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命理制财富可敌国,不相信算命的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

张居正是好是坏?为何贪污腐败还会被称为一代名相呢?

明朝时期的张居正当然是一个好人，他也是明朝时期最著名的忠臣之一。张居正一生辅佐了三位明朝君王，然而死后却因为自己推举的人被弹劾，导致自己的家人也在自己死后被流放，张居正自己也被贴上了“奸臣”的标签，好在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给张居正正名了，否则张居正还不知道还被称为“奸臣”多久。

明朝嘉靖皇帝时期，学识丰富的张居正便走到了明朝的内阁来工作，虽然当时的张居正就是一个小官而已，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一直苦心钻研国政，同时也阅读了很多以前的朝政改革书籍，而张居正也正是在内阁学习期间为后来他的改革大业立下了夯实的基础。后来嘉靖皇帝去世，明穆宗朱载坖继位以后，张居正终于成为了内阁重臣，他将自己曾经学习到的东西都用到了国政上来，对明穆宗朱载坖立下的很多政策都加以改良，而且成效都非常好，张居正也因此获得了明穆宗朱载坖的宠爱。

后来万历皇帝上位以后，张居正更是成为了内阁中最重要的大臣，他不仅为官清廉，而且还总是能够想到很多好的政策来治那些贪官污吏，张居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得罪了很多文官。而后张居正又主张大力改革明朝的财务，万历皇帝也在张居正的劝说之下，下令停止了很多不必要的开销项目。

由于张居正对明朝实在是尽心尽力，所以张居正去世以后，明神宗还为他辍朝了。但是张居正死后四天，他举荐的人便被弹劾，而文官们也趁机出言污蔑张居正，导致张居正生前获得的一切都被撤销了。后来明熹宗朱由校继位以后，将张居正一案彻底调查清楚并还了张居正一个清白。

谁能谈谈张居正?

