤其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财政体制下，国家各级机关为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给农民增加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而农民也不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得到更多的生活机会，久之则演化为严重的“三农”问题，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是如此。下面通过对我国历史和当前财政体制的分析，进一步揭示出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内在联系。
二、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历史梦魇
在“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也是……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的情况下，土地和人口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井田制和授田制是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财政体制。井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实行，授田制在春秋战国时建立。在授田制下，国家掌握了地权，对土地加以规划和折算，并按一定的标准将土地直接分配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耕作以征取赋税。授田制确立了个体农户为单位的农业耕作方式，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个体小农，它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也使分散的个体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了明确而直接的联系。作为取得耕作权的代价，民众被编入了户籍制度之中，被剥夺了迁移的自由，其生活机会被限制在土地和特定的区域之内。这种份地分耕定产定税责任制体现着国家对土地和民众的双重控制，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水平……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其结果就是行政权支配社会，凸显国家的暴力特征。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体制下的社会结构只有在国家还控制了其他的权力资源，如工商业从业机会等时才会在社会的各利益群体中造成层层的权威膜拜，确保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战国时，虽有小农制的普遍基础，但尚无国家大规模掌控工商业的条件。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冲击，让统治者感觉到工商业对授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威胁，因而加大了对工商业的官营力度，但这一过程到西汉时才得以完成。汉武帝面对内忧外患，为增加国家财政控制权力资源的能力，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措施，并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发展出大规模官僚制经济。这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由兴盛走向衰落，与官僚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长期沿用的建立在小农制和官僚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其特征与模型一相似，即A>B，C1>C2，C1>D1。至此，先秦时期的封建社会被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社会或“俸禄的国家”代替，谢和耐所讲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才算成形。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
西汉建立的财政体制被后世继承，虽然王朝更替，但国家集权型财政体制的两大基础，即小农制经济和官僚制经济，始终未发生动摇或根本改变，零零星星的财政体制改革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而进行的修修补补罢了。罗荣渠指出：“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但在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之下，权力资源配置呈现单极格局，农业和工商业在国家的控制下实行了整合，共同服务、服从于国家财政的需要，市场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物，即使有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主要是服务、服从于财政的需要，连城邑里的店铺和集市都是行政管理下的产物。国家垄断了生活机会，社会发育和个人自由得不到相应的空间，缺乏独立性。集权官僚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容许个人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充斥的是国民的依附性格和苟且偷安，社会创新难以进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有限，民智民力需要在农业之外得到展现，民众急需获得农业之外的生活机会，但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无法实现，民众被迫局限在农业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再加上国家财政开支持续增长的趋势和官僚的盘剥，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三农”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国家的暴力性相联，我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也总是通过暴力获得暂时的缓解，虽然也曾有过为减轻农民负担而试行的“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但由于基本财政体制不变，农民负担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致使“三农”问题成为历朝历代不断的梦魇。北宋王安石企图改变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改革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下失败。明太祖从宋朝灭亡的教训中看不到“三农”问题的财政根源和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反而认为是工商业的发展使然，因此改变了宋朝向民间释放权力资源，以最先进部门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努力方向，代之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重新确定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并实行恐怖，致力于维持这种结构，其决策不是开放的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本已有所松动的农业基础型国家集权财政体制重新得到巩固。有学者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是对宋朝企图全面突破而失败之后的全面反动和倒退。明朝财政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的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并最终因严重的“三农”问题导致国家合法性产生危机，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灰挥烟灭。清朝和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的中华民国也因未能在财政体制的转换上取得突破而无法逃脱同样的历史命运。对我国古代和近代财政体制的分析，可以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周期率”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对我们今天审视和最终解决仍然突出的“三农”问题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示作用。我们今天存在的“三农”问题从很大程度说是历史的延续，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依然在于财政体制的突破。
三、1949年后的财政体制与“三农”问题的新形式
中华人民成立时的财政、经济和工业化的压力和我国资源开

