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著有天文八卷,魏国天文学家占星学家
魏国天文学家是谁?
石申，生卒年待考。一名石申夫或石申甫，战国中期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开封人，是名字在月球背面的环形山被命名的中国人之一。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浑天图》等。《甘石星经》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其出没的规律，记录名字，测定一百二十一颗恒星方位，数据被后世天文学家所用。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测出恒星138座，810个。
原著《天文》8卷，早佚。后人拾遗补阙，把它与甘德的《星占》8卷，合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 。
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名字在月球背面被命名,著有(天文 )?
石申，又名石申父、石申夫或石申甫，战国中期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的中国人之一。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浑天图》等。《天文》八卷与甘德的《星占》八卷，合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有四位天文学家,他们是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不止四位，有甘德、石申、落下闳、贾逵、张衡、祖冲之、刘洪、何承天等。
1、甘德
甘德，战国 时楚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三的最早发现者。
他著有《天文星占》8卷、《岁星经》等。后人把他与石申各自写出的天文学著作结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这些著作的内容多已失传，仅有部分文字为《唐开元占经》等典籍引录，从中可以窥知甘德在恒星区划命名、行星观测与研究等方面有所贡献。
甘德还以占星家闻名，是在当时和对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甘氏占星流派的创始人，他的天文学贡献同其占星活动是相辅相成的。
2、石申
石申，生卒年待考。又名石申父、石申夫或石申甫，战国中期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开封人，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的中国人之一。
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浑天图》等。《天文》八卷与甘德的《星占》八卷，合称《甘石星经》，《甘石星经》在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3、落下闳
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字长公，西汉时期天文学家，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创制《太初历》，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历法结构；提出浑天说，创新中国古代“宇宙起源”学说；发明“通其率”，影响中国天文数学2000年。
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他和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的历法，优于同时提出的其他17种历法。
4、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 ，南阳五圣之一，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
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在东汉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任尚书，于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北宋时被追封为西鄂伯。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
《隋书·经籍志》有《张衡集》14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张河间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被后人誉为“木圣”（科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后人为纪念张衡，在南阳修建了张衡博物馆。
5、祖冲之
祖冲之（429年—500年），字文远，出生于建康（今南京），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一生钻研自然科学，其主要贡献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方面。他在刘徽开创的探索圆周率的精确方法的基础上，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第七位，即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提出的“祖率”对数学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直到16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打破了这一纪录。
由他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最进步的历法，对后世的天文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其主要著作有《安边论》《缀术》《述异记》《历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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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书是什么?
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书：《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是一部天文学专著，甘经、石经各八卷，共十六卷，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甘石星经》是两书的合称，作者为当时的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两书合称《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专著和观测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仅次于前1800年的巴比伦星表。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战国时期齐人（一说楚人或鲁人）甘德、魏人石申(一名石申夫)各写出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据我国科学家席泽宗研究证明：甘德已发现木星的3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尔的同一发现早近2000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中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准确的。它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伊巴谷的星表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2]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已发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天文学专著和关于天文的观测记录用以皇帝星占之用。其中楚国（齐国）的天文学家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取名为《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原著已散佚，现只能在同期之相关史籍中零碎抄录，如《开元占经》中。
《汉书·律历志》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到《隋书·经籍志》记载只有各一卷，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今只能从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中见到它的片断。后代所传的已不是原文，历代屡有纂改增删，现存有民间流传的抄本。原书词意较浅，也很简略，只有五、六百字。现传本是唐代人摭拾破残旧本，缀补而成。
《甘石星经》记录了我国最早的恒星变化位置图表，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中官与外官，甘氏部分系统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
《甘石星经》中的《甘石星表》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也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的数据。此书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五行星的观测纪录。
《甘石星经》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文化生活。公元前212年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郦山陵墓，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西汉惠帝元年(前194年)重修长乐宫，将城垣提高三丈，“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三辅黄图》)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的星象图，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妄言兴衰，宋代禁止流传，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
作者介绍：
甘德，又名甘文卿，一般史书称之为甘公。《史记·天官书》记载甘德是齐人，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却说他是鲁人，《史记正义》还说甘德是楚人，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甘德是楚人。石申是魏国人，对此并无争议。而他的名字却有石申和石申夫两种说法，经后人考证，确认为石申夫。甘德和石申夫曾在书中提到赵燕之战，鲁楚之争，据此推断，甘、石的著作时代大致在周烈王元年(前375年)至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年)之间。作者生平事迹不可考。
甘德写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写有《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称《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可惜它在宋代以后失传了，今天只能从唐代的天文学书籍《开元占经》里见到它的一些片断摘录。这些片断摘录表明，甘德和石申曾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了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他们还记录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测定了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方位。后人将甘德和石申测定的恒星记录称为《甘石星表》，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中的数据，因此，《甘石星经》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托勒密的天文学的哪些特征体现了希腊化科学的特征?