(一)功绩
中国历史进入16世纪，华夏民族面临着新的转折。一方面，以明王朝统治的社会走过了封建主义的颠峰，各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走向衰弱；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在中国出现了许多萌芽。社会是进步，还是退化，中国将要作出艰难的选择。这时，明朝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家，他就是籍录江陵的内阁相辅--张居正。他以远大的目光、明智的策略、严厉的手段，推行了和经济的重大改革。这些改革，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巩固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同时也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某些特点。因而，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明朝的家张居正，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起，当了10年宰相，于万历十年(1582)年病死。他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的工作，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贽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生于江陵草市，死后遗体隆重葬在江陵城东门外，世人称他为"张江陵"。他5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当了大学士，48岁当了宰相。
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他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的措施。
(一)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徐阶曾任过首辅，也是推荐他入阁的人，但当徐阶的亲属对清丈全国大地主隐瞒的庄田进行破坏时，他也决不宽恕。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三)蠲免积负，减轻人民负担。
(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所以史书称他"善知人"。
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
万历五年，他的父亲去世。按照封建礼教，他应该回家"守制"。但他考虑到国事纷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视事"，没有回家守制。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击，说他"忘亲贪位"。吏部尚书张翰甚至捶胸长叹道："三纲沦矣!"但在他的坚决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这些攻击他的人，都一个个受到了撤职的处分。
1582年，张居正去世了，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竭尽全力在神宗面前污谄他。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捕人狱，其他亲属都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抄家的结果，才知他的家产不及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二)逸事
张 居 正 二 三 事
万历五年九月，首辅张居正之父病逝，按当时的丁忧制度，他应离职回家乡
守制二十七个月。当时内阁还有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不过形同摆设，事无巨细
都由张居正定夺，两人不敢担当首辅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
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
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
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
论强压了下去。史书却谓，所谓夺情，乃是张居正和掌印太监冯保的阴谋：
“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
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
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当时新政正在全面
展开，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他不愿回乡守制，希望夺情，是毫无疑问的。
在上疏乞恩守制时，就说得很露骨：“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
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
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
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
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乃摄政，十足是个“改革的总设计师”，朝廷岂
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神宗、太后也绝不会答应。第二年三月
张居正归葬，希望能请假到八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回京办公，其间朝廷
有大事，即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足见朝廷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以张居
正之精明，岂会不知道这一点，哪里用得着画蛇添足鬼鬼祟祟与冯保密谋夺情？
不错，神宗是在张父死后十余日才获悉的（神宗给张居正的手札说：“朕今览二
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但张居正本人也只比神
宗早一日获悉死讯。张父死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传到北京，第二天吕调
阳、张四维就上疏要求夺情了，一天之差，说张居正与冯保谋定然后报讣，未免
过于勉强。何况既是密谋，史官焉能得知，什么“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
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同前引〕绘声
绘色，如亲临其境，那是把历史当小说了。
二
医学上有所谓“久坐成痔”一说，多年的文牍生涯，使张居正得了很严重的
痔疮。痔疮本非致命，但张居正为了根治，却请了一位“名医”动手术割除痔疮
。按当时的医学条件，以中医的外科水平，开刀动手术无疑是在跟死神开玩笑。
果然，在万历十年三月间动完手术后，张居正就再也起不来床，接旨也只能伏枕
叩头。拖到了六月，垂危，十八日神宗命太监送去一封手谕问张居正遗嘱，
张居正挣扎着写了一本密揭推荐了两名接班人，又过了两天，二十日，即病逝。
其死因，当是由于手术后失血过多〔在手术后张居正上疏说：“臣宿患虽除，而
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或
伤口感染。但与张居正有私怨的王士贞却说张居正实死于纵欲过度：
“〔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
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