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处理“三农”问题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城镇化和三农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么，城镇化与三农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通过城镇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呢？
城镇化发展的历程与条件
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民建城，费孝通来苏南调研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城镇、大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后，中央明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第三阶段就是现在，叫做“小城镇、大措施”。城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也是有条件的。以下三个问题应引起我们重视。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长河来看，小城镇是一种过渡形态。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一部分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就成了小城镇。小城镇是农村向城市迈进的一个跳板。小城镇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叫做“握手”，随着城市的扩张，像苏州的木渎镇、娄葑镇，逐渐融入城市；第二种是相对独立的，像昆山的千灯镇，将成为城市周边的中心镇；第三种是扁平化，原来的小城镇通过撤并乡镇、逐步演变成了社区。
第二个问题，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城镇化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产业支撑。而我们现在全国绝大多数的乡镇都是靠行政支撑的。我们通常把产业比作是一把雨伞的柄，伞柄越强大，支撑的伞面就越大，也就是产业越强，小城镇的经济支撑就越强。我们必须看到，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是很难的，在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城镇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产业支撑。
第三个问题，小城镇建设一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产生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源。大家想想，强迫征地、拆迁、逼农民上楼、上吊的原因是什么？不就 是胡作妄为的小城镇建设吗？所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小城镇搞得好有利于解决三农，相反则会祸害三农，这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解决三农和祸害三农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处理的好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处理的不好就是祸害三农，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三农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我们国家表现的比较突出而已。全世界的三农问题有多种类型，各有特色。三农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同时还是产生新三农问题的一个过程。
首先，三农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要是吃饭问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工业化城镇化时期主要是土地问题，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土地争夺战。第三个阶段就是工业化的后期，也就是发达国家，面临的是农产品的补贴问题。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看，一类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他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温饱问题。第二类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第三类是发达国家，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农产品的补贴问题。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面临的是温饱问题；经济发展中地区，主要矛盾是征地拆迁、工业化如何起步；经济发达地区，主要矛盾是怎么样加大三农的扶持力度，但是也有突发事件。因此从共性来说，全世界的三农问题在我们中国都有。
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面对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一个是三农。对于三农问题，在中国现阶段科赛是处理的最好的。前石塘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但是真正离处理好三农问题还相距甚远。如何真正处理好三农问题，是放在科赛集团领导和干部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
城镇化和城镇运营面临的三农问题核心点是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利益问题把它比作是做蛋糕，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利益的产生和分配实际上涉及到三方，第一方是，内部下级和上级之间的博弈；第二方是企业；第三方是农民。农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集体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因此，我们只有处理好这么多利益关系，才能做大蛋糕；只有把这些利益问题处理好了，才能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有一句话，“利益的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对于城镇运营商、，城镇化和城镇运营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从的角度讲叫城镇化，从科赛的角度讲叫城镇运营。从而言，一手是企业、一手是农民；从企业的角度讲，一手是、一手是三农。企业既要处理好与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又要解决好三农问题，科赛在这两方面有独到之处，值得肯定。
让农民参与是根本路径
我国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有三种流派：一种是维权派，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靠维护农民的权益；第二种是反哺派，认为关键靠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三种是参与派，让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分享现代化进程的成果。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那么怎样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我们有三大合作社。农村有土地、资金、劳力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对农民来说，是闲置的，我们原来是靠征用征收去搞房地产开发，农民就跟你对抗，现在把农民参与进来，搞股份合作，让农民变成股东，实行按股分红。目前主要有三种合作社。第一，动员农民土地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出租给农业企业，取得收入再来按股分红；第二个，把四、五十岁的农民动员起来，成立劳务合作社，把劳动力介绍给这些农业企业，既解决了这些农业企业的用工问题，也解决这些农民的就业问题。他们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产业工人。第三是动员农民入股，成立股份制合作社，由合作社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造厂房、门面房出租，取得收入后按股分红。这样做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这样做，标志着我国农村已进入了土地资本化、股份化、分红化的时代。土地有个特点，不入股叫资源，一入股叫资本；不入股是黄土，一入股就是黄金，就能保值增值；不入股叫农民，是一盘散沙，一入股就是股东，可以共同富裕。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参与进去，参与进去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农民从对立面变成参与者，我们要带领农民奔市场。
现在全国的土地流转都是闲置式的，苏州是投资式的。所谓闲置式，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劳动力转移为前提；第二，以略有收入为目的，几百块就行了；第三，以小农经济为结果，是30岁人的地留给60岁的人去种，流来流去还是小农经济。而苏州是投资式的，也有三个特点：第一，不需要劳动力转移。相反，搞了生态农业以后，农业劳动力还不够；第二，也不是只有几百块收入，而是可以搞到上千元、几千元；第三，不再是小农经济，而在空间形态上，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在经济形态上，可以实现土地的增量与增值。增量，可以增加上千亩的农用地；增值，可以有数千万、上亿元的土地增值。
