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水画派,中国风水宝地

有关徽州名人的故事

徽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很多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自徽州这块风水宝地，如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大名鼎鼎的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公车上书”，百名举人中就有四位出自徽州！
方腊（？-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出身贫苦，为反抗压迫，1120年10月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举行“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改元“永乐”，自号“圣公”，建立农民政权。义军战火曾袭卷江浙皖赣六州52县，影响很大，1121年夏被俘遇害。《宋史》有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婺源县人。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定文阁待制等职。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仕途多坎坷，潜心治学。研究领域甚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后代教育事业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朱史》有传。
程大位：（1533-1606）：明代著名数学家，珠算大师。字汝思。屯溪区人。少年经商，中年弃商归里，专心著书。有感于商务往来中珠算的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1592年著成《算法统宗》17卷及1598年的简明本《算法纂要》4卷，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难题并记载了解题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将《算法统宗》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之后，又流传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影响极大。
张小泉：（1626-?）：明末清初著名制剪工匠。黟县人。明崇祯年间，张小泉带领儿子前往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铺，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嵌钢制剪技术、产品很快畅销全国，后为防假冒，以“张小泉”作为店名。“张小泉”剪刀在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二等奖，新中国三次全国评比均获第一名。
胡光墉（1823-1885）：清代著名徽商。字雪岩。绩溪县人。早年在杭州经营钱庄，后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依靠湘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字春诚，徽州婺源县人。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已设计自已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黄宾虹（1865—1955）：现代著名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字相存，别号虹庐。歙县人。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为“新安画派”的现代代表。早年山水画重在师法古代大师，中年以后重在师法自然，70岁后又画风大变。作品深厚华滋，意境深远，精于墨法，善用焦墨与浓墨，与齐白石并存称为“北齐南黄”。在美术理论上，总结出“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精通诗词。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等多种著述和绘画作品传世。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字适之，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会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面；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甚丰，治学方法上具徽派朴学遗风。
陶行知（1891-1946）：著名教育家。原名文浚。乳名和尚，曾改名知行，再改名行知。歙县人。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后又相继创办浙江省湘湖师范，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山海工学团，并支持新安小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一 二九”运动后，与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任联全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46年与李公仆、史良等在重庆创办大学，任校长。后回上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民主运动，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主要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诗歌集》等。
戴震（1723-1777）：清代大学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徽派朴学的创建及领袖 人物。字东原。屯溪人。徽商出身，1762年曾中举人，后六次考进士，因皆思想与程朱理学不符未中。曾参加《四库全书》修纂，授翰林院庶吉上。学识渊博，在哲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经学、训话、音韵等领域均有重大贡献，为一代通儒和宗师，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哲学思想是程朱理学之后反理学的启蒙思潮的重要代表；朴学思想是作为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乾嘉学派中的皖派领袖人物，并由之开创徽派朴学。著作甚丰，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仪礼考正》、《考工图记》、《古历考》、《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等50余种。《清史稿》有传。

艺术设计中哪一种接近于纯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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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有哪些种类、

绘画按工具材料和技法的不同，分为中国画 、油画、 版画、 水画、 水粉画等主要画种。中国画又按技法的工细与粗放，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版画又根据版材的不同，分为木版画、 铜版画、 纸版画、 石版画、 丝网版画等；版画还依制版方法和印色技法分类，常见的有腐蚀版画 、油印木刻 、水印木刻 、黑白版画 、套色版画等。
以上画种，又依描绘对象的不同，分为人物画 、风景画 、静物画等。人物画又依据描绘题材内容的不同，分为肖像画 、历史画 、画、 风俗画、 军事画 、人体画。
按照所使用的材料、工具和技术:
可分为帛画、水墨画、壁画、油画、水画、版画、腊画、丙烯画、铅笔画、钢笔画、镶嵌画、素描等；
按题材的内容:
可分为人物画、风景画、山水画、花鸟画、动物画、静物画、历史画等；
按画面的形式和功能:
可分为单幅画、组画、连环画、主题性绘画、宣传画、装饰画、年画、漫画等

