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注王弼,学易经的人下场很惨是真的吗

王弼字辅嗣，生于公元226年（魏文帝皇初七年），死于公元249年（魏齐王嘉平元年），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县）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其中《老子指略》、《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 *** 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人物生平

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和《博物志·人名考》、《王弼别传》等记载，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

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而粲之二子又坐罪处死。粲绝嗣后而以王业为继嗣。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继祖父。

王粲是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

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

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何晏曾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学术贡献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 *** 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 *** 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哲学思想

“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儿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第一，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旨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服务的。在《老了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3】P198）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二、王弼的方法论和哲学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与道家相比，儒、墨、名、法诸家“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都是“任名以号物”（《老子》三十二章注），“令物而赖威权也”（《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绝圣智”、“弃仁义”。“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圣人治世是“体道”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道”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后世影响

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

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藏书之家

三国魏藏书家、哲学家。字辅嗣。山阳郡高平（今山东济宁）人。《三国志》称其“幼而察慧，弱冠知名，辞才逸辨”。曾任尚书郎，年仅24岁即卒。祖父王粲，得到蔡邕赠书6000余卷，后积至万余卷，使他有条件阅遍所有藏书。刘表以女妻之。王粲家多藏书，王粲去世后，其藏书悉归于王业。故王弼少时即得博览群书。近代学者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分析：“王弼年甫弱冠，即为经学大师……盖缘伯喈藏书万卷，尽入仲宣，又转而归王弼，博览宏通，渊源授受，有自来矣”。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

周易注的思想

《周易注》本费直之古文《易》，廓清汉人繁琐的象数之学和谶纬，不讲互体、卦变、卦气、纳甲等，以简略易懂的文字，揭示《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周易注》还援《老》解《易》，注入玄学思想，阐述了贵无的本体论和“得意忘象”的认识论，使《周易》成为玄学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料之一。
王弼为义理派《易》学大家。自幼聪慧过人，十余岁就博览群书，能言善辩，并对老庄之学极感兴趣。长而好谈论儒道，尚玄谈，辞才辨逸。官至尚书郎，年二十四卒。著作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周易穷微论》、《易辨》、《周易大衍论》，后三种已佚。《周易》虽初为卜筮之书，但其中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孔子“赞《易》”，作“十翼”，对其哲学内蕴有所阐述，但并未完全消除《周易》一书的色。“及秦禁书，《易》以卜筮之书独不禁”(《汉书·儒林传》)就说明了这一点。汉代，象数学派兴起，著名经学家京房、郑玄、马融、虞翻等创卦气、纳甲、爻辰诸说，又引灾异纬候解说《周易》，离孔子之学越来越远，完全背离《周易》的哲学思想，使《易》学发展误入岐途。王弼力排诸儒之议，重倡义理之学，使《易》学研究风气为之一变。《经义考》卷十引黄宗炎说：“辅嗣生当汉后，见象占之牵强拘泥，有乖于圣教，始一切扫除，畅以义理，天下之耳目焕然一新，圣道为之复睹。”
王弼《周易注》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及《传》的《文言》、《彖辞》、《象辞》等。晋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续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唐修《五经正义》时以韩注合于王注刊行。
王弼《周易注》版本很多，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收有《周易注》并作了校勘简释。归纳起来，王弼对《易》学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对象数学的穿凿附会给予彻底批判。《周易略例·明象》说：“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第二，王弼对孔子《易》学有所发展。明确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等著名论断，丰富、完善了义理派《易》学的理论体系。
但总的说来，王弼重兴义理派《易》学，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至为公允：“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韩康伯少聪慧，留心文艺。举秀才，征佐著作郎，皆不就。简文帝居藩，引为谈客，后曾为豫章太守、吏部尚书、领军将军等职。年四十九卒。韩康伯在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排斥象数学，从义理角度说《易》，对《易》学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其不足之处，即《经义考》卷六十九引王禕说：“疏略而无据”，但终究瑕不掩瑜。
《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皆著录王弼《周易注》七卷，是合六卷《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一卷。王俭《七志》称王弼《周易注》为十卷，盖并王、韩之书合为一书计。孔颖达合王、韩之注作《周易正义》，该书大行，诸家皆废。有明赵藩味经堂刊本，明闽刊本，明葛鼐《十三经古注》本，清武英殿仿宋相台岳氏本，万青选稽古楼十三经注本。收入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弼集校释》。
②六卷。清李士轸撰。李士轸字嗣香，天津人。光绪庚辰（1880）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此书仅注上下经文，不及十翼。可能是佚书。书中依经立注，明白晓畅，所引多宋人之说，后附自己所得，皆成一家之言。书未刊行，仅见于周馥《周易汇参》中。有家藏抄本。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