怎么做？首先，分工。农村不是一个样的，苏州的农村分为三个方向、五个类型。第一种，在工业规划区城镇规划区的行政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征地拆迁，融入城市；第二种，是工业规划区以外的经济强村，它的发展方向是就地城镇化；第三种，纯农业地区，其中又分为三类，有生态资源的搞生态旅游农业，有人文资源的搞古村旅游，什么都没有只有大片土地的，搞农业产业园。分类之后，可以看到苏州实际上走了三步：第一步，80年代，搞乡村企业；第二步，90年代，搞开发区发展；现在是第三种，把农村的土地资源整合起来，农民的土地入股以后，一平整，就可以增加20%-30%的土地。
旺山村是成功的典型。该村2003年以前还是个穷村。2003年开始，第一步，通过土地流转搞土地股份合作社，平整土地，建成一个号称5000亩的生态茶园。第二步，把节约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开发区建造标准厂房，取得出租收入。结果三年时间，就挖到了第一桶金。第三步，回过头来，改造旧村庄，把旺山村打造成苏州最美丽的山村。
在具体操作上，我们叫分层招商，市县两级去招商，征地拆迁；镇村两级去招租，把集体建设用地运作起来，去建房出租。在利益分配上，叫五统五分。五个统一：品牌、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五个分，就是分GDP、财政收入、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民营经济等考核指标。当然还有出租房屋的收入，实行按股分红。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乡镇、村级集体和广大农民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
作为城镇运营商，跟农民打交道上我认为主要是五个方面：第一，要科学策划、规划。按照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分别按照三个方向、五种类型来进行规划；第二，叫以地生财。靠土地整合；第三，是股份合作，土地整合关键靠股份合作制，企业也可以参与，参与进去以后把土地指标异地发展。第四，异地发展，为什么要异地，因为越是有地的地方肯定是地价最低，而越是缺少土地的地方地价越高，因此就必须将地价最低地方的土地指标、置换到地价最高的地方去使用，这就是：异地发展；大庆人原来有句话，叫“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我把它改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的到有条件的地方去上，与有条件的地方联合起来上”；第五，是试点示范得到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为此，建议科赛集团继续在全国率先进行试点，通过推进城镇化解决好三农问题，并通过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让农民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做一个带领农民奔小康的城镇运营商，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是贯串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这80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谓中国国情(特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即实现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以及人口城市化；同样的,教育的普及、民主化、法制化等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广大农村和农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力军以及农民占人口的比重,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解决好如何动员和领导农民的问题,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正是由于中国正确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解决了如何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才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中国的历史经验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还是总结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规律,都需要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同样又是在中国执政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由于中国面临的国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没有遇见到的,在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遇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论断矛盾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个体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80年里,中国基本理论的发展与“三农”问题的认识变化基本相一致,发生过三次大转折,实现了两次认识上的“飞跃”.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1949年前,中国实现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模式向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转变,实现了第一次认识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大转折发生在50年代前半期,即由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转变,并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曲折探索.第三次大转折发生在1978年以后,即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第二次认识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与此同时,中国对农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次大转折和两次飞跃,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50年代初期,农民由革命的主力军变成被改造的对象,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失去自由,农民的要求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再受到压抑.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党承认了农民的创新行为,特别是当这些创新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冲突之时,坚决站到了农民一边,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并推动了整个改革.
（四）“三农”问题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需要完全解决的最大问题.经过5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2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但是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将会使得“三农”的核心问题――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受到较大制约,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那种低成本、外延型扩张的乡镇企业黄金年代,将不会再现.同时,由于农业人口严重过剩,生产率太低,农民的收入增长将会遇到较大阻碍,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和积累.另外,世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冷战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溶入国际经济,既能够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也将遇到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落后的农业和技术落后的乡镇企业.这一切都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大于前20年,因为前20年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对农民“松绑”的办法,依靠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空间,使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则要在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条件下进行,并且经过20年发展所留下的问题,更多地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弱势群体,转移难度也更大.
总之,“三农”问题并不单纯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男人什么面相是大富大贵的面相