论述中国古代社会与山水画 中国美术史论述题啊

浅析中国伦理思想与古代山水画图式（转载）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主体是儒家伦理思想，它强调上下尊卑的有序及各安其位的思想观念。儒家经典《易经、系辞》就开宗明义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尊地卑”的 自然之道即为“贵贱位矣”的根据。《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它认为人类生活的社会之序即源于天地运行之序，人伦道德原则也同自然规律相一致，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即天道，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以及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都是遵循天道而产生的。这就使君贵臣贱、父尊子卑、男尊女卑等纲常伦理的道德体系，有了天经地义的原则。
天道、人道相通，天人合一为世界整体运动中的一部分的观念，使儒家认为人的生死、以及夫妻、父子、君臣、仁义道德等各种关系与行为，无不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相关联对应，具有可与自然事物类比的属性、作用及序列关系。人类生活的社会秩序，即源自于天地运行的秩序，人之德即源自于天之德，人道与天道密切相关。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关照着形而上学的哲学目的:追求与天道自然谐调与合同的完善生活结构与精神准则。而这种人生追求引向了审美，则社会性伦理道德美，也无不被赋予了道德意志和情感内容的天地自然相关联，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山水”之说就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审美中反映出来，以自然山水比附于人，通过自然山水寄托其人格精神，这些比附体现出儒家在对待和评价自然物方面的伦理化思维特征。这种以伦理观念对自然的取譬、亲附的态度和表达形式，深刻影响了古代山水画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我们从大量的中国古代山水画论和山水画作品中，即可看出这种深刻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观者先看气象，后辩清浊，定宾主之朝揖，列群峰之威仪;”(唐·王维《山水论》)。
“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北宋·李成《山水诀》)。
“大山堂堂、为众山主，所以分布以岗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气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僵蓦背却之势也。”(北宋·郭熙《林泉高致》)。
“先察君臣呼应之位，或山为君而树辅，或树为君而山为佐。”(明·沈灏在他的《画座·位置》)。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势而言。幅无大小，必分宾主。”(清、邹一桂《小山画谱》)。
以上山水画论中，关于章法构成的论述，如: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都是以伦理秩序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的。这种观念是山水画家们自觉遵守的原则，他们之所以遵守这样的原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形式安排，是符合尊卑有序的自然之道的，因而是和谐的、美的。我们从传世的山水画作品中可以看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范宽的《雪景寒林图》、郭熙的《早春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等等大量的山水画作品的章法处理都呈现出宾主分明，众山拱伏主峰的景观，都十分注重山峰的主客、宾主之位置经营，以及相互朝拱环抱、顾盼有情的画面形象。从而将人世间的伦理追求在山水形式美中反映出来。事实上，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与绘画的形式语言恰恰是相通的，大小就包含有对比和变化，如有长短变化，粗细变化，有面积变化等。远近与前后、空白、空间、强弱、虚实、浓淡、层次有关，层次可以形成秩序。上下与开合有关，开合既有天地的概念，也是章法构图具体安排。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分一上一下，一开一合、上下合一、开中有合、合中有开。开合中有呼应、有动静之变，呼应使开合融会贯通，于变化中求得统一、和谐。天地之分有尊卑、有主次、有阴阳，主次与秩序有关。秩序的层次迭加，产生空间、节奏和韵律美感等等。因此，宇宙的大美、形式美等都源于秩序。
另外，从南宋“一角半边”式的山水画开始，明显的伦理形式已趋淡化，山水画的图式在发展和演变中渐趋多样，形式语言更加丰富。但伦理因素在中国山水画形式中或隐或显，或多或少依然存在。
中国古代山水画理论和独特图式的形成与风水理论也有一定联系，它们无论在哲学思想的渊源上，还是在选择和构建理想环境景观的价值标准和景物构成模式上，都有不少相同之处。并与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使山水画的美学思想更加丰富，对山水景物构成和山水画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什么山水景物构成的观念和形式与风水理论有关联呢?这是因为以山水自然为观照对象，择吉而经营宅居环境的风水地理的“山水之术”的起源与盛行，也与儒家伦理思想有关。孝敬父母，这本是天下人都应遵从的准则之一。但是，儒家特别重视丧葬之礼，以厚葬为孝道。父母死了，要举行隆重的丧事，甚至要守孝三年。并且相信墓地选择的好坏，关系到子孙的繁衍。风水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水的核心内容就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学问。
