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占卜探讨,商代人遇事必占卜

甲骨上很多占卜结果是错误的,商朝人如何看待这些结果?

1.商代进行甲骨占卜的简单程序是：卜人向神倾诉欲占卜的事项，然后烧灼甲骨，取得“兆”。而后贞人根据“兆”作出判断。如果商王参加了这次占卜，就由商王根据“兆”和贞人的判断，得出最终结论；如果商王没有参加这次占卜，就由贞人的判断为最终意见，并由贞人将结果报告给商王。而且在商代占卜活动中，特别是殷商前期大多数情况下，商王并不参与具体的占卜事务， 往往由贞人全权负责。

2.根据占卜流程，我们发现贞人在占卜中有很大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来源是什么呢？在商代后期，很可能是来自于商王的委托；但是前期很可能是贵族参政的传统所致，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商王与贞人的权力斗争。从现存甲骨文来看，商王占卜不验的情况多出现于商代前期，可见这一现象是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

3.到了商代晚期，出现了甲骨占辞（对“兆”的判断）、验辞缺失的情况，一种理解是商王和贞人的斗争获胜，基本控制住了贞人集团，从而垄断了最终解释权，对于不验的情况可以不记载在甲骨之上，“为尊者讳”；另一种解释是贞人失掉了把自己的占断意见刻在甲骨上的权利，而只能记载在其他载体上；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炫耀性卜辞的说法，即省略占辞只刻商王最终的验词，以神秘主义的方法来强化商王的权威性。

4.甲骨占卜是商代神权统治的一种形式，但是却不是唯一的神权决策方式，往往还要用筮来参照。但是卜筮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发现了卜筮结合的实物证据，一方面文献记载又认为“卜筮不相袭”，唐孔颖达疏 《礼记· 曲礼上》的时候提出：“一则大事、 小事各有所施 ,不得因龟卜小事 , 因蓍筮大事也 ; 二则筮不吉 , 不可复卜 , 卜不吉 , 不可复筮也。”

商朝的文化产物,我国最早的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用来占卜凶吉。根据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