托勒密天文学是建立在许多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柏拉图、欧多克斯、阿波罗尼奥斯、希帕恰斯等人。 柏拉图认为，“天文学研究只在于自由发明天体运动的数学模型，不去考察实际的天体运动。”[3]他关于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观点完全出自他的基本理念，充分体现了希腊科学纯粹、自由的特点。然而行星的“留和逆行”现象给柏拉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引用他的一句著名的话：他责成天文学家们用圆‘拯救这些现象’。”[4] 首先提出方案的是欧多克斯。“他提出的一个天体模型由27个嵌套（同心）的天球组成，每一个天球都围绕着位于中心的地球作不同的旋转。”[5]这种同心球层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天体的运行。此后，亚里士多德又将欧多克斯的27个天球层发展到了55个以期更好的反映天体的行动规律。然而，这个模型依然难以解释许多问题，比如四季天数为什么不相同，金星为什么有亮度变化，金星、水星和太阳为什么总是靠的很近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圆周运动更有适应性，阿波罗尼奥斯“研究出两种强有力的数学工具，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们来构造模型，模拟所看到的天体运动，这两种数学工具就是本轮和偏心圆。”[6]“事后看来，本轮和均轮的引入，使希腊天文学走上了康庄大道。本轮和均轮这两个圆的组合，可以对五大行星的运动提供一个令人鼓舞的一级近似。”[7] 随后的希帕恰斯和托勒密的工作则是“希腊天文学的顶点”。[8]希帕恰斯将巴比伦传统和希腊传统相结合，“运用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记录和参数，来改进关于太阳和月亮的定量的几何模型。”[9]更为重要的是，他独立的发现了春分岁差点现象。 通过对在他之前的学者所做工作的总结分析再加之自己的思考，托勒密运用本轮和均轮、偏心圆和偏心匀速点等概念构造出了一个严密的“托勒密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性的体系，而是一个定量的、可以预报行星未来位置的体系。”[10]人们可以根据新获托勒密天文学是建立在许多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柏拉图、欧多克斯、阿波罗尼奥斯、希帕恰斯等人。 柏拉图认为，“天文学研究只在于自由发明天体运动的数学模型，不去考察实际的天体运动。”[3]他关于天体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观点完全出自他的基本理念，充分体现了希腊科学纯粹、自由的特点。然而行星的“留和逆行”现象给柏拉图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引用他的一句著名的话：他责成天文学家们用圆‘拯救这些现象’。”[4] 首先提出方案的是欧多克斯。“他提出的一个天体模型由27个嵌套（同心）的天球组成，每一个天球都围绕着位于中心的地球作不同的旋转。”[5]这种同心球层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天体的运行。此后，亚里士多德又将欧多克斯的27个天球层发展到了55个以期更好的反映天体的行动规律。然而，这个模型依然难以解释许多问题，比如四季天数为什么不相同，金星为什么有亮度变化，金星、水星和太阳为什么总是靠的很近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使圆周运动更有适应性，阿波罗尼奥斯“研究出两种强有力的数学工具，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们来构造模型，模拟所看到的天体运动，这两种数学工具就是本轮和偏心圆。”[6]“事后看来，本轮和均轮的引入，使希腊天文学走上了康庄大道。本轮和均轮这两个圆的组合，可以对五大行星的运动提供一个令人鼓舞的一级近似。”[7] 随后的希帕恰斯和托勒密的工作则是“希腊天文学的顶点”。[8]希帕恰斯将巴比伦传统和希腊传统相结合，“运用来自巴比伦的天文学记录和参数，来改进关于太阳和月亮的定量的几何模型。”[9]更为重要的是，他独立的发现了春分岁差点现象。 通过对在他之前的学者所做工作的总结分析再加之自己的思考，托勒密运用本轮和均轮、偏心圆和偏心匀速点等概念构造出了一个严密的“托勒密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一个定性的、描述性的体系，而是一个定量的、可以预报行星未来位置的体系。”
托勒密在天文方面有哪些贡献?