任何一位富有时代精神，站在时代思想前列的哲人，其所创立的学说必然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而任何在历史上产生经久不衰的学术影响的卓越学者，其学说也必然展示着时代的精神本质，往往成为化导时代精神的学术主流。
三国时期的一代英才王弼，正是这样一位非凡的哲学大师。他的治《易》成果在中国易学史上的划时代贡献，是他独具创造性的思想精华之闪光所在。
王弼（226—249），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或许因遗传与家学的交相作用，他少年时即聪慧异常，十余岁便喜好《老子》，通辨能言。当时的著名学者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常引为座上客，赞叹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王弼以精通玄理闻名于世，对《周易》研治尤深。正始十年（249）秋，染疾身亡，年仅二十四岁。

令人惊叹的是，这位仅度过二十四个春秋的青年学者，却奇迹般地留下了《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多种著作，在中国易学史，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无怪乎《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对其有“天才卓出”之评。
王弼的易学，是他全部哲学思想的核心，集中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精神，并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牵动着历代学者的学术心弦。
中国易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转变的主要标志，便是王弼以玄理解《易》为宗旨的《周易》学说的崛起。

这位年轻的杰出易家所创之说，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开辟了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影响了中国此后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魏晋风度，玄学称尚，士大夫者流，言必述《易》、《老》、《庄》，行必追清虚自然。王弼生活于魏正始间，正是清玄之风大畅之时，而以自然高拔的玄学造诣特出于众多名士之上。

这从当世名宿何晏与王弼交往的记载中，可以得到颇为生动的印证。《世说新语·文学》云：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面对举坐清谈之客，“未弱冠”的王弼居然将何晏自命为“胜理”的精论质难得群士哑口无言而“以为屈”；更有甚者，他又能自设难自答辩，“自为客主数番”，把何晏的“胜理”反复论说得精微透彻，“皆一坐所不及”。

由此足见王弼的思辨能力之超群绝伦。《世说新语·文学》又有两处关于何、王注《老子》的类似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这两处记载大致类同，而情节可以互补。前者记何晏以孔子之语称许王弼，后者描述何晏对王弼之说“诺诺”连声，叹服不已。其结局皆言何晏读到王弼所著《老子注》后，乃放弃己注，改作《道德论》。可见何晏对这位“后生”学养之心服口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至于王弼在易学上超越前人、独步千古的非凡建树，更是提取了时代精神之本质，充分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精华，以玄学阐释《易》理，援老、庄理论以融合于儒学，创立了一套富有生命力的面貌一新而义理深邃的易学体系。

就其最突出的角度观之，王弼易学的精粹之处在于它的不朽的时代精神与永恒的历史意义。为了更明确地论述这一问题，本章拟从王弼易学的世界观、行为论、思辨性、影响度等四方面试为剖析。

乾卦彖曰王弼《周易注》诗解

乾卦彖曰王弼《周易注》诗解

题文诗：

情生乾坤,乾坤有情,大哉乾元,至乾至元,

至元至始,至始至道,至道至情,情生万物;

至元至乾,至乾至清,至清至深,至深至情,

情深至神,至神自生,神通天地.至乾至健,

至健至简,至简至一,一能统万,健统有形,

有形之物,以形为累,含生之属,各忧性命,

天地至简,至简至健,天形无累,升降无常,

随时而用,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万物亨通,情通始终,

六爻之位,依时而成,乾道变化,乾者至清,

神清性明,性明性命,性命各正,性明义正,

义正利贞,利贞性情,性情正情,正情真情,

真情气正,气正生精,至精至微,至微至情,

元亨利贞,非情而何,至性至情,真情永恒.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

正文：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1)。保合太和，乃利贞(2)。首出庶物，万国咸宁(3)。　