什么是甲骨文?说一下甲骨文的发现过程

十九世纪末，学者们发现并认识了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象璀璨的群星，把学者们目光集聚到了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来。这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印度的哈拉伯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字体系。
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在罗振玉、王国维的大力宣传与精心研究下，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
在罗、王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起来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甲骨学的发展与深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
清末任国子监祭酒(国家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据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王懿荣派人到北京菜市口达仁堂购买一种叫“龙骨”的中药。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据说这种“龙骨”可以医治疟疾。“龙骨”买回来之后，王懿荣打开药包一看，发现这些“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他觉得很奇怪，于是就细心的观察和揣摸起来。王懿荣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有很深的造诣。他的这些渊博的知识使他能够对这些奇怪的符号产生不同凡常的联想——“龙骨”上的契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经过他潜心的钻研，他认定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与此传说不同，有人提出甲骨文是天津人王襄在1899(光绪24年)发现的，因为王襄在1955年所写的《簠室殷契》中提到“世人知有殷契，自1898年始”。 1898或1899，一年之差，聚讼纷纭，似乎没有多大必要。但作为一项重大的发现，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则是科学态度问题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和研究，大多数人都认为王懿荣在1899年首先发现了甲骨文。我们这里提到的发现，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也就是不仅见到了甲骨文，而且认识了甲骨文。而一般意义的发现，是指在田野里挖出了甲骨文。从一般意义上讲，在1899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殷墟这个地方挖掘甲骨了。他们挖掘甲骨的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字材料，更不是当作史料，而是看中了它的药用价值，出售给中药铺，医治人们的疾病。有一个时期，人们吞下去了不知多少称为“龙骨”的甲骨文，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愚昧无知不仅不能医治中国人的病，反而给中国文化带来残重的损失。在这些人当中，王懿荣首先认出了甲骨文，
这决不是什么天赐的机遇，而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
1900年秋天，义和团运动兴起，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任团练大臣，在八国联军人犯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带着皇宫仓惶西窜，王懿荣痛心疾首，投池自尽，以身殉职，其所藏甲骨大部分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收购。
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
甲骨文发现后，立刻轰动了整个学坛。有承认的，也有否认的。当时学术界有两派，即“复古派”和“疑古派”。一般地说，“复古派”肯定甲骨文是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而“疑古派”中的一些人则予以否认。所以对甲骨文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就成为“复古派”同“疑古派”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王懿荣为国殉职之后，刘鹗(字铁云)就购买了王氏的大部分甲骨，在搜购甲骨方面用功颇勤。1903年，他将自己收藏的甲骨，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发行。这是自甲骨文发现之后第一部甲骨书籍，对于甲骨文的传播有筚路蓝缕之功。吴昌绶在这部书中的序言中是这么评价的：“乃兹龟甲古文，又别辟一蹊径，埋蕴既久，地不爱宝，一旦披豁呈露，以供好古嗜奇者探索，文敏(王懿荣字)导其前马，先生(指刘鹗——编者注)备其大观。”刘鹗不仅仅是一位热心古代文化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留心于世务，殚心于实业，匡世济贫的有志之士。在八国联军虎视北京，清又无能为力的紧急关头，刘鹗开仓赈济北京的饥民。这一举动却得罪了有司，被定罪后于1910年流放，最后客死异乡。但刘鹗对于甲骨学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甲骨文的发现与传播，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人对中国文化还颇有研究，搜集甲骨文就成了这一时期外国人的一项特殊爱好。1903年一1906年，美国驻山东的传教士方法敛和英国教士库寿龄就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大批甲骨文，他们将这些甲骨转卖给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博物馆。随后，英国人金璋、法国人威尔茨、卫礼贤又将收到的甲骨卖给法国和瑞士的博物馆。明义士是加拿大的一位牧师，长驻彰德府(安阳)，他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经常骑一匹老白马，在洹河两岸游荡，目的就是寻找甲骨文，他收购的甲骨数量较多，现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中的甲骨就是经过明义士之手收集的。除了欧美人之外，日本人也是较早就留心安阳甲骨的，其中有位日本学者叫林泰辅，还亲自到安阳调查和收集甲骨文，现在还可以在日本的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内看到这一时期日本人收集的甲骨文。郭沫若先生就是利用日本所藏甲骨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生涯的。
