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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的人物生平

据族谱记载，岑春煊的祖上是东汉时排名云台二十八将第六位的功臣岑彭。在宋朝时，落籍浙江余姚的岑彭后裔岑仲淑随狄青平侬智高有功，便世居广西为土司。岑春煊家原本是上林峒长官司的世袭土官，由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便成为平民。到其祖父岑苍松时，始以文学起家。岑春煊之父岑毓英因平定云南回民起义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咸丰十一年辛酉三月二十三日（1861年5月2日），岑春煊出生于广西省泗城府西林县那劳村，他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为人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 ，原名岑春泽。岑春煊少年时就读于泗城（凌云）云峰书院，后随父亲岑毓英赴任地读书。1879年时，岑毓英考虑到 “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便命岑春煊到北京学习。 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是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跅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他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岑春煊因其父恩荫，很快就由监生加捐主事、签分工部学习行走。1881年，他因病请假回家休养，1885年参加广西乡试，考中举人，奉旨到部候差。1888年，他又报效海军经费，奉旨以郎中归本部即补。同年光绪帝大婚，岑春煊充派为办处帮总办。由于这是一个实缺，因而他备受瞩目。这时他听从算命先生的话，把名字“春泽”改为“春煊”。1889年，岑毓英死于云贵总督任上，岑春煊回广西守制，1892年再赴北京，清廷授其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卿。 岑春煊登上舞台，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战事吃紧，“大臣畏葸不前”的情况下，岑春煊曾两上奏章，毅然“自请效力前敌” ，被派到刘坤一营中当差，不过刘坤一因岑春煊早年放荡声名，不予重任。 当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威海告警时，他又主动请缨，被派往烟台总理营务，开掘地营，布置防务，颇尽职守。后来日军猛攻营口，他又请求率军赴援。但由于清朝腐败，中国难逃失败的厄运，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隐居桂林，甚至产生了遁入空门、不再出山的念头。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岑春煊目睹国事日非，不能不有所触动。他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中，先后参加了上海强学会和北京的保国会，并于1897年2月亲自和康有为等人筹议成立了维新变法运动中广西最具影响力的维新社团——桂林圣学会。1898年夏，岑春煊陪其幼弟岑春荫进京赶考，在此期间受光绪帝召见，他除了提出兴学校、练新兵、讲吏治、信赏罚诸条外，还上专折吁请皇帝要操掌实权，不要徒有其名。 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达裁撤冗官的诏令，就是受岑春煊建言的直接影响。
1898年8月31日，岑春煊被擢为广东布政使。他抵达广东后，同以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首的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进行了相当果敢的斗争。他在广东吏治改革作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谭钟麟总督衙门中的文案也予以裁并。并拟对谭钟麟的亲信、贪财害命的知府王存善罢官严惩，欲杀一儆百。新旧之争，势不可免，岑、谭二人互相参奏，乃至拍桌相骂。在京的维新派人士也遥相呼应，宋伯鲁递呈了康有为代拟的《请惩办谭钟麟折》，以阻挠新政为由，请严惩褫革。光绪特命湖南巡抚陈宝箴对谭严密访查，“速行参奏”。
岑春煊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他还十分关注北京的形势和全国的变法大局。于外交，他认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和康有为的联英政策均不足取。面对列强瓜分，只有“固民”才能“御侮”。于内政，他提出“苏民困”；取消“昭信股票”；查禁米粮出口，抑平粮价；防止白银外溢；设票招商局，集民款自修粤汉铁路，防止外资渗入；让商人“自购战舰”等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被光绪部分采纳。