　王弼(1)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王弼　 (2)不和而刚暴。

王弼（3）万国所以宁，各以有君也。

[疏]“彖曰大哉乾元”至“各正性命”。

○正义曰：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庄氏并云：“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但此《彖》释乾与元、亨、利、贞之德。但诸儒所说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庄氏之说，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者，此三句裛释乾与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释之。“大哉乾元”者，阳气昊大，乾体广远，又以元大始生万物，故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释其“乾元”称“大”之义，以万象之物，皆资取“乾元”，而各得始生，不失其宜，所以称“大”也。“乃统天”者，以其至健而为物始，以此乃能统领於天，天是有形之物，以其至健，能总统有形，是“乾元”之德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者，此二句释“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云气流行，雨泽施布，故品类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者，此二句总结乾卦之德也。以乾之为德，大明晓乎万物终始之道，始则潜伏，终则飞跃，可潜则潜，可飞则飞，是明达乎始终之道，故六爻之位，依时而成。若其不明终始之道，应潜而飞，应飞而潜，应生而杀，应杀而生，六位不以时而成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者，此二句申明“乾元”“乃统天”之义，言乾之为德，以依时乘驾六爻之阳气，以控御於天体。六龙，即六位之龙也。以所居上下言之，谓之六位也；阳气升降，谓之六龙也。上文以至健元始总明乾德，故云“乃统天”也。此名乘驾六龙，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之义。道体无形，自然使物开通，谓之为“道”。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也。“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

王弼(1)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大明乎终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时而成，升降无常，随时而用，处则乘潜龙，出则乘飞龙，故曰“时乘六龙”也。乘变化而御大器，静专动直，不失大和，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注“ 天也者形之名也”至“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 ”。○正义曰：夫形也者，物之累也。凡有形之物，以形为累，是含生之属，各忧性命。而天地虽复有形，常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岂非统用之者至极健哉！若非至健，何能使天形无累？见其无累，则知“至健”也。“乘变化而御大器”者，乘变化，则乘潜龙，飞龙之属是也。“而御大器”，大器谓天也。乘此潜龙、飞龙而控御天体，所以运动不息，故云“而御大器”也。“静专动直，不失大和”者，谓乾之为体，其静住之时，则专一不转移也，其运动之时，正直不倾邪也。故《上系辞》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韩康伯注云：“专，专一也。直，刚正也。”“不失大和”，则下文“保合大和”是也。“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故云“岂非正性命之情者邪”，谓物之性命各有情，非天之情也。天本无情，何情之有？而物之性命，各有情也。所禀生者谓之性，随时念虑谓之情，无识无情，今据有识而言，故称曰“情”也。夫子为《彖》之体，断明一卦之义，体例不同。庄氏以为凡有一十二体，今则略举大纲，不可事事繁说。庄氏云“《彖》者发首则叹美卦”者，则此《乾·彖》云“大哉乾元”，《坤卦·彖》云“至哉坤元”。以乾、坤德大，故先叹美之，乃后详说其义。或有先叠文解义而后叹者，则《豫卦·彖》云：“《豫》之时义大矣哉”之类是也。或有先释卦名之义，后以卦名结之者，则《同人·彖》云“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大有·彖》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之例是也。或有特叠卦名而称其卦者，则同人彖云：“《同人》曰：同人於野，亨。”注云：“‘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此等之属，为文不同，唯《同人》之《彖》特称“同人曰”，注又别释。其馀诸卦之《彖》，或详或略，或先或后，故上下参差，体例不同，或难其解，或易略解。若一一比并，曲生节例，非圣人之本趣，恐学者之徒劳，心不晓也。今皆略而不言，必有其义，於卦下而具说。

　　保合太和，乃利贞。不和而刚暴。

[疏]正义曰：此二句释“利贞”也。纯阳刚暴，若无和顺，则物不得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会大利之道，乃能利贞於万物，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万国所以宁，各以有君也。

[疏]正义曰：自上已来，皆论乾德自然养万物之道。此二句论圣人上法乾德，生养万物，言圣人为君在众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以头首出於众物之上，各置君长以领万国，故万国皆得宁也。人君位实尊高，故於此云首出於庶物者也。志须卑下，故前经云“无首，吉”也。但前文说乾用天德，其事既详，故此文圣人以人事象乾，於文略也。以此言之，圣人亦当令万物资始，统领於天位，而“云行雨施”，布散恩泽，使兆庶众物，各流布其形，又大明乎盛衰终始之道，使天地四时贵贱高下，各以时而成。又任用群贤，以奉行圣化，使物各正性命。此圣人所以象乾而立化。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行为论1