甲骨学的形成
就在《铁云藏龟》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就根据这部书中的甲骨文拓片，对甲骨文字进行了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这算是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书中有许多误释的文字，但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在甲骨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真正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的卓越贡献。
罗振玉，号雪堂，清末做过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以清室遗志自居，为复辟帝制出谋划策，1943年出任伪满州国监察院院长。他感情基础上的复古决定了他学术研究上的复古，不同的是，上复古是倒转历史车轮，而学术上复古则开创了一门学问，开创了一代学风。在他发迹和扬名之前，他曾是刘鹗的家庭教师，就因为这个机缘，他与刘鹗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嫁给刘鹗的的儿子为妻)，他有机会见到刘鹗收藏的甲骨文，并动员刘鹗将其甲骨文墨拓编印成书，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甲骨文这门深奥的学问把他给吸引住了。1906年，他在北京任学部参事官时，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广泛搜集甲骨文，并委派其弟罗振常到安阳采掘，1910年，罗振玉出版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书中按贞卜的事类分为几个项目，由孙诒让的释字发展到罗振玉因事分类，卜辞算是可以阅读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嗣后到1915年，罗振玉躲到了日本，专心致志研究甲骨文，这一时期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将《殷商贞卜文字考》中的考史、正名和卜法扩充而成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礼制、卜法八章，这就把杂乱零散的卜辞，归纳整理成有条理有价值的史料，甲骨文的研究开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学问。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是这样评价罗振玉的：“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集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说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
罗振玉不仅自己传播和研究甲骨文，而且还特别注重培养甲骨学研究人才，王国维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青年时代在罗振玉办的文学社学习日文，深得罗振玉的赏识。辛亥革命暴发后，他随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终止了哲学、宋元戏曲的研究，协助罗振玉整理、编辑、考证甲骨文。1917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利用先秦文献与卜辞互相印证的方法，考证出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帝王及帝王的祖先的名号，使甲骨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得到发挥。1924年，清华大学筹设研究院，由胡适推荐，拟清王国维当院长。他考虑时局对自己不利，不愿就职，后来经溥仪劝勉，才接受该院教授的聘请。在“疑古”之风风靡史坛的时候，王国维能够比较好地运用地下发现的新材料与文献典籍相结合，著《古史新证》宣扬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泥古又不疑古，实在难能可贵。在这本书中，王氏举出殷墟卜辞中有关武丁所卜的卜辞和祭祀文丁的卜辞，肯定了盘庚以后，帝乙以前，商王皆宅殷墟，这与《古本竹书纪年》正相吻合，从而证明了《古本竹书纪年》的不伪。从方法上来说，他采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法”研究历史，独具慧眼，见解颇新。由于他的高水平的发挥，使甲骨文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专门的学问——甲骨学。从思想上来说，他顽固地追随已经没落的清王朝，仇视革命，妄图复辟，于是在1927年6月2日，当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写下了遗书，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沉。他思想上的守旧，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过分的。”
在这一时期，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影响和引导下，成长起来一批以甲骨文研究为己任的甲骨学派，他们在文字、文法、卜法、历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外国的汉学家也被吸引到甲骨文研究的潮流中来了。一时间，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
甲骨文的科学发掘与研究
(一)甲骨出土与著录
甲骨学一旦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学科，人们对甲骨文的渴求就可以想见了，尤其是对新获取的甲骨文，就更受崇爱了。在1928年科学发掘殷墟以前，古董商和一些学者诱使当地村民在殷墟乱挖了几十年，容易挖到的甲骨都被掘出来卖掉了，地下埋藏的甲骨是越来越少了，甚致很难发现有学术价值的新甲骨。这使得望眼欲穿的人们灰心丧气，他们猜想殷墟不会再出甲骨了。但惟利是图的古董商并不相信学者们的眼光，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抬出高价唆使当地无知的村民乱挖乱盗，使殷墟这座地卜玉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近代兴起于欧美的考古学传到了中国，中国学者认识到了考古学是保护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的科学手段，用这种手段来抢救殷墟文化就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开始筹划发掘殷墟。1928年8月12日，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委派，董作宾来到安阳，先访问了河南省第十一中学校长张天骥，继而游览了安阳的古董商店，之后，亲赴小屯进行采访。访问结果证明，此地并非象罗振玉所猜测的那样，洹水故物已搜罗殆尽，而是埋藏还相当丰富。中央研究院认真研究了董作宾的调查报告。一致认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管理和进行考古发掘，乱挖乱盗的现象会愈演愈烈，殷墟破坏会更为残重，于是决定由董作宾草拟了发掘计划和方法：