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在风水理论上都有体现，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风水也讲究三纲五常。风水理论中的三纲是气脉、明堂、水口。五常是龙、穴、砂、水、向。
风水讲究中庸。建造房屋，在空间上要适中。自己的房屋不要高出，也不要低出;不要前出，也不要后出，更不要与众人的房屋相背。忌讳屋角对人，也忌讳别人的房屋角对自己的大门，也不许别人的房屋比自家的房屋过高或过前。这些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观念。
风水讲究积德。要求好风水，当以积德为本。阴德既厚，自有神鬼归向。若德之不修，纵使觅得好风水，后人也不蒙福，反见凶祸。因为，好风水是留待有德者用的。无德者得了风水宝地，不受用，吉地也会变成凶地。不修德而求好风水，譬之不耕种而求收获，怎么可能得到?
风水讲究等级秩序。《青囊海角经》谓:“龙为君道，砂为臣道，君必位乎上，臣必伏乎下;垂头俯伏，行行无乖庚之心，……”所以，风水先生认为的最佳地理位置，很像皇帝在朝廷上接见群臣的仪式。皇帝坐在大殿上，两边有侍从。皇帝面朝南方(南面之治)，后面有威严的屏障。大臣们肃然而立，头部稍稍向内倾斜。皇帝面前近有案几，远有朝臣。葬地应模仿这种形式，以山石喻人，穴要处于中间偏高处，前有案山朝山，左右有龙虎山，后有屏障山，呈现出簇拥之势。风水讲究宗法观念。看时要由远及近，要按照太祖山、太宗山、少祖山、少宗山、父母山的次序相地，就像一个家族一样，五代才出服，追本寻源，一定要从太祖的恩德算起，不能忘了老祖宗。祖宗山是山脉之源，父母山是山脉入首之处，只要不忘祖父辈，才能交上好运。
风水讲究人的感情。风水中“朝案”观念就是封建儒家伦理思想的典型反映。朝拱之山不能有逆反之象，应当弯曲俯伏。来朝之水不得直奔而去，应当环抱围绕。就像儿女对待父母一样，顺从长辈，依依不肯离开长辈，紧紧团抱长辈，时刻尽忠尽孝。在排列上，长子在前，庶子在后;男子在前，女子在后。相互尊重，没有反心，共同拥戴中间之穴。上述风水术的种种讲究，其形式和内涵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
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较早将风水理论引入山水画论的是北宋的郭熙。以后，历代画家论山水画多有涉及风水意象的言论。至清代以风水理论阐释山水画理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林泉高致·画诀》“店舍依溪不依水冲，依溪以近水，不依水冲以为害。或有依水冲者，水虽冲之，必无水害处也。村落依陆不依山，依陆以便耕，不依山以为耕远。或有依山者，山之间必有可耕处也。”等等，都明显引入了风水之说。历史上的许多山水画作品题为山居图、渔村小雪图、水村图、田庄图、隐居图等等，所描绘的古代聚落和及其环境(包括建筑组合、空间布局、自然生态)，都表现为住宅与庭园的融合，在屋宇选址时，多喜欢与山水林木相接近，十分符合风水理论中所说的“山为骨架，水为血脉”的要求，与自然山水景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符合依山傍水、负阴抱阳、坐北朝南、藏风聚气、适应自然、融入自然的价值标准。这些都说明山水画理论和山水画创作对风水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同时也说明正是由于伦理思想统摄和浸润使山水画理论和风水理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和相互融会。
正是认为“天尊地卑、贵贱有序”是规律、是秩序、是天道，因而“和天人、序人伦”的道德伦理观念深深渗入中国人头脑中，遵从尊卑贵贱的纲常伦理的道德秩序，并以具体的形式一一伦理形式，来体现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表现在自然中是天尊地卑;表现在朝廷是君君臣臣、君贵臣贱;表现在家庭中是父父子子、父尊子卑，父慈子孝，男尊女卑，夫唱妇随;表现在国统中，是嫡长子继承制;表现在官吏中，是论资排辈;表现在文人中，是行必法祖;表现在人事中，是逆来顺受、谦恭礼让;表现在风水中是山为君，水为臣，山为主，水为宾，龙为君道，砂为臣道;表现在山水画章法布局上，山峰、树木等必有主客、大小、尊卑、远近、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因此，认为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及社会的和谐等都源于和体现在这种伦理秩序之中。
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顾盼)等关系，作为一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和绘画的形式语言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山水画无论是在整体章法布局上，还是对物象的观察、分析提炼和概括，多以象征、比附、取譬的方法，都追求这种普遍规律、逻辑和秩序，它不关心近大远小的透视规律，也不关心什么动点透视和散点透视，(古人本无此说，是后人强加的，)这些不符合也无法表现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呼应的伦理秩序，不符合天道，也不研究表面光色瞬间的丰富变化。认为这些只是事物的表面，而非本质。而是重视知觉经验，重普遍规律，重常理、常形、常象;重物体之固有结构，重整体的和谐，以伦理的观念、人文情怀和符号化的语言来构象和组织画面，“以通天地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使之符合天道。事实上在整个传统中国画中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包括书法，从局部到整体都始终注意大小、尊卑、远近、主客、上下、迎让、呼应(顾盼)等关系。