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算命先生,宜昌有名的算命先生
朱元璋以前是干什么的?能说说他小时候的事和怎么当的皇帝么?
出身布衣
明太祖原名叫朱重八，朱元璋这个名字是他投附郭子兴后由郭子兴取的。朱重八的父亲，也不叫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朱元璋的妈妈，叫陈二娘；朱元璋的大哥叫朱重四，二哥叫朱重六，他本人排行老三，所以叫朱重八。清朝人俞樾在他的《春在堂随笔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此于《元史》无征，冉证以明高皇（朱元璋）所称其兄之名，正是如此。”他又举当时绍兴乡间为例：“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命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即名‘五九’”，五九相乘，四十五也。据俞樾钩沉，明朝大将常遇春的曾祖父叫常四三，爷爷叫常重五，父亲叫常六六；大将汤和的曾祖叫汤五一，爷爷叫汤六一，父亲叫汤七一，等等，皆为佐证。
和大多数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的出世也被人为增加了几分传奇色，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个梦，梦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于是她就吃了下去，他母亲从梦中惊醒，但是仍余香满口。等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屋，时值夜晚，红光从屋中射出，邻居见后，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
朱元璋祖籍是江苏句容县(今南京市句容县)通德乡的朱家巷，其祖先世代耕田种地。其祖父朱初一因不堪地主和蒙古统治者的剥削，举家逃到了淮河岸边的泗州盱眙(今安徽盱眙)垦荒种地。朱初一死后，家里一贫如洗，朱元璋父亲朱世珍(本来叫朱五回，后来朱元璋给父亲追名为朱世珍)只好东迁西移，五十岁时，才在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的东乡定居下来，并在这里有了朱元璋。
由于营养不良，朱元璋小时候体弱多病，瘦得皮包骨头。朱元璋父母十分迷信，认为只有观音菩萨才能救他一命，保佑他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把幼小的朱元璋送到附近的皇觉寺,并让朱元璋拜寺里的老和尚高彬为师。
朱元璋到了10岁时，其父亲朱世珍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再次搬家。后来就在太平乡的孤庄为地主刘德种地，朱元璋就为刘德家放牛。
在放牛的过程中，朱元璋结识了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并成为要好的朋友。日后，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人为建立明朝南征北战，立下了功勋，成为开国元老。
朱元璋自幼聪明顽皮，并曾经读过几天书，所以鬼主意最多。常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他穿着破衣烂衫，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用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然后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称起皇帝来，还让伙伴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只有饿肚子放牛，于是发生了朱元璋宰牛的事情。一天放牛时，朱元璋和徐达、汤和、周德兴都觉得肚子饿，于是朱元璋出点子，将一头小牛犊杀掉，大家烤着吃了。没多久，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吃完了，但回去怎么向地主交待呢?大家都发愁了，于是互相埋怨。朱元璋于是站出来，想了个办法，他让大家把牛骨和牛皮埋了，把血迹掩盖起来，然后把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就说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拉不出来。小伙伴都纷纷赞同。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结果是朱元璋被毒打一顿并赶回了家，而且给父亲增添了赔偿小牛的债务。但是朱元璋却因敢作敢当而深得小伙伴的信任。
流浪行童
蒙古帝国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是贱民。杀蒙古人偿命，杀回回罚银八十两，杀汉人罚交一餐头毛驴价钱。汉人村里新媳妇的头一夜一定要给蒙古保长，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为名，不能拥有武器，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赋役沉重，再加上灾荒不断，广大汉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343年，濠州发生旱灾。不料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庄稼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祸不单行，接着又发生了瘟疫。一时间，家家户户都死人，一个村子中一天中竟死去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不久，朱元璋家也染上了瘟疫，不到半个月，其64岁的父亲、大哥以及母亲陈氏先后去世。朱元璋和二哥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家里又没钱买棺材，甚至连块埋葬亲人的土地也没有。可叹朱世珍一生劳苦，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朱元璋和二哥放声痛哭，惊动邻居刘继祖，于是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们兄弟二人好不容易找了几件破衣服包裹好尸体，将父母安葬在刘家的土地上。三十五年以后，朱元璋回忆起此事时，仍难抑悲痛之情，他在《皇陵碑》中写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不到半个月，昔日和睦温暖的家不存在了，父母的疼爱也一去不复返了。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地影响着朱元璋的心境，使他仿佛跌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为了活命，朱元璋与他的二哥、大嫂和侄儿被迫分开，各自逃生。朱元璋实在走投无路之下，想起幼时曾经许愿舍身的皇觉寺，于是就去投奔了高彬和尚，在寺里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他在寺里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烧饭洗衣，整天忙得团团转，有时仍会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日子一长，朱元璋憋了一肚子气。一天，他扫地，被伽蓝神座绊了一下，于是他就顺手打了伽蓝神几扫帚。
还有一次，老和尚见大殿上的蜡烛让老鼠咬坏了，就当众训斥了朱元璋。朱元璋心想，伽蓝神连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管不住，还怎么管殿宇?更害得自己受骂，越想越气。于是，朱元璋就找管笔，在伽蓝神的背后写了“发配三千里”几个字。这些都反映了朱元璋不甘于受压迫的性格。
可是，朱元璋做行童不久，寺里的粮食不够和尚们吃了，寺里也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只好罢粥散僧，打发和尚们云游化缘。这样，朱元璋才做五十天行童，而且还不会念经、做佛事，但是没有办法，也只好扮成和尚的样子，离开寺院托钵流浪。这时朱元璋年仅17岁。