托勒密总结了希腊古天文学的成就，写成《天文学大成》十三卷。其中确定了一年的持续时间，编制了星表，说明旋进、折射引起的修正，给出日月食的计算方法等。他利用希腊天文学家们特别是喜帕恰斯的大量观测与研究成果，把各种用偏心圆或小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地心学说给以系统化的论证，后世遂把这种地心体系冠以他的名字，称为托勒密地心体系。
巨著《天文学大成》十三卷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直到开普勒的时代，都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地理学指南》八卷，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的说明书，其中也讨论到天文学原则。他还著有《光学》五卷，其中第一卷讲述眼与光的关系，第二卷说明可见条件、双眼效应，第三卷讲平面镜与曲面镜的反射及太阳中午与早晚的视径大小问题，第五卷试图找出折射定律，并描述了他的实验，讨论了大气折射现象。此外，尚有年代学和占星学方面的著作等。
在古老的宇宙观中，人们把天看成是一个盖子，地是一块平板，平板就由柱子支撑着。
在公元前四到三世纪，对于天体的运动，希腊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欧多克斯为代表，他从几何的角度解释天体的运动，把天上复杂的周期现象，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周期运动；他又给每一种简单的周期运动指定一个圆周轨道，或者是一个球形的壳层，他认为天体都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做匀速圆周运动，并且用二十七个球层来解释天体的运动，到了亚里士多德时，又将球层增加到五十六个。
另一种以阿利斯塔克为代表，他认为地球每天在自己的轴上自转，每年沿圆周轨道饶日一周，太阳和恒星都是不动的，而行星则以太阳为中心沿圆周运动。但阿利斯塔克的见解当时没有人表示理解或接受，因为这与人们肉眼看到的表观景象不同。
托勒密于公元二世纪，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结构学说，即“地心说”。其实，地心说是亚里士多德的首创，他认为宇宙的运动是由上帝推动的。他说，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
地球之外有9个等距天层，由里到外的排列次序是：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原动力天，此外空无一物。各个天层自己不会动，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的天层运动。人居住的地球，静静地屹立在宇宙的中心。
托勒密全面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并利用前人积累和他自己长期观测得到的数据，写成了8卷本的《伟大论》。在书中，他把亚里士多德的9层天扩大为11层，把原动力天改为晶莹天，又往外添加了最高天和净火天。
托勒密设想，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上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他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同时假设地球并不恰好在均轮的中心，而偏开一定的距离，均轮是一些偏心圆；日月行星除作上述轨道运行外，还与众恒星一起，每天绕地球转动一周。托勒密这个不反映宇宙实际结构的数学图景，却较为完满的解释了当时观测到的行星运动情况，并取得了航海上的实用价值，从而被人们广为信奉。
在讨论托勒密的历史功绩及影响时，不能不先谈到一些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成见。这些成见并非学术研究所得出的成果，而是与某些特定时期的宣传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因而广泛流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两种。
托勒密的《至大论》，在他身后不久就成为古代西方世界学习天文学的标准教材。公元4世纪就出现了帕普斯的评注本文学和亚历山大城的塞翁的评注本。约在公元800年出现阿拉伯文译本。随后出现更完善的译本，它们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阿尔马蒙对天文学的大力赞助密切联系在一起。1175年，出现了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从阿拉伯文译的拉丁文译本，《至大论》开始重新为西欧学者所了解。
在此之前不久，1160年左右还有一个从希腊文本译出的拉丁文译本出现在西西里，但可能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译本，连同来自阿拉伯一些以《至大论》为基础的新论著，在13世纪大大提高了西方天文学的水准，而在此前漫长的中世纪时期，西方世界的天文学进展主要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然而阿拉伯天文学家更是大大受益于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
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经阿拉伯学者之手而重为欧洲所知之后，又在欧洲保持了长时间的影响力，至少延续到16世纪。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西方的星历表不是按托勒密理论推算出来的。
虽然星历表的精确程度不断有所提高，但由于托勒密所使用的古希腊本轮–均轮系统具有类似级数展开的功能，即为了增加推算的精确度，可以在本轮上再加一个小轮，让此小轮之心在本轮上绕行，而让天体在小轮上绕行。只要适当调诸轮的半径、绕行方向和速度，即可达到要求。
从理论上说，小轮可以不断增加，以求得更高的精度，有些天文学家正是这样做的，关于小轮体系的繁琐，是许多宣传性读物中经常谈到的话题，这也成为托勒密的罪状之一，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以哥白尼体系为例，在《天体运行论》中，哥白尼仍使用小轮和偏心圆达34个之多（地球3个，月球4个，水星7个，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各5个）。
托勒密地理学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地理学》一书在9世纪初叶便有了阿拉伯译本，书中关于伊斯兰帝国疆域内各地记载中的不准确这处，很快被发现并代之以更准确的记述，原初的阿拉伯文译本已经佚失，但此书在伊斯兰地理学中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地理学》约在1406年出现由J.安杰勒斯从希腊文本译出的拉丁文译本。因为此书即使在当时（在它问世后1200年！）仍是对已知世界总的地理情况的最佳指南，所以很快流行起来。直到16世纪，许多制图学在16世纪的进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托勒密的投影方受到非议，由此导致各种新投影法的问世。
《地理学》中的第一种投影法在墨卡托1554年的欧洲地图中受到非议，第二种投影法从1511年起受到更多的批评。然而无论如何，托勒密的《地理学》为后人提供了世上最早的有数学依据的地图投影法。
现代学者认为，哥伦布(1451～1506)在开始他那改变人类历史的远航之前，至少曾细心阅读过5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而其余4本与此不是同类著作，哥伦布相信通过一条较短的渡海航线，就可以到达亚洲大陆的东海岸，结果他在他设想的亚洲东岸位置上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尽管他本人直到去世时仍认为他发现的正是托勒密地图上所绘的亚洲大陆。
由此可见，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