如树的画法，宋仲仁(释)在他的《华光梅谱》中就有这样论说:“梅有高下尊卑之别，有大小贵贱之辩，有疏密轻重之象，有间阔动静之用。枝有文武、刚柔相和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对，条有父子长短不同，蕊有失妻阴阳相应。其木不一，当以类推之。”清王概的《芥子园画传》中也有“二株画法:一株有两法，一大加小，是为扶老，一小加大，是为携幼，”的论述。在花鸟画中，画两枝花必然要一枝长，一枝短;一个主，一个辅;一个盛开的为大，一个含苞待放为小。我们确实在优秀的中国传统山水画及花鸟画中可以看出树和花的造型与组合，大都姿态优美、顾盼有情，比自然中的树和花还要美，就是因为源于这种伦理形式和人文情怀。秩序即大美之所在，中国画形式语言的特点就是伦理的、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是象征、比附、取譬和有人情味的，它在强调秩序和规律的同时也包含有对比和丰富的变化。它不同于西方的形式语言，讲究科学、理性分析;讲究黄金分割及数的精确。如贡布里希在论述秩序时说“自然秩序产生的前提是物理法则要能够在没有相互干扰的孤立的系统中起作用。”“秩序的创造要以几何法则为基础”。可以看出，西方形式语言的秩序是理性的、孤立的、机械的。比如:同样讲大小，在中西传统绘画中其意义是不同的，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是伦理，与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无关，也与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无关，在西方传统绘画中却是视觉中物体本身的实际大小，只与物体本身或透视中的近大远小有关，而与伦理无关。
以上种种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山水画论和山水画图式的构成，它促成了中国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国山水画独特面貌的形成。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伦理思想是封建糟粕，不能正视伦理思想价值，从而忽视对伦理思想在绘画语言中的作用和意义的研究。盲从西方的形式构成，尤其西方现代形式构成，在绘画创作中简单引入西方平面构成的装饰原理，使画面具有强烈的平面化、单纯化、夸张性、稳定感、秩序感等特点，给人以所谓现代感，但它过分强调规则和几何秩序等构成因素，会导致画面形式的僵化和呆板。因为镂刻太甚，损伤内美，过分人工化的斧凿修饰，会使艺术形象远离生活真实，丧失自然之美的淳朴性。不可能创造出机变百出，出神入化的形式，也就创造不出动人心魄的审美境界。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山水画象装饰画，花鸟画象四方连续一样的花布的原因。西方的平面构成只是初级的、机械的、理性的、共性的一般形式规律，其简单概念、缺少个性的符号语言和形式法则，是无法直接表现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现代感不仅仅是一种构成语言，还应包括现代人的意向、情感和趣味。构成是艺术思想和个性表现的载体，而非艺术创造的最终目的。如果把构成的基本规律变成僵死的程式与教条，便违背了艺术的规律。
今天，我们正视伦理思想的价值，研究、吸收其有益成分，研究大小、尊卑、远近、主次、上下、呼应(顾盼)等秩序关系;研究中国山水画的章法及形式;研究了解中国画的形式语言及特点，对继承和发扬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风水宝地”有哪些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富饶，是一块宝地。那么，哪里是宝地中的宝地呢？风水先生告诉你中国风水最好的城市是哪三个？这些城市都是集天地人的灵气于一体的好地方，它们是风调雨顺的地方，它们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它们是资源富饶的地方。 国家有国运，城市也有城市的运气。城市的设计是讲求很多方面的，其中风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有些城市的建设非常符合风水的要求，因此能够风山水起，但有点就不是那么有智慧了。我们来看看中国风水最好的三个城市吧。 第一，伊利的八卦城——特克斯 第一个城市是的伊犁，中国的八卦城——特克斯。这个城市是以八卦建成的，叫八卦城，以中心城市公园为基心，向周边辐射。它是南宋时期，公元1230年，由道教的龙门教教主邱处机应当时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邀请来建立的。后来在700年后，在1992年，邱处机的后人也是一个风水大师，他又把这个城市进行了改建，就是现在这个面貌，已经成为中国研究城市走向风水的一个重要历史性的标志。 第二，三面湖光抱城廓——昆明 第二个城市是昆明。昆明风水很不错。“五百里滇池奔来言底，批巾按及，喜茫茫空军无边，北走蜿蜒，南下高速，高人遇势，何妨选胜登篱”。这是清朝的一个道人写的一首诗，说昆明的几个面，东面像神驹一样，像一屁骏马奔腾。在西面像一屁挥舞灵动的大鸟。北面像长蛇一样的蜿蜒曲伏。 第三，山如北斗，城似锁——温州 第三个城市是温州，温州很重要，温州是山如北斗，城似锁。温州是中国风水第一人的所在地，第一个写葬书的郭浦建的，在晋朝的时候他流难到温州，受温州当地邀请来建了一个州府，他是根据温州的地理地貌，一般都是面北朝南，我们一般做房间也是，南面阳光能射进来，温州有瓯江，有南溪江。他在建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到风水，还考虑到地质的实际情况，因为温州的北岸的土是比较松软的，受沙石的冲刷，地基不稳，所以他把整个城市建到南面。温州这个城市实际上是坐南面北的一个城市，但是他根据温州周边所有的山势山形设计了温州城，周边的山势山形正好是北斗七星的形状。温州市为了纪念他，其中有一个山脚西公山，后来改成郭公山。

中国最好的风水宝地在哪?

处处都是风水宝地，只要是适合自己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