朱元璋边走边乞讨，他听人说哪里年景好就往哪里走，他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然后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于1347年又回到了皇觉寺。在这流浪的三年中，他走遍了淮西的名都大邑，接触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艰苦的流浪生活铸就了朱元璋坚毅、果敢的性格，但也使他变得残忍、猜忌。这段生活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在外云游的三年，也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朱元璋在流浪中，也接触到这样的宣传，他目睹国是日非、人民生活恶化的现状，意识到天下大乱很快就会来临了。于是在回到皇觉寺后，朱元璋发奋勤学，广交朋友，准备干出一番事业来。
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这些起义者用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1352年，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义。
朱元璋闻听起义的消息，不由心想，老在寺院里，随时可能被元官军抓走，性命难保。正在此时，朱元璋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信，汤和在信中邀请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义军。恰在此时，朱元璋的师兄秘密告诉他，说有人知道此信，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放下钵盂，赶紧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25岁。
将帅之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而且机智灵活、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就把朱元璋调到帅府当差，任命为亲兵九夫长。朱元璋精明能干，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都上交郭子兴元帅，得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不久，朱元璋在部队中的好名声传播开来。郭子兴也把他视作心腹知己，有重要事情总是和朱元璋商量 。当时郭子兴有一养女，是其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他最小的女儿便由郭子兴收养。此时，郭子兴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对自己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便把21岁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军中改称他为朱公子。有了身份，便不能再用从前的小名重八了，于是就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国瑞。
当时，在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两派之间矛盾重重。这年九月，徐州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兵到了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在孙德崖的鼓动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郭子兴弄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掉郭子兴。朱元璋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兵救回了郭子兴。从此，两派结怨更深了。
朱元璋见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矛盾重重，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中旬，朱元璋回乡募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同村邻乡的熟人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投效。于是朱元璋很快就募兵七百多人，回到濠州，郭子兴十分高兴，就提升朱元璋做了镇抚。
这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
朱元璋见这些人半年没出濠州城，于是他从自己招募的新兵中挑选了心腹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南略定远。在南略定远途中，朱元璋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后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朱元璋向东进发，乘夜攻破定远横涧山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投降。朱元璋从降军中挑选了精壮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南下滁州(今安徽滁县)。
在南下滁州途中，定远名人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如故，李善长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朱元璋：只要效法刘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很快便可平定天下。朱元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的书记，并嘱咐李善长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朱元璋很快攻下了滁州，其亲侄儿文正、姐夫李贞带着外甥保儿(后来取名文忠)前来投靠。从他们口中，朱元璋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不免伤心。其时还有定远孤儿沐英，甚是可怜，于是，朱元璋就将这三个孩子收作养子，改姓朱。后来，朱元璋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在朱元璋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所以，朱元璋攻下滁州城不多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朱元璋立即交出兵权，三万人的队伍，纪律严明，军容肃整，郭子兴见了十分欢喜。
1353年，朱元璋任命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为前锋，一举攻克了和州。消息传来，郭子兴即刻任命朱元璋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一次，朱元璋外出，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朱元璋问他为什么哭，答说是等父亲。朱元璋仔细一询问才知道，原来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军营，父亲在营中养马，母亲和父亲不敢相认，只好以兄妹相称。朱元璋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这样下去，部队将失去民心。于是，朱元璋召集众将，申明纪律，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事广为传颂，朱元璋深得民心。
此年三月，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是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朱元璋招募收编的，而且朱元璋比郭天叙和张天有勇有谋，并且手下又有人才。所以，朱元璋事实上成了这支队伍的主帅。
朱升献策
