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佛寺有算卦的吗,上海玉佛寺算命方师傅

有谁知道北京求签算卦的道观或者的地方 谢谢

佛教不主张算命，如果命运可测，那么行善积德改命就没有意义了

关于沧州的民间传说和名人故事

沧海桑田”用来形容沧州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地处九河末梢，古往今来，“萧条”、“荒城”、“孤城”等字眼频繁出现在众多关于沧州的诗作中。这座城市注定是荒凉的、悲哀的。京杭大运河之于沧州，在给沧州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赋予了沧州一线繁华生机。在灾难与繁华中，沧州生产和弘扬了一种别样的财富—武术精神。这种财富也是沧州人独有的。
河人共东望 日向积涛生
在沧州吴桥县城南有一古堤，岁久河涸，但堤址犹在。周围村庄的名字皆以此堤为名，如“堤口崔家”、“堤南宋家”、“桃花岭”、“堤头姚家”、“堤南赵家”。明朝万历吏部尚书杨巍在《桃花岭诗序》中如此描绘这一河堤：“土岭高可丈余。余昔赴关陕，此岭延袤至魏境之南始尽，秦汉以来障九河者。”这就是沧州境界的古黄河堤。
远古时，古黄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九河者，乃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之河也。下至沧州，更合同为一大河，名为逆河。王莽时，将汉的渤海郡，即今沧州更名为迎河郡。王莽好复古，他的改名有着历史依据，古文中“迎”“逆”二字互通。逆河流经沧州，并在沧州地界入渤海。据《尚书R26;禹贡》、《汉书R26;地理志》记载推定，古黄河在沧州有两个入海口。一个在今黄骅市东部，一个在黄骅与无棣县分界的月河口一带。
由于气候干旱，加上农业对土地的过度利用，至元代时，远古的黄河故道已成了千里良田。元代蒙古诗人萨都剌登临此堤时，感慨而言：“迢迢古河堤，隐隐若城势。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邑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堤长燕麦秀，不见筑堤人。”此诗不仅是河堤沧桑变化的写照，更是沧州城丵市的历史变迁。
沧州，因濒临渤海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割瀛、冀二州之地建沧州，盖取沧海之意。对于沧州而言，沧海变桑田历经万年才演变成现实，而在同样一片土地上，桑田变沧海却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其中，京杭大运河是造成沧州“桑田变沧海”的主要因素。历朝历代，由于管理不当，加上黄河的不断侵袭，运河成为沧州水患的始作俑者之一。
西汉以前，今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如黄河、滹沱河、河、河、治水等都是独流入海的，诸水渐次交汇。至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了一条自滹沱河入弧河的平虏渠(即今京杭大运河自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一段)后，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都会流天津入海，海河水系遂告形成(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在曹操旧渠的基础上，开挖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与江南运河、通济渠等构成了纵贯南北2500余公里的大运河。沧州段运河当时称为御河或卫河，成为海河水系的一部分。人工开凿的运河造成了众河汇流天津的局面，这也给海河流域的排涝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当六至九月的夏秋的多雨季节，每遇漳河、滹沱河、卫河同时涨水，整个河北平原几乎都要遭受水灾。