宋儒张载曾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张子正蒙·大易篇》）

认为《周易》所揭示的哲理，是为“君子”立身处世着想，这是从宏观角度揭明《周易》示教于天下后世的“行为论”。

王弼易学也同样在解《易》过程中流露出一种颇为明显的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合拍的行为论——清静无为，冲和守谦。
这种行为论，与王弼易学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或者说是以其世界观（认识论）为基点而作出的进一步衍申，同时也与老、庄的“无为”、“守谦”思想相互沟通。
《老子》十一章曾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这是十分形象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体现。王弼对此注曰：“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统众也。”

所谓“以寡统众”，即是宗主“无为”之旨，这是王弼学说的一个重要观点。
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也指出：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
这里所阐明的，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卦象之理，认为诸卦六爻，必有为主的一爻，唯此一爻可以统治众爻，以至寡而主导至众，成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因素，其理显然是发端于《老子》的“无为”思想。

故邢璹《周易略例注》曰：“万物是众，一是寡。众不能理众，理众者，至少以理之也。”因此，王弼在《明彖》篇下文又反覆强调“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均是这一思想的发挥拓展。
依照王弼的学说，“一”、“寡”、“无为”皆是互为通同的概念。《老子》三十九章又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王弼注曰：“各以其一，致此清、宁、灵、盈、生、贞。”这里的“一”，正是前引《周易略例》所言“贞夫一者也”之“一”，寓涵着事物以“无为”为本的哲理意义。
王弼甚至在《论语释疑》中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话时也说道：

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令，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
谓之“执一统众”，与王弼《老子注》所言“以寡统众”，及《周易注》所言“治众者至寡”诸说，其辞气思路何其相似乃尔！在这里，孔子的“道”与老子的“道”，经过王弼的协调阐述，又何其融洽地殊途而同归了！王弼的援道入儒、引儒说道的思想倾向于此亦可略窥其端倪。
《三国志·魏书》注引何劭《王弼传》曾记载颍川人荀融质难王弼《大衍义》之事，王弼曾答其意，作书以戏之曰：
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颜子之量，孔父之所预在，然遇之不能无乐，丧之不能无哀。又常狭斯人，以为未能以情从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虽已定乎胸怀之内，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颜子，可以无大过矣。
这番讨论的缘起，始于王弼不同意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论，认为圣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能体冲和以通无”，其喜怒哀乐之情则与凡人皆同（见何劭《王弼传》），故在答荀融书中他又举孔子与颜回的例子，说明像孔子这样的圣人，遇颜回之贤“不能无乐”，遭颜回之丧“不能无哀”，此亦“自然之性”所致。
这种“自然之性”，实即“冲和以通无”思想的自然流露，也是“无为”之道的本质所在。王弼引用孔、颜之例以答荀融的质难，又一次证明了他力欲融通儒道的本愿。

《周易开讲》——王弼易学的影响度3

足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孔颖达上述论说中所称“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之语。这“义理”二字，实属孔颖达的慧眼所在。
王弼易学的根本思想在于“阐理”，其最本质的历史意义莫过两端——一是排除前代“象数”易学之积弊，二是开辟后世“义理”易学之先河。
可以说，王弼易说的异军突起，又经孔颖达的发挥弘扬，在中国易学史上终于形成了“义理派”与“象数派”两军对阵的先期局势，并使“义理派”的绝对优势长期保持了一千多年，历唐、宋、元、明、清诸朝而盛行不衰。

其间宋代程颐、朱熹的开拓，元、明以后诸家的传承固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推溯其源，王弼的创始之功赫然而不可磨灭。
这里我们并不着意于详评中国易学史上“象数派”与“义理派”这两大主要派系的是非得失，但后世学者对王弼易学之毁誉不一，则往往与这两派的争端息息相关。