由于岑春煊在变法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戊戌政变后亦受牵连，多亏“荣禄为缓颊” ，方得幸免，改调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在甘肃期间，亦不忘上奏弹劾谭钟麟，最后谭钟麟被免去两广总督之职。以藩司弹劾制宪，在有清一代几为仅有，岑春煊也开始以刚直闻名于世。 1900年，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引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岑春煊在甘肃听说后，率2000兵马星夜兼程赶来“勤王”，到了北京后被调到张家口驻扎以备俄。 1900年8月14日，北京失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岑春煊赶来救驾，被任命为前路粮台督办。在此期间，流亡海外的岑也和他的幕僚张鸣岐等人制定了一个帮助光绪夺回政权的计划，试图配合康有为等保皇发动政变，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而慈禧太后则因岑春煊雪中送炭而对他极为信任，授其为陕西巡抚，翌年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审时度势，力言“山陕大灾之后，万不能再开战衅”，令娘子关、固关守军后撤，以示讲和诚意，并解决毓贤在任时的教案遗留问题，并预拨银两给传教士，杜绝联军进兵口实。后来这笔钱被传教士李提摩太捐作山西大学堂创办费用，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学。除此之外，岑春煊还聘请日本教员，创办了山西农林学堂。在山西兴办新式学堂是他主张变法自强的最早实践。
1902年7月，岑春煊改任广东巡抚，原拟入京陛见后南行赴任，结果四川哥老会蜂起，清廷又命岑春煊赴成都署理四川总督，平定了变乱，并创办警政，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后又为平息广西土匪，清廷令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民国时的风云人物龙济光、陆荣廷等，就是这一时期被岑春煊收编的。除了平息匪乱之外，岑春煊还在两广大力惩办贪官污吏，使“官屠”之威名远扬。另外，岑春煊不遗余力地在广东推行新政，他展开军事改革，他以常备军、续备军、巡警、州县士勇来代替绿营，分别执行作战守备、缉捕清乡、维持治安、护解饷犯的任务，并拟就了精简武员的详细计划。为了扩充军事人才，他大办军事学堂，次第成立了广东将弁学堂、军医学堂、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等。同时，他还兴建新式学堂，在广州设立了“学务处”专管教育，创办广东法政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以及测绘、蚕业、农林等专业学校，并改两广师范学堂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又选派士子去日本留学，为两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1906年9月1日，清宣布“预备立宪”，岑春煊非常欢迎。预备立宪上谕刚一颁布，岑春煊便特派亲信到上海，写信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怂恿他们拉人结社，并捐出开办费一万元，还表示愿每年提供经费一千元。于是，预备立宪公会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由岑春煊手下的老幕僚郑孝胥充任会长，是为清末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岑春煊作为该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操纵者，其作用不言而喻。岑春煊与海外保皇党人的关系亦迹象昭然。1905年，他曾默许亲信幕僚周善培到与梁启超会晤。
岑春煊在两广惩办贪官，损害了庆亲王奕劻及其同党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利益，而朝中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欲扳倒庆、袁，便与岑春煊相联结，引发了“丁未政潮”。1906年9月，庆、袁一派借口片马问题非岑春煊解决不可，使朝廷将岑春煊调为云贵总督。岑春煊没有赴任，却前往上海治病，期间各方人士访谈者甚众，包括康有为的女婿麦孟华。 1907年3月，忽有旨调任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且不必进京请训。岑春煊认为这又是庆、袁的诡计，于是坐船从上海到武汉，在武汉电请入觐，又不待上谕而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径自赴京。