大富大贵男人面相

1、额头丰满宽阔的男人

这类男人，天资聪慧，先天运强的男人，因为多数男生的恋爱期都是在30岁之前，额头面相的运程代表的刚好是这个时期的运程。早年运好的男生，也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尤其受到美女的青睐。通常身边的女人偏重理性化，而内涵和品德同时也都较出众，气质上可算是上上之选。

2、山根高的男人

山根(鼻子)高主人生通达，财运八方之相，在婚姻方面，更是不愁没有好女人的到来，这类男人喜欢找温柔传统的女人为妻，仅长相来看，非漂亮不娶。因为男生的面相中，鼻子代表是自己的妻子，女人的面相学中鼻子代表的是自己的老公，所以，鼻子长势有气势的男人都是会娶一个贤惠漂亮太太的。

山根高的男人

3、脸相上丰富的男人

脸相丰满主指颧骨不突出，国字脸，圆脸为主，这类男人有气度，能成大气，心性稳定，而且婚姻方面平顺而和谐，身边的妻子未必很美，却是很懂得生活之道，生活方面能照顾得井井有条，理财方面能力突出。很多大企业家都是这样的面相，比如说李嘉诚，马云，李彦宏都是这样的面相，心态很好，也容易娶一个贤惠持家的好妻子。

4、耳相好的男人

耳相好括耳朵位置高，靠后，贴脑而生，有丰厚的垂珠，等等，这类男人很有能力，同时驾驭能力强，也有好强好胜之心，因此他们的妻子绝对是最难泡到的那种，属于完美型女人，长相又好，工作又好，还要有能力和气质。不过往往这类女人给男人的压力也很大，有得必有失，生活方面，洗碗作饭带孩子，就得男人抗着了。不过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像火星来客一样，耳相好的男人多数都是婚姻很幸福，能沾女人光的男人。因为，他们的选择肯定是对自己有利的。

5、准头丰满的男人

仅鼻相上看，准头丰满带富贵之相，这类男人的妻子有女人味，不仅旺夫，也很漂亮，同时带富贵之相。准头丰满可以说是男人找一个漂亮老婆最明显的特征了，很多肥头大耳的土豪能娶一个明星老婆，漂亮太太，基本都是鼻子丰满圆润，准头有气势的相面。

6、眉相好的男人

眉相好主要是色黑亮，均匀，弯弯的，细眉有光泽。眉毛虽然主管男人的事业，但男人的事业有妻子的一半作用，事业好的男人，眉毛多数都是很清秀，细腻有光泽，妻必定贤淑，而事业上差的男人，眉毛没有光泽，散乱，枯黄，过于自我，还常常引起家庭矛盾。

心生万象，多种福田，面相也会改变的更加美丽有福气。

日后注定富贵男人面相有哪些特点

一个人富贵与否，固然与自己的命理信息、生活环境具有重要影响。但通过一个人的面相，也大抵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富贵的生活，以及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向。
一、额头
额头前方隆起高耸，且长得厚实的，说明此人会有较好的官禄，一生尽享荣华富贵。如果一个人额头长得不对称，则是不吉相，说明此人一生生活贫困，没有什么转机。如果一个人的日月角耸起，主官运亨通，财禄双收，典型富贵相。
二、眉毛
眉毛纹路清晰亮泽，无杂纹，没有眉毛过粗过黑或眉型不齐，这是具有富贵相的眉形特点。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高耸秀丽，则说明此人有威严权势，有享受高官厚禄的信息。如果眉毛长得漆黑浓厚，则是不吉相，主此人是贫贱命。眉毛的吉凶还要看与眼睛的搭配。
三、眼睛
眼睛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富贵的重要参考。一般来说，眼睛大而有神，眼球黑白分明，神采奕奕的人，都具有富贵相。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长而且深，明亮有神，则是大贵相。至于眼睛恍惚无神，眼球黑白不分甚至浑浊，往往属于运势低迷之人，无论是财运、婚姻运、贵人运等都欠佳，个人发展也常受阻碍。
四、鼻子
在面相学上，鼻子被称为“财帛宫”，有“问富在鼻”的说法。一般来讲，如果一个人的鼻子丰润隆起，方正笔挺，圆润有光泽，则主一个人非富即贵。如果一个人的鼻孔外露，则主一个人一生贫苦，而且还是短寿命。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颜色灰暗，肉少，则表此人是贫贱命，一生与富贵无缘。有的人鼻子高耸入天庭，则说明此人会很有成就，四海威名。如果一个人鼻头总是圆润，山根部位长得长而且笔挺，鼻梁方正笔挺，则说明此人是大富大贵命。
五、人中
人中是指鼻子下方到嘴唇之间的地方。人中在面相学中主寿命和子女状况，而以长的长、深、外缘宽阔为宜。如果人中端正，则是富贵相。如果一个人的人中狭窄而短促，则主此人会生活贫困。而一个人的人中宽阔明亮而有光泽的话，则主能做大官，威权显达。
六、嘴巴
人的嘴巴以长得方阔为吉相。一个人的嘴巴如果方阔而棱角分明，则主此人长寿而多子多福。如果一个人嘴唇宽大，且唇厚，则主此人命里常富贵，衣食无忧。而从其唇色也可对一个人的富贵与否判断一二。嘴唇微红的人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能丰衣足食，而嘴唇紫红的人则能发达显贵。如果一个人嘴唇发乌，则非吉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