誉之者称其以义理阐《易》，独标新帜；毁之者病其援老庄入《易》，排斥汉学。平情论之，《易》之为书，本于象数，发为义理。苟遗象数，则《易》义无从而发；倘弃义理，则《易》旨无所归趋。故象数与义理，于易学实为相互依存之两大要素。
然汉代言象数之家，往往颇有泥象数而不化之弊，王弼易学乃针对其弊，借助老庄哲学以论《易》，倡扬得意忘象以阐理，无疑有着至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故清初学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自序》指出：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落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
此说对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作了全面肯定，认为其注《易》虽有引老、庄为说，但“简当而无浮义”，于汉易象数之积弊有“廓清之功”，改变了当时的研《易》风尚，出现了“潦水尽而寒潭清”的局面。这一评价，应是客观公允的。
此后胡渭撰《易图明辨》，也十分赞成黄氏之说，并进一步分析曰：
按史，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好《老》、《庄》书，祖尚虚无，以《六经》为圣人糟粕，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风，迄江左而未艾。故范宁谓“王、何之罪，深于桀、纣”。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尝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
胡氏之论，在于辨析王弼并非纯粹以老、庄玄言解《易》，其根本宗旨仍不离“文王、周公、孔子”之道。

在清代前期，学者多致力于复兴汉学，言《易》必注重象数之时，黄宗羲、胡渭能有这样的认识，宜不愧为学术界的有识之士。
至清乾隆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则取折衷手段评述王弼易学的历史意义，认为：

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乃“深为有功”；而“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则“不能无过”；

并谓“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周易注提要》）。

又指出：“《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周易正义提要》）

这一评价，合毁者誉者之论而调和之，不偏不倚，貌似公允。然对于王弼援引《老》、《庄》哲学以解《易》的问题，依然保持传统的偏见，视黄宗羲、胡渭之论则反而不如矣。
正如本章前面论述所及的，王弼援《老》、《庄》以入《易》，既是他力图协调儒道之说的一方面有益尝试，又是他所处时代精神的富有创造力的体现，正可展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的超越时代的重大贡献之所在。
因此，在解《易》过程中，但凡《老》、《庄》哲理有与《易》理密相沟联旁通者，王弼互为引据参证而阐发精义，实是他对易学的独到创获，不但不宜轻易掊击，反而应站在学术发展史的高度予以应有的肯定。

有人说学易经没好下场,这样的说法哪些理论依据?

胡说八道。学易要是为了算卦，把握住分寸就好。要是学易为了算卦，而且还热衷于名利，那水平越高，才是越可能没有好下场。心术不正，学易经后，拿来骗人，图利自己，没有好下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觉得一个事物的存在肯定有它自己的道理，
如果学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下场，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去尝试去学习呢？这种肯定是谬论。

学易经会倒霉是吧!最近看了一段时间易经,大概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了...

怎么说还是两方面，我自己学易经一般都是就给自己算，好的方面是能在我迷茫的时候，他能给我一条明确的方向，告诉我该怎么做，怎么破解。但也有不利，因为有时候算自己未来哪一方面，一旦是坏的方面的，我个人就会总往坏处想，就总觉得自己快要倒霉了，就会对自己本身事情的发展就会不利，反而会推着事情像不好的一方面发展。我也读了易经。真正读进去易经的，是会发现易经从来就没有讲什么风水。算命。全是讲的做人啊！你人做好了还需要算命么？
算命的都是那种(迷失信仰)的，然后信了几个会察言观色的人的话而已。
什么叫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信了就有心理暗示。
为什么不能踩门槛？因为容易磕着头。
为什么看到尼姑会倒霉。因为尼姑住山上，全是猎人村夫。为了保护尼姑，让尼姑不受侵害，所以说看见尼姑倒霉。这就是的由来。
在当时是为了保护人的！
学易经，学到了如何为人处世，但是如果你目的不纯，你就容易走上歪道。成了一个人精。
君子失败也是成功，小人成功也是失败。
高俅就是太会为人处世而身居高位，不为人道。最终遗臭万年。岳飞被奸人所害，依然流传千古。学易经会倒霉，这个我倒是没感觉到。孔子对周易的评价是常读易不会犯错。人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多种多样，不是你可能的到倒霉就是倒霉，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是说明你还没真正读懂易经，其实周易的演变过程基本都已经磨灭其本质，每个对周易有影响力的人对周易做出的解释都带有当时时代的片面性，所有要读还要懂，要看你读的版本是谁翻译注解的，是从那个方面切入的，这样你就能抛开外在影响读到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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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注王弼,八字看女命受宠

王弼是什么玄学的代表人物

魏晋玄学。

一、王弼简介：

二、王弼成就简述——注解周易：

三、魏晋玄学简介：

三国曹魏经学家、尚书郎王弼简介,有《老子注》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