慈禧太后四次召见岑春煊，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并弹劾庆亲王纵容贪腐，还声称要留在北京作皇上、太后的“看家恶犬”。 慈禧虽未惩办庆亲王，但也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任命他为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刚接受任命，就弹劾了袁世凯的亲信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使其革职，后又劝说慈禧罢斥袁世凯另一亲信段芝贵。瞿鸿禨也趁机动员江春霖等言官上章弹劾庆、袁，为岑春煊造势鼓劲，甚至坊间传闻庆、袁将倒台，岑春煊将接替袁世凯来坐镇北洋。
眼看岑春煊就要在京师站稳脚跟，庆、袁地位不保，立刻展开反击，对慈禧说岑春煊是康梁一派，居心叵测，慈禧便怀疑起岑春煊，将他外放为两广总督。1907年4月17日，岑春煊解职出京，他不去广州，却往上海，伺机反扑。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后，于4月23日至5月5日专程回沪等候，企图和岑春煊见面。岑、梁是否见了面，由于行踪诡秘，不得而知。但袁世凯却于此时通过上海道蔡乃煌抛出了一张岑、梁等人在一起的合影呈递慈禧，使慈禧震怒，将岑春煊开缺。伪造照片之事，得到了同盟会员陈少白的帮助，原因是岑春煊过去曾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省港粤路股东与同盟会极为不满，不愿他返粤莅任，因此联手袁世凯除掉岑春煊。但仅六年之后，国民党人又和岑春煊走到一起，故史家感叹“上离合靡常是非不一，这却又是一事例”。 丁未政潮后，岑春煊赋闲杭州，后又至上海就医。袁世凯为斩草除根，嗾使蔡乃煌散布不利于岑春煊的谣言，甚至伪造岑春煊劝浙江巡抚增韫“举大事”的信函，所幸增韫以原书寄岑，得以揭发奸谋。 1908年冬慈禧、光绪相继驾崩，袁世凯亦被罢黜，岑春煊才得以在上海静养三年。
1911年，因清铁路国有政策，南方数省爆发保路运动，四川尤烈。当年9月15日，岑春煊被清廷任命“赴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这年夏天，以国会请愿运动失败、皇族内阁成立、保路运动受压等事件为引子，立宪派与清的矛盾已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岑春煊原本就是立宪派的一员，自然也开始与清产生裂痕。他明确反对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对四川保路运动力持主抚态度，发出《致四川人民各安生业电》，宣称“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戮一人”。甚至于9月20日致电内阁，辞职相要挟，公然要求清廷“罪己之言与特恩之诏同时并布”。 9月29日，岑春煊前赴四川时途经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澄详商，仍坚持前议，瑞澄再三劝告，岑春煊百折不回。他自知清廷不可能同意他的建议，便电请病假回沪，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岑春煊未作停留，于次日乘轮离开武昌。
清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十分惊恐，决定再次起用岑春煊、袁世凯，于10月14日发布了岑、袁分别补授四川、湖广总督的任命。岑春煊对这一任命再三辞却，清多次恳请勿再固辞。立宪派主导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也宣言：“目前各衙门告示，除将军玉昆、岑宫保而外，我川人均可置之无睹焉可耳”。 岑春煊推辞不过，10月23日勉受川督，但同时提出扩编军队为十营，增拨枪炮子弹，发银一百万两等条件，清无法兑现。10月29日，岑春煊因筹划兵饷均不就手，以病情加重为由辞职。清廷只好任命端方暂署川督，虽然还给岑春煊保留位置，但他终不复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岑春煊公开站在了革命阵营一边，通电要求清廷及袁世凯顺应形势，实行共和。 这标志着他从清廷官僚到民国政客的蜕变。 1912年2月，清帝退位，紧接着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袁世凯让岑春煊担任贵州宣慰使，他不客气地回复，目下“中外治权，是分是合，体段全无，官制各法，甚无依据，正上无道睽，下无法守之时”，如此情形，有“何义可宣，何德足慰？” 他在拒绝袁世凯的同时，又和革命党人保持一定距离。1912年3月，主要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国民公党成立于上海，岑春煊为名誉总理，后该党与同盟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岑春煊当即宣布退出。1912年6月，他利用同盟会员福建军民政部长彭寿松行为不检、遭到福建地方反对之机，应邀入闽任福建宣抚使，驱彭后企图控制福建未果。