在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朱元璋在和州驻守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与和州相对，紧靠长江南岸的太平(今安徽当涂)、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没有船只，只能望江兴叹。这时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朱元璋亲自处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元军封锁抵达和州。朱元璋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一马当先，率军冲杀，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将士想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见此，朱元璋果断地命人砍断船缆，任船顺流而下，断绝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一鼓作气，在朱元璋率领下攻克太平。进入太平，朱元璋重申军纪，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立即处死，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朱元璋于是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己做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朱元璋便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朱元璋亲自统率水陆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在第三天，攻破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朱元璋。但是，朱元璋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朱元璋就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在夜里守卫，而自己身边，只留有亲兵统领冯国用一人。
第二天，降军知道此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甘愿跟随朱元璋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朱元璋便攻下集庆。
朱元璋进城后，下令安抚百姓，改集庆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获报后，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在应天则设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以廖小安为统军元帅，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此时，尽管朱元璋拥有十万兵力，声势比过去大了很多，但是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而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虽然同是反元武装，但是张、徐二人同小明王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而且，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暂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并且面临着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朱元璋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于是在占领应天不久，朱元璋立即派徐达攻取镇江。出战前，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故意以放纵士卒的罪名将徐达抓起来，并准备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来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见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因此，无不严守军纪，镇江很快攻下。到1357年冬，朱元璋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攻下了金坛、丹阳、江阴、常州、常熟、扬州等地，控制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到1359年，从现在的地图看，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苏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地区。与四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大有改观。
在完成了“高筑墙”的部署后，朱元璋便着手实行“广积粮”了。在初期，军粮的解决主要是靠强征，即征收“寨粮”。但是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民心。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朱元璋除了动员百姓进行生产外，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几年工夫，到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在1360年，朱元璋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了积粮，朱元璋明令禁酒，但是其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法犯禁，私自酿酒获利，朱元璋知道后，下令杀了胡三舍，有人进谏说胡大海此时正在攻打绍兴，希望朱元璋可以看在胡大海的面子上放了胡三舍。朱元璋大怒，坚决严明军纪，于是自己动手将胡三舍杀掉。
在争取民心的同时，朱元璋还不断网罗人才，特别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应天还专门修建了礼贤馆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李善长、朱升。朱元璋十分尊重儒士，他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解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朱元璋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封建皇朝。
削陈平张
朱元璋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方国珍、陈友定的目标在于保土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陈友谅最强，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手下大将倪文俊的部下。后来他杀死倪文俊，并于1360年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于是陈友谅以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
接着，陈友谅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平分朱元璋的领地，应天大震。朱元璋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对策，一时众说纷纭。惟有刘基默不作声，朱元璋知道刘基有主张，于是征求他的意见，刘基认为目前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陈友谅，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他。虽然陈友谅强大，但是他杀君自立，部众离心，人民疲敝，故而不难战胜，只要等他们深入，再以伏兵击之，不难取胜。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判断，于是设计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朋友，于是康茂才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陈友谅营中，约陈攻击应天，并说愿意在江东桥作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陈友谅率舰队主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才发现桥是石桥而非木桥，方知受骗中计。但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奋起攻击，陈友谅大败。朱元璋收太平，占领信州、安庆。陈友谅败逃九江，第二年八月攻下安庆，于是朱元璋率军直取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友谅逃往武昌，朱元璋攻克江西和湖北东南部。