1、发掘程序；
2、发掘方法；
3、筹备：
①购买设备器具。
②请中央研究院致函河南省，派人参加，由安阳县协助并予以保护。
③请蔡元培院长致函冯玉祥总司令，派安阳驻军加以保护。
④请古物保管委员会赞助。 ，
⑤聘请测绘人员。
由这个发掘计划，可以看出当时对殷墟发掘是何等重视!
一切准备就序后，1928年10月13日，殷墟发掘就正式开始了。殷墟考古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到1937年6月，因芦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殷墟考古被迫停止。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了十五次，河南省图书馆在此发掘了二次。
(二)甲骨学研究的进展
考古发掘的资料，要比那些乱挖乱盗，甚致连出处都说不清收购来的资料更真实可信。就甲骨文来说，发掘过程本身也包含着学者们的细致人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再通过整理与研究，能够发现前人没有注意到也不会注意到的新问题，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断代和殷代历法的研究，就超过了前人，把甲骨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与《殷历谱》都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科学的考古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依据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项标准，将殷墟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一期是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是祖庚、祖甲；三期是廪辛、康丁；四期是武乙、文丁；五期是帝乙、帝辛。这就把十几万片看似零散纷乱的甲骨文有条不紊地划归五个不同的时期，分属于从盘庚到帝辛八代十二王名下，使之各有归属，克服了以往甲骨文研究中的混乱状态。在上述的十项标准中，常用的是世系、称谓、贞人、字形、书体。掌握了这几项标准，遇到了甲骨片，就可以断定这片甲骨属于那个时期的遗物。
世系是商王的世次，也就是先后位次；称谓是占卜的商王对自己亲属的称呼，如“祖丁”、“父甲”、“母癸”之类；贞人是占卜并记事的史官。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是字形和书体，不同的时期，字形和书体的风格是不同的。
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甲骨文中寻找古代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影子，是甲骨文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拓展。胡厚宣先生参加了殷墟考古工作，他毕生致力甲骨学，1944年，他出版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对商代的方国、农业、气侯、婚姻家族、封建制度、天神崇拜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拓宽了甲骨学研究的领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甲骨文，是甲骨学的质的飞跃，这是郭沫若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迫于白色恐怖，郭沫若旅居日本，这时期，他从血与火的斗争中，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与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郭老的中国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密切相关的。郭老紧紧把握住了甲骨文这个“原始细胞”，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出分析，弄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别人不认识或解释错误的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把文字的形、音、义辨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然后以字立说，以马史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果，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把这部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书中利用卜辞来阐述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当时的中外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和史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青铜时代》等重要著作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甲骨文研究的纵深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成立，新中国为科学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指导甲骨文研究，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新出土的甲骨使各项研究课题更加深化，整理与综合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的范围比前扩大了，视野也开阔了，研究的领域更宽更广了，甲骨文的发现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收获。学者们利用这些新出土的甲骨，从甲骨上的钻凿形态方面对甲骨分期提出了新颖的看法。