1913年初，他又接替了黄兴的粤汉川铁路督办职，打算借“护路为名，寄以军令”，成立两师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因袁世凯作梗而搁浅。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辛亥后表面平静的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各派力量迅速分化集结。岑春煊为革命党人所关注，“西林（岑春煊）勇锐过国民党，孙、黄阴寄厚望” ，特让章士钊去做他的工作。岑春煊与袁世凯素有积怨，双方在反袁问题上一拍即合。4月间，孙中山、黄兴、汪精卫、李根源、宁调元与岑春煊多次秘密会晤。 此后，岑春煊便积极开战其反袁活动，他接连发出通电，严斥袁世凯掩盖‘宋教仁案”与的关系，庇护凶犯赵秉钧，干涉制定宪法、擅借善后大借款等违法行径。鉴于统一党被王揖唐出卖，他和章太炎重组统一党，抵制当时大多数“中间”党派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浪潮。他力图扩大反袁统一战线，与章士钊、谭人凤专赴武昌策动黎元洪反袁，并做上海唐绍仪、广西陆荣廷、广东龙济光、龙觐光等人的工作。他与袁世凯公开决裂，6月8日坚辞粤汉川铁路督办职，并在胡汉民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旗帜鲜明地与南方革命党人居于同一阵线。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6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两天后，岑春煊抵南京就职。22日，各省议会联合会的十八省代表在南京开会补行正式选举手续，全票通过举岑议案，“凡独立省分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 这祥，岑春煊就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总指挥，各地分散的反袁有了一面统一的公开旗帜。革命党人对此极感兴奋。广东“纯粹之粤派之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 海外英荷属殖民地七十九埠华侨和美国国民党支部专电岑，拥护其为大元帅。 岑春煊俨然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岑春煊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7月29日，他偕李根源、马君武到达广州，当即发出劝旧部陆荣廷、龙济光讨袁电，邀约诸人至梧州面筹一切，并允代筹军饷，被陆、龙拒绝。8月1日上午，岑春煊在广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举行北伐誓死大会。但二次革命的形势却急转直下，7月28日，南京战事便已失败，黄兴逃往日本。龙济光部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由梧州东下进攻广州，岑春煊固守不弃，8月4日夜，观音山已有敌“大炮震撼”，广州民军也发生哗变，岑春煊的北伐计划未及发动便宣告破灭。他本人也仓促出逃，转赴新加坡，流亡南洋。 岑春煊亡命新加坡以后，与陈炯明、李烈钧、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成立了“中华水利促进社”，进行反袁活动。1915年12月，袁世凯决意称帝，蔡锷等在云南掀起护国运动，岑春煊闻变后立即从南洋赶回国内，1916年1月17日抵上海，寓梁启超处，与国内的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李烈钧，的李根源、柏文蔚、程潜，美国的黄兴等人保持频繁联系。一时间，梁启超在沪寓所成为海内外反袁进行联络的一个最重要据点。
按照原计划，岑春煊欲往护国运动的大本营——云南。但当时护国军最感棘手的是“饷械俱缺”。经唐继尧电请，岑春煊于1916年1月底由张耀曾陪同改赴日本。3月20日，岑以云南军代表名义向日本借得一百万日元和部分枪械弹药。
云南独立后，两广成为关键。岑在促使两广独立上起了特殊作用，致书广东督军龙济光，要求他们“审机立决，迎合时势人心，起而为滇黔后劲，结成一气，据以号召全国义声”。 在各方压力下，陆、龙先后宣布独立，滇黔桂粤连成一片，护国运动的声势顿时大增。为了协调动作，岑春煊、梁启超等人打算成立一个具有独立各省联盟性质的组织。4月19日，岑春煊由抵广东肇庆，筹备成立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肇庆，岑春煊任都司令，初步统一了两广军权。
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能把所有反袁全面联合起来的组织，但在筹组这个组织——军务院的时候，独立各省内部却产生了分歧。龙济光、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甚至孙中山都认为以岑春煊出任领袖最为合适，唯独蔡锷却激烈反对。云南是首义之区，蔡锷又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大敌当前，若内部不统一，于反袁斗争不利，也与成立军务院的宗旨相悖。为了打破僵局，避免内讧，岑春煊以唐继尧“首义功高，力主推戴”，最后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副之，兼摄行抚军长职。1916年5月8日，军务院几经酝酿在肇庆如期诞生。