时行传》〕
对这段痔疮形成的病理分析，中医家不知觉得如何，在现代医学看来却不过
是胡言乱语。晚明士人风行房中，张居正或未能免俗，但说他“多御内而不给，
则日饵房中药”，莫非王士贞在张居正的卧室装了窃听器？ 明人对性抱着一种极其矛盾的神秘态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房中术求得长生
不老，一方面却又认定纵欲伤身，而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也就往往被认为好色纵
欲，反正“好色纵欲”并无一定标准，除非是光棍，这顶帽子谁都可以戴上。以
后多病的明神宗也是因此饱受臣下这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以目前衽席之娱，
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疏〕，“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
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沈溺，则元气自充矣”〔赵
志皋疏〕，“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此其病在恋色者也。”〔
雒于仁疏〕，“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为困于曲蘖之御，
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弃至此极也？”〔冯从吾疏〕，真是不胜枚举。
对这种身在九重之外却自以为对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内
衽席之间的近于诽谤的言辞，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严惩，到后来悟出了这
些人不过是要“沽名讪上”、“讪上卖直”，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简直就是
为了被惩罚而上疏，惩罚他们，惩罚得越重，越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对这种近于
受虐狂的变态心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
被廷杖，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见状，厚贿太监，马上也上了一疏反对夺情，也挨
了八十廷杖，发谪极边充军，顿成名人。
等到神宗悟到了这一点，看透了大臣们的心理，对这类进谏往往就懒得理睬
，把奏疏留中不发，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尉的监狱
竟至于长满青草。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
三
张居正一死，二十岁的神宗总算可以亲政了。要雪太后曾命张居正辅助他到
三十岁再亲政之耻，要从张居正的阴影中走出来，必然要对张居正死后算账。于
是，剥夺张居正生前所得的太师、上柱国之类至高无上的头衔，惩处张居正的亲
信，将其子革职为民，一步一步地，全面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万历十二年，
被废辽王的遗孀王氏乘机上书为已故辽王鸣冤，声称辽王之被废乃是由于张居正
的迫害，要求平反昭雪。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
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但
王氏在奏疏中无中生有地声称辽王被废后其府第田土都被张居正霸占，“金宝万
计，悉入居正府”，却使终生爱财如命的神宗眼中大发红光，以此为借口下令查
抄张府。
张居正生前，就有贪财的恶名。刘台曾上疏指控他“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
”“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而王士贞则说，严嵩被抄家后，财产十
分之九都进了皇宫，但后来又从宫中流失，“最精者十二归江陵（张居正）”（
《觚不觚集》），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告发张居正有十四大罪，其中一条就是“贪
滥僭窃”，“银火盆三百，诸公子碎玉碗玉杯数百”，真够骇人听闻的了。现在
王氏又说“金宝万计，悉入张府”，怎不让神宗眼红！他估计至少也能抄到二百
万两银，然而把张府里里外外搜遍了，锱铢必究，都折算成银，也不过十几万两
。张家原是盐商，本就有钱，张居正生前又蒙神宗赏赐极丰，有十几万的家当，
实在没什么希奇。这点钱，不过刚够神宗嫁一个女儿，还不够娶一个媳妇（神宗
长公主下嫁，用去银十二万两，而福王大婚，用去银三十万两），自然是大失所
望，下令对张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朝野震动，才算告了
一段落。对张居正的最后判决是：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
亩；假以丈量，庶希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
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
顺、张书都著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大概因为实在没抄到什么东西，也就不好意思判他贪污敛财。
明朝的官俸，低得不可思议，只够勉强糊口。海瑞号称本朝第一清官，薪俸
之外的钱财一概不取，却也只好业余当农民，率领衙役在衙门的后院种菜自给。
为老母亲做寿，破例买了两斤猪肉，竟被当成重大新闻传播。则其名为朝廷命官
，实与贫民无异。一般的官僚不愿当贫民，就钻钻法律的空子，干点似非法似合
法的勾当。地方官照例从上交中央的税赋中抽成供私用，称为“常例”，京官无
此财路，就要靠地方官的馈赠了。张居正不是海瑞，对官员间的一般馈赠，并不
拒绝，在书信往来中也多提及，并不回避。但对大金额的有贿赂之嫌的馈赠，他
是不收的。名将李成梁受封伯爵，一次就遣手下人送他黄金千两、白银万两，被
他严词拒绝：“若主以血战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得罪于高皇帝。其毋再渎
！”张敬修在前留下的遗书说其父“清介之声传播海内”，或许过誉，但时
人比之为严嵩，告之曰“贪滥僭窃”，那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海瑞评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明神宗实录》也说“识者谓，
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不过是道出了自商鞅以来所有改革家的下场。张居
正何尝不想谋身，但要革除“数十年废驰丛积之政”，要“振纪纲”，“重诏令
”，“核名实”，则不能不认真，不能不得罪人，也就只好先把自身的安危置之
度外，而承受或出于私人恩怨，或由于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因为忌妒的舆论攻
击。张居正的才干无人可否认，舆论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质上打转，于是搞阴谋
、好色、贪财，凡是处于其位者具有代表性的恶行，无不被加到了张居正的头上
。既然在忠与孝、国与身中选择了前者，最后也就只有在佛家教义中找到了精神
解脱：“如入火聚，得清凉门。”在熊熊烈火中想象出一个清凉世界。
鲁迅有谓：历史人物的大小，恰与物理规律相反，愈近愈小，愈远愈大。被
同时代人视为卑劣小人、独裁奸相的张居正，其伟大，只有后人才能仰见。在张
居正当国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乾净净，国破家亡之际，崇祯
就明白了张居正的好处，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才给张居正彻底
平反。江陵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只不过恩怨尽时，也是封疆危日，一切都即将成为历史了。

