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农历六月属羊男,1979年6月9日属羊的人什么命

男1979年6月30日属羊人的命运及09年顾忌

整体运势：
今年属羊人的运气仅次于太岁，非常不利，第二大凶星“岁破大耗”星降临，“岁破”为最凶之神，仅次于“太岁”，言其大耗者。“大耗者，太岁冲击破散之神也，物击则破，冲则散，破散则耗也”。“太岁可坐不可向”，犯岁破者宜凡事低调，否则恐会落得谋事不远、钱财虚耗，功亏一篑的下场。凡事三心二意，难持久，多波折，大运流年遇到，变动不安，事事不顺，宜心静守成为安。 工作事业方面动荡性大极度不稳定，财运非常不利，极易破财。必须请“双德贵神”随身佩带，平安度过本年。家庭中有搬家移宅之象，在人际关系中与上司老人不合，易犯口舌。家庭中老人的身体差，个人健康注意四肢和脾胃。
“岁破”又称为“岁冲”，是指与“太岁”相冲，丑未相冲冲在感情夫妻宫，2009年对于羊人的感情非常不利，夫妻宫动，容易产生争执或吵架，严重者可能分居或离异，非常必要恭请“合岁锁”保全婚姻和感情。所以要特别注意对方，也可能是外部合力，合走你的夫妻宫，将另一半抢走。总之，09年羊人的感情要细心经营，经常沟通，遇到事情多协商，努力化解家庭中的小问题。
开运吉祥物：双德贵神 合岁锁
农历正月：
天干：丙火
地支：寅木
阳历：1月26日至2月24日
本月特别注意飞来之祸，容易出现红伤灾祸。运势强盛，且得贵人助力，做事阻力较少，事业以及工作生活皆宜积极主动。但是这段时间里务必牢记，不要卷入流言蜚语及争吵的漩涡里，低调做人，以免惹祸上身。工作上如出现问题，宜从速处理，以免引起连锁反应。感情生活丰富，尤其是男性，不过要小心避免陷入多角漩涡，而招来诸般麻烦上身。
农历二月：
天干：丁火
地支：卯木
阳历：2月25日至3月26日
本月运势移动性大，有搬家、调换工作、出差等许多难以预料的变化，因而凡事不可冒进，最好制定出适合发展的规划，相信对工作及事业会有所帮助。财运也有所回落，正财尚可，偏财偏差，不宜投机取巧或进行相关风险类投资。感情方面会有新的发展，宜多用心思培养。注意饮食卫生，逢疾病应及早医治，切不可忌医，尤其注意脾胃。
农历三月：
天干：戊土
地支：辰土
阳历：3月27日至4月24日
本月运势比较灰暗，不如意事可能会层出不穷，宜小心戒备。事业运差强人意，用心经营终可有一定收获；在工作上表现难如人意，尤其须密切注意周遭之事，警惕可能会被小人暗箭伤人，而致徒劳无功。另外应尽量避免招惹口舌是非，少管闲事，以免惹祸上身。财运方面乏善可陈，且有破财可能，要特别防止被人骗取钱财，不利投资，不宜借贷。
农历四月：
天干：己土
地支：巳火
阳历：4月25日至5月23日
本月运势有所回升，事业方面发展顺畅势如破竹，宜积极进取，万不可错过此等绝佳的发展时机。但这一切要以稳为前提，万不可过于浮躁。财运非常出色，正财佳，能有不错收入，横财也较好，可以适当进行短期投资。感情方面会出现变化，留意你的另一半的所作所为，要经常沟通。
农历五月：(闰五月)
天干：庚金
地支：午火
阳历：5月24日至7月21日
本月的运势是一年中最差的一月，事业运尚可，平稳向上发展，虽可能会有些许压力，但不阻碍进展。不过一定要注意以稳为主，切勿浮躁急进，以免出现难测变数。应注意的是在生意上容易出纰漏，宜小心谨慎。财运方面正财平常，横财有利，可适当进行投资，但切忌过贪。感情上已婚者要谨防来自异性的诱惑，否则会后患无穷。不要过于放纵自己，尤其是酒色，以免身体过分损耗。
农历六月：
天干：辛金
地支：未土
阳历：7月22日至8月19日
本月运势可以说是急剧下滑，工作事业方面会有诸多阻碍，生活上也有一些麻烦的事发生，让人难以从容应对；一切皆需小心谨慎，忌浮躁妄动，宜稳中求进，自然能安然度过困难期。另外处理问题要迅速果断，忌优柔寡断，切不可存逃避闪躲的心理，该面对的终须面对，拖拖拉拉反而会使问题更严重。财运有所改善，不过须提防可能遭遇破财之灾；横财平常，投资须加倍谨慎为好。感情方面容易产生摩擦，应多交流沟通，以免双方矛盾升级。
农历七月：
天干：壬水
地支：申金
阳历：8月20日至9月18日
本月建议最好不要轻易转换行业，如能多用心谋划，全力以赴，事业定有较大转机。财运方面正财一般，要尽量避免开支过大的状况，以免入不敷出；横财尚可，可适当进行投资获利。行事易遭遇阻力，虽得贵人相助，但运气难有多大改善。感情方面可能出现新选择，宜深思熟虑，不可鲁莽用事，否则会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身体方面要多加提防由于饮食带来的胃肠疾病。