军务院是一个各派的联合体，主要由滇桂两系地方军阀、梁启超的进步党和国民党内以欧事研究会为核心的稳健派组成。这种组合形式给岑春煊提供了绝好的活动场所，他以中介人、调停人、缓冲人和各派联系人的身份出现，成为把各派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很自然地被推为盟主而发挥较大作用。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反袁为目标的军务院失去了维系各派团结的胶着点，梁启超建议撤销军务院，岑春煊等则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倒袁只是成立军务院的目的之一，并非全部目的。他特别提出恢复约法和国会两大问题，于6月8日又致电唐继尧等，明确指出今后新旧约法之争便成为南方义军的“生死存亡之点”。 这份文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与6月9日孙中山《规复约法宣言》前后呼应，成为护法运动的先声。6月16日，岑春煊致电黎元洪，提出恢复约法、总统依法就任、撤军和召集军事特别会议四项为撤消军务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被北京部分接受，梁启超等人更感到应该立即撤消军务院以示响应北方之姿态。岑仍坚持“现在阁员未全就职，国会未经同意，内阁尚未正式成立，吾人仍应自守条例，不必取消”。梁启超等恼羞成怒，四处散播岑春煊缓撤军务院是想“留此为交换条件，是政客逍遥海上，绝不知军中甘苦，而放言高论”。 迫于梁启超的压力，岑春煊、唐继尧于7月14日宣布撤消军务院，护国运动结束。 岑春煊本来在其就职宣言中称，袁世凯倒台后他就不问，惟尽力于社会事业，1916年10月回桂林扫墓后就返回上海静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护国运动使岑春煊的地位陡然增长，就不可能轻易摆脱。1917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掀起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西南军阀极力想把岑春煊作为一杆大旗抬出来和孙中山相对抗。在酝酿护法军设立大元帅时，李烈钧就向唐继尧献策：“为应付中外大势，则宜推孙中山，为消除两粤障碍，则宜推岑”。1917年11月，桂系军阀莫荣新公开通电，商量湘粤桂三省建立都司令部问题，推岑春煊当都司令，企图将护法军挤出广州。与此同时，唐继尧也连发两电，提出在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政务委员会的计划，并由岑春煊总揽筹商事宜 ，企图以岑春煊来取代孙中山。所有这些使岑春煊的权力欲极度膨胀，他亲自出马发起所谓“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荣廷孙中山两派之畛域，即暗以具备南方之雏型”。该会网罗面极广，李烈钧、方声涛、陈炯明、林虎、唐继尧、章太炎、陆荣廷均在其内；另外还同北方直系的冯国璋、李纯、陈光远“早通声芥”。 1918年1月15日，“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东成立，奉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隐然与军取对峙之势”。孙中山对此强烈抗议，认为该会“于约法无根据，指为督团之第二，事遂中梗”。
以岑春煊为首的反孙派见联合会不能取代军，便准备以改组军的办法来推倒孙中山，1918年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取消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职。非常国会推选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7月3日，岑春煊自上海至广州，7月5日军宣告改组成立，8月21日，军举行政务会议，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他名副其实地当上军的头号人物，成了西南军阀的代理人。而孙中山则意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离开广州，远走上海。