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州达220公里，沧州成为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丵市，更是运河造成最大危害的城丵市。每遇涨水之时，运河成为河水暴虐发泄的重要渠道。由于运河“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北齐R26;魏收撰《魏书》卷56《崔楷传》)，河道常常决堤。宋代河北地区的御河曾被黄河北流所袭夺，长达五六十年之久，致使御河屡浚屡淤。元代御河在沧州一带，“水面高于平地”，以致“水无所泄，浸民庐及熟田数万顷”(明R26;宋濂《元史》卷64《河渠志一R26;御河》)。到嘉靖年间，河道遭淤塞，南北诸水，“流经千里，始达直沽。每遇大雨时行，百川灌河，其势冲决散漫，荡析田庐，漂没粮运”(清R26;傅泽洪撰《行水金鉴》卷114引《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漫天的洪水如发疯的野兽扑向沧州大地，所有的树木，所有的庄家、所有的房屋都浸泡于海水中，沧州刹那间成了一片荒凉之地。于慎行在雨中路过沧州时，如此写道，“广川城北倚扁舟，寒色萧萧对驿楼。过雨菰芦惊午梦，乘波凫鹭激中流。长天积水千帆暮，斜日林五月秋。指点津亭问前路，居人为说古瀛洲。”
“古瀛洲”即在现在的沧州境内，沧州人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中记到：“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洲。地势趋东以而高，故海岸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引北行数百里，自碣石乃入”。地势较低的地理环境使洪水更加肆虐无忌，素有“九河下梢，鬲津最南，徒骇为北”之称的沧州由此被清代钦定为“泛区”，即是皇上亲自划定的水灾区域。僧可无在《送吕郎中赴沧州》词中描述了他看到的情景：“路遥经几郡，地尽道孤城，拜庙千山绿，登楼遍海清。河人共东望，日向积涛生。”
每到洪水肆虐，沧州大地上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四处望去，剩下的只有盐碱滩，还有浸漫在洪水中摇摆的芦苇和茅草，所以，沧州还有一别名—长芦。
水灾的连绵不断造就了古代沧州人特殊的民居风格和生活习俗：房屋依河坡而建，以平顶房居多，纺车一般都挂在树上。洪水一来，人们和家养的牛羊可以很快地爬到平顶房上去，挂在树上的纺车同样可以不被洪水冲走，减少了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杨翥在《长芦道》诗中曰：“屋室鳞鳞傍水边。”当年，纪晓岚的高祖纪椒坡从应天府上元县北迁时，中途曾遇到一个算卦的先生，告诉他：你们走到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就是安身立命之地了。当他们走到沧州时，看到牛上了河坡，也就轻而易举地上了房顶，应了“牛上房”的寓言，而这里的农家人丵大多都把纺车挂在树上，纺车也是“车”，这不就是“车上树”吗?于是，纪晓岚的高祖就在沧州安家落户了。
几千年来，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支撑着沧州人与洪水的搏斗，他们在所认知的世界里苦苦搜寻着化解水灾的方法。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沧州是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这里，海碧天蓝，气候温和，人们勤劳善良，日子过得非常美好。就连飞禽、走兽也愿意到这里落落脚。
有一年秋天，水面上突然刮起一股黑风，卷着水浪，像虎叫狼嚎一样咆哮着直扑沧州城，房倒屋塌了，满洼的好庄稼也被洪水吞没了。老百姓仓皇逃离，来不及逃离的纷纷被洪水卷走了。人们的哭声、叫喊声一片。原来是一条恶龙在兴妖作怪。它看着沧州这地方好，就一心想独吞这地方做它的龙宫。就在恶龙兴妖作怪、残害黎民百姓的时候，人们猛地听到一声像山崩地裂一样的怒吼。只见一头红黄色的雄狮，从海边一跃而起。它像鹰抓兔子一样，嗖的一声冲向大海，直取恶龙。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狂风大作，龙腾狮跃。雄狮和恶龙从天黑一直厮杀到黎明，恶龙招架不住，掉头就跑。它边跑边想：“我占不了这块地方，也叫这地方好不了。”于是，它一边跑着一边吐着又苦又咸的白沫。雄狮在后面紧追不放，一直到东海深处，逼着恶龙收回了淹没沧州的海水，这才罢休。
恶龙跑了，海水退了，沧州一带的老百姓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又能安居乐业了。人们为了感谢为民除害的雄狮，就请一位叫李云的打铁名匠，带领着九九八十一个手艺高超的徒弟，用了九九八十一吨钢铁，铸造了九九八十一天，终于在当年雄狮跃起的地方，铸成了这尊活灵活现非常雄伟的铁狮子。那条恶龙虽然没死，但一听到铁狮子的吼声就浑身发软，爪子发麻，人们把狮子视为瑞兽，又把这尊铁狮子叫做“镇海吼”。
在沧州历史上，“镇海吼”确实吼过。沧人刘树鑫游赏旧州铁狮记到：“时孟冬天寒，白草萧萧满地，夕阳将落，北风吹入狮腹作吼声。”(《古沧铁狮记》)这应是残破的狮腹所导致的。《万历野获编》记当时传说：“曾有盗叛伏其中，搜捕不获，后知其故，铲破其腹。”海啸大潮常伴有狂风，而残破的狮腹恰好是个自然的发声器。