正在这时，中原红巾军发生分裂，力量削弱。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向朱元璋求救。待到朱元璋率军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被吕珍杀死，朱元璋只救出小明王韩林儿，把他安排在滁州居住。
朱元璋率主力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认为反攻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
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八十五天。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统兵二十万，进发洪都，陈友谅获悉后，撤出围军，迎战朱元璋，双方在鄱阳湖展开决战。
鄱阳湖水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至十月三日结束，进行了三十六天。朱元璋的军队充分发挥小船灵活的长处，火攻陈军，最终取胜，陈友谅被乱箭射死。
1364年元旦，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1363年张士诚早已自立为吴王，故历史上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陈理最终出城投降。在吞并了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张士诚是泰州(今属江苏大半)人，早年贩卖私盐为业。元末发动盐徒起义，于1354年在高邮称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1356年，建都平江(今苏州)。消灭陈友谅父子后，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诸州县，将东吴的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表檄文声讨张士诚。檄文列举了张士诚八大罪状，除了第四款和第八款与西吴有关外，其余的全都是指责张士诚背叛元朝。不看开头和结尾，非常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元朝的讨伐令。这表明朱元璋已经以顺承天命的王自居，准备继承王朝的正统。
朱元璋的军队攻势迅猛，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州、湖州先后投降，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朱元璋以重兵包围平江，发动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朱元璋派廖永忠去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来，但在瓜州渡江时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于江底。接着，朱元璋宣布不再以龙凤纪年，称1367年为吴元年。平江战役开始时，朱元璋筑墙围城，并造有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以弓弩、火铳向城内射击，还设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张士诚反复无常，贪图享受，对部下也十分放纵。平江被围困的最后一天，张士诚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仍不忘享乐，坐在银椅上饮酒，左右侍奉的人递桃子给他，结果桃子还没到口，恰好一炮打来，脑袋被打得粉碎。朱元璋曾多次派人劝降，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粮尽后，便以老鼠、枯草为食；箭尽了，便以屋瓦为弹。直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初八，朱元璋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则展开巷战相抵抗。最后，张士诚被俘，解往应天。朱元璋问话，他不搭理；李善长问他，他则破口谩骂。朱元璋气极，命手下卫士以乱棍打死张士诚，连尸骨都烧成灰。当时张士诚47岁，东吴灭亡。
明朝统一
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大体上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东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这些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进行大规模南征北伐的时机成熟了。
当时南方的形势是方国珍占据浙东、陈友定据有福建、明玉珍控制着四川，广东和广西则仍处在元朝统治中。在平江战役快结束之时，朱元璋已派参政朱亮祖率兵进攻方国珍，然后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从宁波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归降。与此同时，朱元璋与刘基细细商定了北伐计划。此时常遇春提议：直取大都，以其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占领大都后，分兵出击，则大功告成。为此，朱元璋不赞成，他认为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坚固，孤军深入进攻，太过危险，应先取山东，再占河南，折攻潼关，取得东西南三方面的军事要点，然后再攻取大都，必将成功。诸将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统率全军；以常遇春为副将军，另以参将冯胜、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各领一军，全力北伐。
朱元璋再三申明军纪，告诫出征将士，北伐不是攻城略地，而是推翻蒙元暴政、解除人民痛苦。随后还发布了由宋濂起草的告北方官吏和人民的檄文，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对中原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檄文还表示，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若愿为新皇朝臣民，则与中原人民一样看待。
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四月占领开封，平定河南，同时攻克潼关。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见孤城难守，于是带着后妃太子慌忙弃城逃走，奔向漠北，统治中原长达九十九年的蒙元被赶出了中原。
在南征北伐不断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告祀天地，于应天南郊登基，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经过十六年的征战讨伐，朱元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从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1371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暗降，四川平定。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基成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奉命进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无路可走，只好投降，辽东平定。至此，除漠北草原和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统一。