介绍一下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②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③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④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项。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⑤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羡，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

张居正具有天赋,致力于明朝改革,为何最后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_百...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这是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给张居正的评价。作为一位封建社会背景下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有着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对于官场的行为作风之道，他秉持着“宁为循吏，不做清流”的原则，凭着满腔热血和抱负去治国，可以说张居正是一位成功的家，但他对于学生的教育却是失败的，接下来就走进张居正的一生，掀开神秘面纱，探索历史真相，还原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场景，揭开关于张居正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他身上隐藏的种种历史谜团。

嘉靖四年，张居正出生于一位秀才的家里，他的曾祖父当时做了个白龟梦，并且认定梦中的白龟是自己的小曾孙，就干脆直接给这个孩子起名为张白圭，希望他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有所作为。白圭也确实是幼年时期便聪颖过人，两岁就可以认字，五岁就能吟诗，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神童，在十二岁时因此机敏聪慧而深得荆州知府的喜爱，并替他改名为张居正。《明神宗实录》有记载：“居正性沉深机警、多智数，毅然有独任之志。

”张居正的才气之高，令整个明朝都叹为观止，在嘉靖十六年的乡试之中，因为顾璘的阻挠而不幸落榜，但其原因是为了磨砺张居正的锐气，以便日后成为大器，他称赞张居正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他，而张居正知道原因之后也欣然接受，并且将顾璘视为自己毕生知己。

内阁重臣徐阶是张居正的第二位贵人，他重视钻研有关经邦治世的学问，居正受其影响也开始朝着的方向发展，为其日后在官场上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打下很好的基础。对于内阁争斗的残酷性，张居正全部都看在眼里，并对朝廷中的腐朽和不堪制度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些宰相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让这位初入舞台的年轻人心理上快速变得沉稳，心思也逐渐缜密起来。后来的三年休假中，张居正在老百姓身上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便在《荆州府题名记》中写道：“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都坚定了他日后在政坛崛起的决心。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重返政坛，而这时也早就有了足够成熟的意志作为支撑，帮助他走过后面在朝廷生涯中的惊涛骇浪，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引自《明史．张居正传》)。在这期间，张居正积累了很多人脉，史书记载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官场的严酷潜移默化改变了他的心性，并以无形的方式得以示人，到裕王即位之年，张居正终于参与朝政，并担任吏部尚书等重要职位，自此历史上也多了一位“救世宰相”，此时已经四十三岁的他也终于算是“直上尽头竿”了。

无愧于伟大家的称号，张居正对当时明王朝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他客观地分析了社会矛盾存在的原因，发现是官吏贪污和地主兼并才导致的结果，同时更引起了“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引自《张文忠公全集》）的现象，使得百姓的生活贫穷艰苦，民不聊生，始于整顿吏治的改革自然刻不容缓。他的改革以“理财”为中心，实行考成法，除了增加收入外还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以及裁减官员来节省各方面的开支，力争达到节用的目的。

在增加收入方面，张居正深知“先安民，后富国”的道理，从民田入手，严格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这种做法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百姓赋税不均的问题，但是对于朝政上增加财政方面却是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并为接下来的“一条鞭法”改革措施种下了有力的种子，而此法的推行也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于整个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曾在危难之时写道：“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而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张居正的身上除了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之外，还有着令人唏嘘的身后结局，这看起来永远不可调和的两种矛盾，却出现在了张居正一个人的身上，这都要“归功于”他的学生——历史上肆意妄为，荒诞不羁的万历皇帝。作为帝师的张居正可以说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严格的老师，万历初登皇帝宝座之时年仅十岁，在太监冯保的推荐之下，誉满天下的名师张居正成了皇帝的指导老师。

万历八年，年满十八的万历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望和自由与日俱增，这位青年帝王逐渐意识到来自张居正震主的压力，张居正效国十年，所拥有的权利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作为一代臣子效忠于国家的选择，而对于帝王来说，他人独握大权无疑是对自己的越级，又怎能不心生所恨呢？“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引自爱新觉罗·福临评价）

万历终于崩溃了，在他的心中，对张居正从最初的敬仰变成了厌恶，直到不杀不足以泄愤的地步，伴君如伴虎，最终天纵英才的张居正，悉心培养出一个把自己送上绝路的学生，这已经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讽刺。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世时选拔任用的官员纷纷乞休削职，朝廷也大都恢复了原先的弊端，明朝再无张居正，也无出头之日。

纵观张居正的一生，他自身的成就无疑来说是成功的，但对于学生的反叛来说却是可悲的，就是这样一位受万人敬仰，功绩可以彪炳史册的伟大家，改革家，却在经历了如此曲折的路程之后，最终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又到底该是谁的悲哀呢？

如何看八字财官

看八字的财官，当然必须要看八字中的财星和官星
你首先需要了解十神的概念，然后学习十神的特性，然后结合十神分析八字的组合
分析八字要先分析日元强弱，然后再结合财星和官星看财运事业情况
同时看财星和官星也要配合看食伤和印星，因为食伤是生财星的，印星是护官星的
这样一来，基本上十神都要看了。分析八字是一个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工作，不能片面的看。

从八字看,是否为从财格?

这个八字苦不堪言，只能到周易总站-免费算命-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