古人认为，“兽为坤象，坤为土，土生水。”铁兽能镇水灾成为一种风俗。北周时期，即公元953年，沧州人铸造了铁狮。当时，犯人李云上书周世宗，请求铸造铁狮子以镇水灾，周世宗应允，并带头捐款。李云召集当地铸铁匠人数百人，在开元寺前动工。《沧州县志》中记载，“铁狮，在旧州城开元寺前，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六尺，背负巨盆，头顶及项下各有‘狮子王’字样。右项及牙边皆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左肋有‘山东李云造’五字，腹内牙内字迹甚多，然漫灭不全，后有识者，谓之为金刚经文……相传周世宗北征契丹，罚罪人铸此，以镇州城。”沧州人把这种希望寄托给了铁狮，也赋予了它不屈不挠的精神。清人李之峥在《铁狮赋》中曰：“此狮飙生奋鬣,星若悬眸，排爪若锯，牙利如钩。即狰狞而蹀躞，乍奔突出而淹留，昂首西倾，吸波涛于广淀;掉尾东扫，抗潮汐于蜃楼。”
沧州铁狮子身高 3.8米，头部高1.5米，通体高5.3米，长6.1米，身躯宽约3米，总重量约3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铸铁狮，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铸铁狮。铁狮子身躯朝南，狮首微向西南，昂首怒目，巨口大张，四肢叉开，阔步前进，栩栩如生，威武壮观。铁狮身披障泥，背负巨大莲花盆，相传是文殊菩萨佛像莲座，圆盆底部直径1米，上口直径 2米，通高0.7米，可以拆卸下来。狮头毛发呈波浪状披垂至颈部，有些还作卷曲状，其前胸及臀部还饰有束带。
据研究，铁狮的铸造工艺非凡，是古人采用一种特殊的泥范明浇法铸造而成。狮体内壁光滑，外面拼以长宽三四十厘米不等的范块，逐层垒起、分层浇铸;其狮头和狮背上巨大的莲座则是一次浇铸成功。铸造工艺之复杂精湛，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铁狮成为沧州一国宝，沧州又称狮城。《沧州志》卷一《疆域志R26;古迹》云：“卧牛城，又名狮城。”(卧牛城是沧州旧城的别称，因为其城池形状颇似一头卧牛。)
康熙元年(1662)，铁狮子被大风吹倒，摔掉了尾巴与下巴。康熙八年二月，15岁的康熙皇帝南巡至京南四百里的沧州，摆驾观看了神武的铁狮。当时沧州诗人傅王灿记下了这次罕见的临幸：“下州狮子远皇都，古色苍苍堪一娱;小物尚能老圣顾，民间愁苦自然无。”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在二月，八十岁的乾隆皇帝从东陵到西陵，再到泰山、孔庙兜了一大圈。大概四月上旬来到沧州。地方官员将康熙元年曾临幸的铁狮的故事讲给了乾隆。一心以祖父为榜样的乾隆帝果然顾不上旅途颠沛，也到旧城巡视。可是一向喜欢遇景题吟的他，却没有给沧州人留下值得荣光的御笔。
清嘉庆八年三月，有怪风自东北而来，铁狮倒地，口、腹、尾俱残缺。直至光绪十九年，署州事宫昱遣污者扶起，以砖石补其残，然已失原状矣。当地人认为风过狮仆，是清朝政丵府走向没落的象征。
一千多年的沧桑洗礼，如今的铁狮已显陈旧，锈迹斑斑，但它昂首挺胸、刚健有为的气质没变，从它的身上我们也读到了沧州人特有的气质—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泱泱乎表海之雄风
如同温柔富贵的江南能产生美丽诗词一样，多难多灾的沧州繁荣了尚武侠义的中华武术精神，京杭大运河将沧州的武术精神名扬天下，沧州也因此成为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颗灿烂明珠。这一明珠的培育却历经沧桑与艰难。这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沧州人自己清楚。
古之沧州，素有“武术之乡”的称谓，据《汉书》记载，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任之后，有感于民风尚武，力劝民众“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而这一劝诫对于沧州民众而言，完全是徒劳的，更是不现实的。源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尚武风气不是两三句劝勉之语就能改变的。
相对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而言，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不适合人们安稳生活，贫瘠的土地和动荡的社会景象使沧州人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自己。