陶渊明的生平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友人尊他为陶征士，私谥靖节，世称陶靖节、靖节先生。曾任彭泽县令，因称陶彭泽、陶令。他是东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之一，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的一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一)、居家读书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出生到29岁。此间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居家读书。�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以军功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因早年孤贫，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见《晋书·陶侃传》)，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的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征西大将军桓温长史，又是东晋名士。父亲陶逸也曾做过官吏，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渊明对先辈，尤其对曾祖与外祖父是崇敬的。他说：“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近而可得!”(《命子》)这是在赞扬曾祖的功德，并以此教诲孩子。他称颂外祖父是：“行不苟合，言不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愈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他说父亲是：“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命子》)他们对陶渊明思想与人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父亲早逝及战乱等原因，至陶渊明时家道衰落。陶渊明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柴桑农村度过的。自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好友颜延之也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陶征士诔》)。他的“穷苦”并不一定如同农民，但家境不十分富裕当属实情。此间他潜心学习经籍。自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晋书》本传说他“少怀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陶渊明俨然是个超脱“尘事”、忘乎“世情”的读书郎。
其实，陶渊明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事”与“世情”，他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抚剑”、“行游”的举动正是他欲有所为心态的反映，“猛志”二句正是他胸怀大志的慷慨陈词。其“猛志”所指，即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这至少说明三个志向：一是忠君孝亲，二是弘扬信义，三是诚心获显。这三个志向的宗旨是做一个“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好官。
(二)、时仕时隐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29岁任州祭酒到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此间他共四次出仕，担任过五个官职。
1、任州祭酒——陶渊明第一次出仕
陶渊明为扶济家境的“穷苦”，更为实现“大济于苍生”的“猛志”，29岁时走出书斋，应征为江州祭酒。《宋书》本传称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祭酒一职，研究者多认为即别驾祭酒，职位较高，居僚职之上。“不堪吏职”，研究者则多有分歧，一说是陶渊明不屑于事从刺史王凝之这位五斗米道徒(见逯钦立《陶渊明年谱稿》)，一说是陶渊明不堪吏职之繁并非因为王凝之(见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解归”后，又被召为州主簿，他辞而不就。
2、入桓玄幕——陶渊明第二次出仕
陶渊明辞去州祭酒后不久，即他30岁时，妻子去逝(大约33岁时又娶翟氏)，可谓家门不幸。此时，国事也是雪上加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太元二十年(395)，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武帝擢亲信王恭、殷仲堪等，使居内外要职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国宝与其从弟王绪为心腹。于是朋党竞起。东晋王朝的权臣桓温之子桓玄，在动荡的时局中不断增强。晋安帝隆安二年(398)，30岁的桓玄被诏命为江州刺史，又被推为盟主。隆安四年(400)，桓玄为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荆州为中心，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一时声威大振，许多士人纷纷入其军幕以展大志。陶渊明大约在这前后入桓玄幕任事。
陶渊明具体何年入桓玄幕，入幕后居何职务，由于史料不足，尚难下定论。但他于隆安四年(400)和五年(401)在桓玄幕任事倒有确证，这就是他的三首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前二首中的“庚子岁”即隆安四年(400)，写陶渊明奉桓玄命出使京都建康，完成使命后，返回桓玄幕，途经浔阳，回家探亲，遭遇逆风，舟不能行，暂住规林的情景。使京的使命，据逯钦立说是为桓玄上疏请讨孙恩(见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这可备一说，不是定评。既是奉命使京，足见陶渊明为桓玄信任。后一首中的"辛丑岁"即隆安五年(401)，写陶渊明因假期已满，从家返回江陵(荆州治所)桓玄幕赴职，夜经涂口时的情景。此年冬，陶渊明的母亲孟氏病逝，他便辞去桓玄幕的差事，结束了前后大约两三年的第二次仕宦生活，守丧居家 。
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他本有入仕展志的动机，二是他对桓玄整饬晋室纲纪抱有幻想，三是他的外祖父孟嘉曾为桓玄之父桓温的长史而有世交。如果认为陶渊明入幕是助桓玄篡晋，就会与理相悖，也与史不合。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篡晋即皇帝位时，陶渊明已经离开了两年，他不是算命先生，两年前不可能知道桓玄要篡晋自立。不然的话，陶渊明的第三次出仕也会令人费解。
3、任镇军、建威参军——陶渊明第三次出仕
《宋书》本传、《晋书》本传都说陶渊明“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这样看来，陶渊明任镇军、建威参军是连贯的两件事。