从1899年甲骨发现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分门别类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给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6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8年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相继出版，就属于综合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了甲骨的出土地点与历史、甲骨的流传与研究状况，以及甲骨文的文字、文法、断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区域、先公先王、称谓与庙号、亲属与百官、与经济等等，阐述了卜辞中的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甲骨文发现与研究的成就，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甲骨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厚宣先生就注意搜集和统计流散的甲骨，五十年代初，胡先生在《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一书中对已知的甲骨收藏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八十年代初，胡先生主编《甲骨文合集》时，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他多方奔告，索隐勾沉，在原有的基础上对甲骨收藏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统计，据他统计的结果是：
国内收藏：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位收藏家，计127904片。
国外收藏依次是：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西德715片，苏联199片，瑞典 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12个国家合计26700片。
国内外合计154604片，这还不包括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
这15万多片甲骨，大部分已被著录，还有一小部分未见著录，流散在国外。已经出版的70多种甲骨著录书，有的因出版时间早，而且印数很少，不易见到；有的印刷不精，拓本漫漶不清，不便查阅；有的良莠不分，真伪难辨，不好利用等等。这就给研究甲骨文和殷商文化带来了困难。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其它学科如医学、农业、天文、地理、生物等都需要利用甲骨文和借鉴甲骨文研究的成果。鉴于此，早在五十年代，郭沫若就想编辑一部《甲骨文合集》来解决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郭老把这个想法正式向国务院提出来，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支持，《甲骨文合集》被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中的大型项目之一，1959年交给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并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编辑委员会。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被迫停止，“文革”结束后，在郭老的亲切关怀下，编辑工作马上得到恢复。1978年10月《甲骨文合集》开始出版，到1982年共出版了13册，这13册中共收录甲骨4万余片。与以往的著录书比较，这部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是先材广泛而全面；
第二是取材严而精；
第三是取材经过辨伪与缀合；
第四是对能够分期的甲骨文尽可能进行分期编排，有疑问的集合在一起，以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是每一时期的甲骨，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它四大项二十一个小类进行编排。
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书是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的一部集大成著作。
除了综合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外，工具书和通俗性的读物提高了甲骨文的使用率，拓宽了甲骨文的应用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1965年)，正编收录1723个甲骨文字(见于许慎《说文》的941个字)，附录共收单字2949，附寻的单字都还没有考释。全书共收甲骨文单字4672个，属于甲骨文字典。李孝定编《甲骨文字集释》(1975年)，将每一个甲骨文字的有关各家解释详列于该文字之后，并加有编者按语，便于查索。日本学者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1976年)，将见于著录的卜辞逐条按内容分类编排，便于查阅卜辞内容及著录情况。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年)、王宇信《甲骨学通论》(1989年)，还有其它一些通俗性著作都客观地、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的情况，系统的科学的阐述了甲骨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研究课题。《甲骨学通论》还专章讨论了西周甲骨的一些问题。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年)反映了甲骨文考释的巨大成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1996年)，提出了甲骨分期的新思路；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编著的《甲骨学一百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100年来甲骨学的产生、发展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和了解甲骨学的主要书籍。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它的发现有什么重大意义?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进一步...