其后，岑春煊开始主导南北议和。先前在1917年11月，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北伐，与北洋军激战于湖南战场。战争开始不久，岑春煊便对战事进行秘密调停。他伸出两只触角，一与北京的冯国璋、王士珍密商；一与南方的直系将领联络。 1918年10月7日，北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和岑春煊以交战双方最高领袖身份发表主和通电。孙中山积极推动的作为护法战争主要方向的湘南战事偃旗息鼓，声势浩大的护法战争在岑春煊等人的出卖下只剩下陕西等省的局部战斗。1919年2月，南北和平善后会议在上海开幕，虽然不久便无果而终，但岑春煊仍未死心，继续委派章士钊、刘光烈等人在沪同北方徐世昌的代表秘密谈判。 但是，岑春煊没有自己的武装和地盘，他的得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各派中的“平衡”。而由于各方的勾心斗角，这种平衡非常脆弱，再加上岑春煊越来越偏向于桂系，使他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调和者的身份难以维持下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率先举起反岑反桂大旗。1919年6月，在国会中倾向孙中山的“照霞楼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案，岑春煊被迫一度辞职。同年8月，孙中山正式宣布与军决裂，并开始绸缪武力讨桂计划。
1920年，岑春煊在对四川的控制、南北议和中各派权益的分配和驻粤滇军的指挥权等间题上又与唐继尧完全闹翻，军更加风雨飘摇。3月24日，唐继尧将岑春煊秘密与北方议和的内幕文件全部公开，指责此与护法宗旨不符，不能接受，并邀约国会议员来滇。3月29日，军总裁兼外交财政部长伍廷芳携带款印出走。广州国会两院秘书厅也在议长林森指挥下，封存卷宗分批运往。军后院起火，岑春煊气急败坏地违宪派兵搜查国会，引起舆论大哗。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三总裁宣告脱离军，军七总裁所剩无几。8月7日，在滇国会两院召开联合会议，通过议员万鸿图等人提案，以“毁法误国”罪一致议决罢免岑春煊军政务总裁的职务。8月11日，岑春煊孤注一掷，命令桂军进攻福建陈炯明军阵地，粤桂战争开始，桂军兵败如山倒，岑春煊甚至还收到过装着炸弹的木匣。1920年10月23日，陈炯明部兵分三路总攻广州，桂系大势已去，当天岑春煊通电辞职，声称他是受江苏督军李纯而感动，希望西南各省取消自主，北京速开国会，共图善后。次日，军被宣布取消，岑春煊再次离粤赴沪，他的生命也宣告终结。
岑春煊退居上海以后，仍与章士钊、杨永泰、李根源等多有往来，但都是私人应酬，无关公务。1922年，岑春煊与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妇同游苏州，并买宅作久居计。旋与李根源叙旧，自述生平，1930年出版为《乐斋漫笔》一书。1932年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捐助十九路军三万元以支持抗日。1933年4月27日，岑春煊去世于上海。临终前留下遗言：
“民国初元，息影上海，窃谓已立，势无可翻，理自拥护。观袁氏柄政作威，甚至称帝，前欺清廷孤寡之余，后戮民党俊秀人士。激于义愤，遂尔兴师。护国、护法两役，春煊从国人之后，以勘定祸乱于一时者。职是之故，十载以来，幸还初服，党国蔚然，与观厥成，老朽余年，冀享治平之乐。国家多故，又成鱼烂之形。道路之言，举谓一党专政，弊端绝大。党费出自国币，纵容无数血气未定、学问未成之青年，使之干涉百政，刍狗万物，欲国无乱，何啻却行求前？况乎后十年之政权，都在此辈青年之手，今以修养迫之，期用于不成熟无意识之政党运动，此其断丧社会之人材，虚耗国家之元气，预造未来国家之恶运，尤为无可恢复之损害乎！近自东北告变，国难日深，政党各有指责，春煊以为阳九之会，事属非常之原，国民党独任其艰，应须国民同情顺受之处，亦何止一二数？独至一党之樊，关系太大，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春煊与党同一国家，各有子孙。心所谓危，何敢不告？
春煊今年七十有三，近以心脏衰弱，遂形肿胀，气息仅属，百念俱灰。儿辈叩请遗言，顿有感触。吾家三世服官素以清廉自励，既无长物，何用安排？且诸儿多不率教，后惟听其自立，生平耻怀溉犊之爱，临终安用贻谋之谈？惟国家事属一体，为首当为国，而为国之要，不外‘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语，以党限之，势难尽就，前此任潮（李济深）、德邻（李宗仁）两君来访，曾为郑重揭橥是义；垂尽之声，仍不越此。儿曹其此公布于是，供奉国贤豪长者之参考。国是有豸，无任悚惶。”
岑春煊死后，安葬于上海虹桥万国公墓，文革时墓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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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方面，一般是3至五百不等

哪儿有比较灵的算命先生?非常迷惘了。。。

反对那两条答案。算命不是万能但确实有一定的依据，不过真正学好这门术数的没几个人，社会上有太多的所谓算命先生都是学艺不精！人生就像一条路，命运学只能告诉你路况，最终还需要你自己去加油门

浙江宁波余姚四大名人除了王子陵还是哪几位。?

呵呵，我本人也是射手的，而且我可以诚实告诉你，你说的这两种性格我也都具备，只是不同时期而已，面对不同的事，我会表现得不一样，额，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