陶渊明有首题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写他始任镇军参军一职时，途经曲阿的情景。“镇军参军”即镇军将军的参军。这个镇军将军，据《文选》卷二十六李善注在此诗下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研究者多从此说。宋武帝即刘裕。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率众征伐桓玄；三月，入建康，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四月，在浔阳的桑落洲击败桓玄军，进据浔阳，加都督江州诸军事；五月，在峥嵘洲又大败桓玄军。桓玄战败西逃，欲入蜀，途中被杀。(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陶渊明"始作"镇军将军刘裕参军，应在元兴三年(404)四月刘裕击败桓玄军之后。他任此职，最多也不过一年就辞去了。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又任了建威参军。他有首题为《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写他任建威参军期间奉命出使京都，途经钱溪的情景。“乙巳岁”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建威参军”即建威将军的参军。这个建威将军，当指刘敬宣。刘敬宣于元兴三年(404)四月迁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浔阳；义熙元年(405)三月底辞去此职改任宣城内史。随着刘敬宣的离去，陶渊明也辞去了任期很短暂的建威参军一职，返回乡里。�
4、任彭泽县令——陶渊明第四次出仕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义熙元年(405)八月，任彭泽县令。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明了出任此职的情况。他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在“亲故”的劝说和时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引荐下，出任了此职。到任后，他深感“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又逢“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自免去职”。就这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的陶渊明于“乙巳岁十一月”辞去彭泽县令，结束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返家归田了。陶渊明此次去职的原因，《宋书》本传载为：“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亦见萧统《陶渊明传》、《晋书》本传)对此，有人认为是传闻，但不妨备为一说。
(三)、归隐田园时期
这一时期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到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四年(427)去逝。此间他曾于义熙末被征著作佐郎而不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闲居、种田、读书和创作。
对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是快心的事，但他归田后的第三年(408)，“草屋八九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烧了个精光，不得不暂居到船上：“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火灾后一年，由柴桑移居南村，生活逐渐困难，以至后来常得友人接济。陶渊明"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晋书》本传)。《宋书》本传载：“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陶渊明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生活贫困已极，甚至乞食。他在《乞食》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见他“偃卧瘠馁有日”，就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见萧统《陶渊明传》)。大约他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写了一生中的最后诗篇《挽歌诗》三首，以及绝笔《自祭文》，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十一月，卒于故里。
二、陶渊明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历来都是研究者极为关注的论题，出现了所谓主儒家说、主道家说、主玄家说、主老子说、主庄子说、主儒释道合一说的分歧与考辨。陈寅恪称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是有卓识的。这里主要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陶渊明坚守“固穷”的思想�
“固穷”即穷而不移。“穷”不是“贫”，是走投无路，当然一个人“贫”了往往也就“穷”了，反之亦然，所以二者又是密切关联的。"固"即安守不移，指不失气节和人格。“固穷”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此词源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本属儒家思想范畴。
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固穷”的有六处：“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与从弟敬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其七)“宁固穷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可见，坚守“固穷”，在陶渊明人生观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对古代能坚守"固穷"的人极为推崇。如《咏贫士》中的阮公、荣叟、黔娄、袁安、张仲尉、黄子廉六位贫士，《扇上画赞》中的八位隐士，《饮酒》中的伯夷与叔齐、颜回与荣启期，《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的长沮与桀溺，《赠羊长史》中的商山四皓等，都是他崇拜的对象。在陶渊明看来，他们是不求功名利禄、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高土，也是他效法的榜样，正如他在《咏贫士》其二中所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所以，“固穷”已成为陶渊明精神的寄托和支柱，是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标准。
“固穷”有个坚固的思想基石，这就是“道”，即儒家倡导的品德和节操。在陶渊明诗文中，曾多次出现"道"字，其义也因上下文表义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不少就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道”，指常理；“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其三)的“道”，指做人的道理；“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与“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感士不遇赋》)的"道"，指治世之道；“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荣木》序)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同上)的“道”，指儒家学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饮酒》其十一)与“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的“道”，指安贫乐道之道。所以，陶渊明坚守“固穷”又不是一味地追求“固穷”，而是以此保持纯洁的品德和节操，不因为求取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特别崇敬孔子，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的地方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陶诗的深度》)。如“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中的"忧道"句即是《论语·卫灵公》中孔子的原话。他又化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正》)为“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化孔子“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为“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因此说，陶渊明的“固穷”是以儒家所倡导的个人品德和节操为思想基石的。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曾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都在儒学”。坚守“固穷”就是表现之一。