商朝人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清朝末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把在田地里挖到的兽骨和龟甲，作为药材，卖给药店。19世纪末，著名的学者王懿荣在买回来的药材里，发现归家和兽骨上刻有符号，他断定这是中国失传已久的古老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甲即龟甲，骨指曾骨。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在其上，称甲骨文。因商代甲骨文不见于古代史书记载，所以学者命名不一，有龟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字、殷墟文字、贞卜文、殷墟卜辞等各种名称。商朝灭亡，“失国霾卜”，商代甲骨即不为世人所知。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生病，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其中有“龙骨”，王懿荣见其上刻有字，倍感惊奇，于是立即命人到药店把有字的“龙骨”全部买回。后来，有个化名为“汐翁”的将这一事实写了《龟甲文》，在1931年北平出版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上发表。此后，人们便以为这是甲骨文发现的文字依据，其实甲骨文发现也有个认识过程。
罗振常在《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中说：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姑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胛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视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夥，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而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愁以填枯井。
可见，在1899年前数十年间，小屯村民就在附近的耕地里见到骨甲。加拿大长老会驻安阳牧师明义士在其著《甲骨研究》中说：
起初有人收藏甲骨，可不知道出处。在1899年以前，小屯人用甲骨当药材，名为龙骨。最初发现的甲骨，都经过潍县范氏的手。范氏知道最详。先时范氏不肯告人正处，如告刘铁云汤阴牖里。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得知前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小屯有剃头商名李成，常用龙骨粉作刀尖药。此地久出龙骨，小屯居民不以为奇 。乃以骨片、甲版、鹿角等物，或有字或无字，都为主骨。当时小屯人认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药店才要。李成收集龙骨，卖与药店，每斤制钱六文。
小屯村民在1899年前就发现了甲骨文，当然这种发现是一般的发现，不是科学意识上的发现。古董商云集小屯收购甲骨后，转售于北京等地。1899年王懿荣亲自鉴定甲骨实物，有目的的进行搜索和研究。从此，殷墟甲骨文才为世人所知和重视。
甲骨文档案库
在殷王宫殿区出土甲骨文15万多片，其中发掘有三个比较大的甲骨文堆，一个在小屯村北 ，一个在小屯村南，一个在小屯村东南，即花园庄村东。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王室甲骨文档案库。
商朝人迷信神鬼天帝，遇事都要向神鬼天帝卜问。甲骨文就是占卜后的刻字记录。我国古有三旬，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在商朝后期进行这种占卜活动，当为《归藏易》。占卜用具是用龟甲和牛肩骨等，占卜主要过程是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或牛肩胛骨锯削刮磨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或凿出梭形的浅凹槽。通过一定的仪式，把要卜问的事情向神鬼交代清楚之后，用燃烧着的木枝在圆形深窝的中央或梭形凹槽处进行烧灼，于是在甲骨正面的相应部位，就会显出裂纹来，这称卜兆。占卜的人根据这种裂纹来判断事情的吉凶。占卜完毕，有时用刀子把占卜的凶吉情况及应验与否的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 ，有时也用朱或墨书写在甲骨上面。所以，甲骨文也称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 ，被收藏在档案库里，妥善地保存起来。
甲骨文是从一个偶然机会中发现的。1899年，在北京做官的金石学家王懿荣，从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发现刻有一种不认识的文字。经过他和专家们的研究，才弄清这种“龙骨”，有的是龟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来，人们就把刻有文字的甲骨叫甲骨文。通过了解，才知道这些甲骨文是从河南安阳小屯村挖掘出来的，从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
1936年春季，在小屯村北发掘一个甲骨坑，即YH127号窖穴。坑内甲骨全部从小屯运往南京，在室内进行整理，共有甲骨17096片，经过粘对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半完整的有520版，记录着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可能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在这个坑中，还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死者，很可能是这个档案库的管理人员。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出土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提供了不少新资料，从地层上证实“组卜辞”属于武丁时期。1991年9月，在小屯村东南 ，即花园庄村东，又发掘一个甲骨堆。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其甲骨以大版卜甲居多，完整卜甲有300多版。每版上的卜辞，少者一两字，一般数十字，多的达200多字。有的卜甲字中还填以朱红色。刻辞内容较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等方面。字体较细小、工整、秀丽，与武丁时代的“午组”、“子组”卜辞有相似之处，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它的发现，为殷王宫殿区提供了一个甲骨文出土的新地点，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商代历史都有重要意义。经过100多年来的发掘和收集，在殷墟出土15万多片甲骨中，所使用的单字有4500多个，能认识和能厘定为汉字的有1700多个。这种甲骨文不仅具有指事、象形、形声的造字方法，还有会意、转注、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经具备了后来汉字“六书”结构的基本形式，所以称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这种甲骨文的大批发掘为何在商王武丁时期最多，这和武丁起用奴隶傅说为相有直接关系。傅说是一个有超凡才能知识渊博的大圣人，他精通《归藏易》，又自知出身卑贱，与国王贵族在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但他为了效忠国王，辅佐武丁，使殷道复兴，于是利用商朝人迷信神鬼天帝的心理，运用《归藏易》进行占卜和对占卜得到的结果作出解释，成为傅说参与王室决策最好的一种形式。采取这种形式提出的预见、设想和决策意见，就不是以其本人意见的形式，而是运用“灵龟”“神骨”代表天帝神意，这样就可以强调他所提出意见的地位和作用。国王既便于采纳傅说的主张，也便于推行他的主张。傅说还是一位发展甲骨文的大圣人，他培训出大批的占卜贞人和篆刻写字的知识分子。占卜内容范围十分广泛，诸如王事、农业、猎游、战争、交通、文化、祭祀、疾病、生育、天象、年月、风雨、阴晴等等，有的还记载着起居、幻梦等生活琐事。由于这样的占卜活动经常做，关于占卜的方法和对占卜出来的结果加以解释的文字记录，日积月累，越来越多。为使占卜的便利，使卜时有根有据，他们不断把以往的经验概括起来，经过多次编辑提炼，使《归藏易》不断发展和完善，并为后来的《周易》成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文的发明，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甲骨卜辞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明确记载着殷王的各种活动和当时经济社会生活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情况。因此，甲骨文的大量发现，不仅标志着我国有了三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且为我们研究商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省收藏有30200多片，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我国最早的应用文"卜辞"见于3500年多年前商代的什么文

甲骨文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

甲骨卜辞的介绍

甲骨卜辞是指中国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兽骨上记录占卜的文字。19世纪末年以来，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先后出土了十余万片刻有文字的占卜甲骨，绝大部分是商朝后期（约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王室的遗物。中华人民成立后，还在陕西等地发现了几批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但数量比殷墟卜辞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