农历八月：
天干：癸水
地支：酉金
阳历：9月19日至10月17日
本月凡事都应加以小心，不可肆意急进，求得平稳发展即是最好。财运方面好坏参半，正财收入尚可，但可能遭遇破财之灾，钱财出现破损，不宜借贷，不宜投资。感情方面仍然存在变化可能，切勿斤斤计较，多些包容心反而可能出现转机！本月健康不利，需要多加小心。
农历九月：
天干：甲木
地支：戌土
阳历：10月18日至11月16日
本月运势比上月有所改善，凡事不急进，一切自可平稳向上；事业上应竭力营谋，有较大可能突破现有局面，迈入新的发展；工作方面平平淡淡，不可过于大意，而让同事把自己的功劳夺走。切记要以稳为主，以静制动。财运有较大好转，无论是正财还是横财皆佳，适宜投资获利，民们可以适当尝试下购买票，中奖几率大。感情方面终于有所改善，应多些维系呵护，使情感迈上新的台阶。
农历十月：
天干：乙木
地支：亥水
阳历：11月17日至12月15日
本月尤其注意四肢的安全健康问题，防止红伤灾祸对四肢的伤害。运势尚可，较为平顺，事业方面发展虽可能遭遇一些阻力，但进展还算顺畅，宜以柔克刚；在工作会有一定压力，应全力以赴，以打下良好基础，为今后的工作开展作好准备。另须注意协调好人际关系，以免给工作开展带来影响，并进而影响财运。财运方面利正财，不利横财，对投资须慎之又慎 。
农历十一月：
天干：丙火
地支：子水
阳历：12月16日至2010年1月14日
本月运势是比较差的，做事反复，有得有失，不过总体而言仍向着好发展。事业虽有一些阻滞，如能小心谨慎，精心经营，仍会有不错进展；工作上不宜强出头，免招嫉妒，更要警惕小人抢夺功劳。要小心处理所有的大小事务事宜，懂得灵活变通，忌与人争执，避免招来官司诉讼。财运渐入佳境，收入颇丰；横财亦好，如须进行投资应以下旬为宜。感情易出现反复，须小心维系。
农历十二月：
天干：丁火
地支：丑土
阳历：2010年1月15日至2010年2月13日
本月是最后一个月，已经看到旺运的到来，但是仍有诸多不稳定的因素，易节外生枝，而致败局出现，须小心戒备为上，凡事谨慎，不可浮躁急进，胡乱决策，一切应遵循以不变应万变原则，自可平安度过。财运不稳定，正财一般，且可能有破财之灾；横财比较低迷，风险类投资实在不宜进行！谨防财务危机。 健康问题，有病痛不可姑息，应及时就医。

农历1979年6月15日申时生人属羊的运程

属羊人生于六月小暑之时，热心忠直，受天之福，名种荣达，进退无难，处世和平，合谋志同道合，言而有信；家运隆昌，荣华一世，晚享子福。
十五日出生之人，个性柔顺，为人温和笃实，已经结婚者，夫妻相处间多半相互敬重，而能使德泽批及子孙。唯独应注意子孙若有好争勇斗狠的不吉相克之相，须多加留心管教方式，以免造成行为偏差，损及自我前程。整体大运方面：男性家庭亲缘较为浅薄，因此容易离开故乡，在外地生活发展；女性则命运略显乖舛，与丈夫缘份较浅，而容易发生生离死别的状况，宜婚配命格较为硬直的男性，大体说来是属于平凡如常的命格。

1979年农历6月18日属羊男2015年的运程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②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③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④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项。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⑤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羡，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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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年属羊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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