其实，陶渊明坚守"固穷"很不容易，内心的斗争很激烈。他虽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名与富贵。对此，他也不隐讳。如他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咏贫士》其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同上其五)如果说陶渊明一生的家庭生活是“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那么他一生的理想则为：少年时是“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中年时是“有志不获骋”(同上其二)，老年时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这说明，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如果有机会，他是不会死守“固穷”的。他的四次出仕主要是为了“大济于苍生”，但也有相当大的扶济自己“穷苦”、“家贫”的因素，如他在《饮酒》其十九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在《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但他毕竟又是个“苟得非所钦”的人，曾自称“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咏贫士》其四)。在腐败、门阀严格、官场黑暗、猛志难展的情况下，陶渊明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的体味是极其深刻的。他常常是怀着“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忐忑不安的心态出仕，怀着"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同上)与“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的恬淡平静的心态归隐。可以说，陶渊明的一生是“贫富常交战”的一生，也是“竟抱固穷节”与“猛志固常在”相交汇的一生。
(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的精髓。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庄子·应帝王》)在这里，“自然”即自然而然、自自然然，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天然，指万事万物没有人为因素的状态。
在陶渊明诗文中，“自然”一词出现四次，其义也随文而异。一在《归园田居》其一：“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个“自然”指自由无拘，与“樊笼”相对。二在《归去来兮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个“自然”指天然如此，是一种自在的状态，是“质性”的具体表现，与“矫厉”相对。三在《形影神》序：“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这个“自然”指消除人生弊病的手段。“形”苦于人生短暂而想饮酒行乐，“影”苦于善名难立而求立善遗爱。“神”认为饮酒反让人短寿，立善没有人称誉，人总是要死的，应顺应自然，用不着自己多考虑。“形”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无可奈何的情绪，“影”的主张反映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善恶不分的认识，“神”的主张才是陶渊明的正面意见。四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个“自然”犹如“天籁”，指一种审美标准。陶渊明认为“自然”的就是美的。由此看来，陶渊明的自然观与老庄的自然观不是没有关系。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子》、《庄子》的典故，共77处之多(见日本学者大矢根文次郎《陶渊明研究》)。朱熹所谓“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去简古”(《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也不是没有道理。�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主要谈三点：
其一，表现在道德修养上的“抱朴含真”。
“抱朴含真”即抱守自然的本性，不为外物所诱惑。《老子》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王弼在《老子》二十八章注道：“朴，真也。”所以，“抱朴含真”重在表示一种素朴纯真的人性与心态，即至情至性的道德修养。这是陶渊明道德修养的准则，又是其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劝农》)“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感士不遇赋》序)从此不难看出，陶渊明对“抱朴含真”、“抱朴守静”这一本色自然的道德修养的倾慕与追求。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对“真”、“养真”的重视便非同一般。它们在其诗文中也多次出现。如：“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酌》)“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所以，陶渊明始终能保持一种独立自由的心态和精神，即使入仕后也能不受拘束，甚至以舍弃官禄来守住这个“真想”。陶渊明讲“真”也讲“伪”。他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序)这个“伪”与“真”、“朴”或说“自然”是相对的，也是陶渊明所不愿看到的。
其二，表现在生活道路上的“归园田居”。�
“朴”与“真”不仅要“抱”和“含”，而且要“养”，这就需要环境和条件。这环境和条件之于陶渊明，就是“衡茅下”，即远离污浊的官场与繁杂的尘世而“归园田居”。据日本学者堀江忠道《陶渊明诗文综合索引》统计，"归"字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高达55处。除表达返归自然、归于空无之义外，有不少就是表达归居田园之义的。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兮辞》)“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陶渊明在诗文中写到田园生活、田园风光的地方更多(详见后)。在他笔下，田园几乎就是自由自在、质朴纯真的所在，是与官场、尘世相对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归园田居”就是归自然居。所以，当他退出官场而“归园田居”时，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愉悦、如释重负的解脱之感。�
其三，表现在生死观念上的“纵浪大化”。�
陶渊明诗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还有个可与“自然”通释的“化”字。它有时单独使用，有时与“大”、“万”、“乘”、“腾”、“凭”等结合使用，又总是与人的生死紧密相联。如：“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移。”(《于王抚军座送客》)“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讲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新陈代谢总是相因“寻绎”与“化迁”的，人的感情与生命历程也随之推移。“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影神》)“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这是讲人的生命必将“乘化”而去，“我无腾化术”，死亡是“不复疑”的。可见，“化”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那么，人之于“化”又该如何呢?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这是讲人有生有死，从生到死也是“化”，同样是一种非人力能抗拒的规律，所以有生之年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死亡降临之时当“无虑”、“不复悔”、“无恨”。在陶渊明看来，人“同物”一样都接受了“大块”之“气”的抚育(见《感士不遇赋》)，也“同物”一样而“化去”。因此他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同上其三)“同山阿”也是“同物”。由此可知，陶渊明既以“自然”的心态面对生死，又以“自然”来解释生死。�
陶渊明除将儒道两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外，还有某些佛教思想因素。他与东林寺的慧远关系密切，在其诗文中偶尔也有类似佛教的词语，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中的“空无”。他对人生的参悟与佛教有暗合之处，但他从现实人生中寻求乐趣，而不真的相信来世，他的《形影神》就是反对慧远的报应说和形尽神不灭说的。所以，他又不是一个佛教徒。再者，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追求一种人格美，将人生艺术化。《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作品就是这种人格美的写照，不为五斗米折腰、抚弄无弦琴、以葛巾漉酒等趣闻(见《宋书》本传、萧统《陶渊明传》)，就是这种人格美的表现。
三、陶渊明诗歌的思想内容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他历来是以诗人的身份被载入文学史的。他现存诗近130首，具有丰富的内容。
(一)、悲叹为官行役的劳苦，表达静念园林的思绪
陶渊明抱着“大济于苍生”和“口腹自役”的情志而“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但官场黑暗，他又“志意多所耻”(同上)，“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不肯屈己奉人，因此，虽几经进退而终无建树。他为官行役没有欢欣，反感劳苦，总是身在行役而静念园林。这种一心处两端的境况，在他宦游期间所写的行役诗中得以充分表露。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说：“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是边做官边后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甚至赴任途中也是如此，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他说：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渊明是为仕不能静心，归居又不甘心，心与形的对立，使他内心非常痛苦，也很无耐。这种对立与无耐，正显示了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他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写道：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有了这样的德操与心态，为官行役的劳苦，便可想而知。悲叹行役的劳苦是陶渊明之前行役诗共有的内容，而将为官行役之苦与静念园林之情合为一体，则是陶渊明行役诗所特有的。
(二)、描绘田园风光的恬美，抒写闲适自得的心境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最终选择了隐，由对园林的静念化为了皈依的现实，心与形得到统一。描绘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写闲适自得的愉悦心境，成为陶渊明田园诗的基本内容。他视田园为人生安身立命之所，是与黑暗现实、混浊官场对立的理想境界。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应作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写诗人归田的原因和重返田园的愉快生活。诗人称官场为“俗”，称官场中逢迎应酬、钻营取巧为“适俗韵”，以“尘网”、“樊笼”喻肮脏无聊、束缚人性的官场，以“羁鸟”、“池鱼”喻误入官场的自己，可见诗人对官场的憎恶。归隐田园，正如笼中之鸟飞回山林，池中之鱼重返水潭，让诗人感到无比自由和愉悦。十余亩田地足以养生，八九间草屋足以托身。远处的村落与饮烟，近处的狗吠与鸡鸣，充满生机而又恬美静穆。人的本性在这至真至淳的境界中得到恢复。又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写心远世俗、欣赏自然的兴致和领悟。诗人归隐后闲适自得的心境，于采菊、见山、视夕、观鸟之间表露无遗。“采菊”二句历来为人击节赞赏。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东坡题跋》)王国维说此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在这“境与意会”、“无我之境”中，诗人领悟了人生真正的意趣。所以能够如此，皆因“心远”尘俗。又如：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这是写早春迷人气氛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其一)这是写夏季优美景致的。诗人就是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中，品味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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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真忘了！
5年前看的！
九江哪有算命的
烟水亭那
算命先生不敢算哪些人?
哪些人算命先生不敢算
1、凶骜者
凶骜的人，心狠手辣，不受世俗与律法管束，其人放荡凶狠且为所欲为。这类人运势大好之时，好比垂危的人回光返照，正是危难之际。过于凶骜者多有穷凶恶横，即便按命理推算以后有多少年大运，恐怕难有命享，故算之不灵。
前人曰：“凶暴者不可说明，恐他忌我看破反遭伊害”；意思是说这类暴徒一旦你给他说实话有问题或觉得你对他可能不利，恐会起报复伤人。
2、疑虑重的人
有些人天生疑心重，不管什么事，皆先考虑是不是对他有利等等，这种人是算命先生不敢算之一。算命是通过周易知识来进行算命推算，并不是神仙之术，没有办法什么事皆算准，也需要一些数据做推算。
若遇到有疑心病重者，算出一件事问他对不对，他也闭口不搭，等你继续算，虽算对，他也故意说不对。可遇到这种人，完全不配合，还时不时怼你几句，算命师傅也是人不是神仙，人生如此短暂，干嘛要在这种事上浪费自己时间，这种人最好不要算。
3、当官者
算命先生不敢算当官者，所讲的“官”级别要很高的，省级以下不在此列内。主要是怕受牵连，现在当官的算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国外也有一些首脑也相信会算命，国内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这种事情差拿到台面上讲。
当官者算命大多是看前途官运图官图权了，若遇到不走正路的，想通过歪门邪道获得非法利益或权势的人，东窗事发之时很易遭到牵连，故这种人最好也不要算。
算命先生不敢算哪些人,是有什么规矩吗?
几乎谁都可以算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但在古代对权重之人不可算因那些人掌握着生杀之大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