古代沧州境内的河流并不比江南少，这里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湖泊芦荡，大约有十条河流途经沧州。但是同样是水多，江南由于水源充沛，土地膏腴千里，成为国之仓庾，“尽中国之赋不能当江南之半”。而水留给沧州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土地由于多遭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所经之地多为荒滩盐碱，贫瘠苍凉，加上常年的水患，旱、涝、虫灾不时降临。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民谣云：“抛弃黄口儿，一乳恩情尽;但恨生不辰，莫怨父母忍。” 大片的盐碱地、蒹葭连天的大草洼让这里多了几分地老天荒的苍凉，恶劣的地理环境无法生产出足供民众生存的粮食，沧州人常常面临生存的困境。
相对于局面安稳的中原而言，沧州曾是天之尽、地之涯的边缘地界，成为远离中心、很少受人关注的边缘地方。这里是犯人发配的地方，“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发配沧州使之名震南北，古人曰沧州“远恶军州”。这里是叛将蔽身良所。由于地处偏僻荒凉之所，又因管辖较松，众多叛将隐藏此地。跟随明末闯王李自成的“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起义失败后，就隐匿于沧州。明朝时，沧州就有“小梁山”之称。罪犯、叛将的聚集使之成为生产匪盗的地方，加剧了沧州地面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又增加了沧州人的生存艰难。
生存的艰难、生活的艰辛使沧州人在历史体验中认识到，当生存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身体强壮者才能渡一时之困，而体弱者往往难躲其难。因此，练武强身成为他们生存护身的根本所需。
相对于安逸舒适的江南而言，北方除了自然灾害外，更多的还是战争灾难。沧州在历代历朝的战争中培育了崇武风气。运河同样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而成的。
早在春秋时，齐桓公二十二年(664)桓公援燕攻打山戎就发生于沧州一带。战国时，沧州地处燕赵边境，更是战争发生的热点，燕国曾联合多国部队攻打齐国，就是路经沧州攻打的。苏秦合纵六国时，燕国成了列国合纵同盟的首先发起国。秦国为攻击燕国，离间燕赵，燕国在战国后期与赵国结为世仇。两国在沧州地界争战不休。频繁战事，民遭涂炭，民生维艰，燕赵两国民众在战争中知晓了须掌握攻防格斗之技方能自救图存。而燕、赵贵族也多收养行侠仗义之门客，以备不测。燕国义士荆轲堪称慷慨侠义的典范。为挽救于燕国，入质秦国的燕太子姬丹收留刺客荆轲，准备刺杀秦王嬴政。经过一番准备，荆轲在公元前227年带着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和夹裹淬毒匕丵首的督亢(今河北易县、涿县、固安一带)地图来到咸阳进献嬴政。在献图时，图穷而匕丵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杀于秦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成为慷慨悲壮的绝响。故史称“燕赵多慷慨侠义之士”。乾隆《沧州志》载：“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至宋朝，沧州富贵之家尚存收留侠客的上古遗风。在《水浒传》中的柴进为了搜罗侠客武士，专门在路边小饭馆向店小二留下关照，遇有流配的犯人，皆可免单或径行其庄上，以资助之。
沧州段运河的形成更是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时期，曹操与袁绍争战河北。曹操先在官渡大败袁绍，又于建安七年进逼河北，袁绍病死，河北呈群龙无首之势，诸子不睦，袁尚、袁谭互为攻伐，袁熙固守故安，后被曹操一一攻破。袁熙、袁尚投奔三郡乌丸。
乌丸(亦作乌桓)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按照《三国志》裴注引王沈《魏志》的说法，乌丸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单于冒顿灭国，余部的一支逃到鲜卑山，以山为号，称为鲜卑，而另一部分族人逃到乌丸山，也以山为号，这便是乌丸。乌丸部落以幽、并两州为主要聚居地，在北方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东汉末年，诸郡乌丸部首领各自称王，位处东北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的乌丸部落形成同盟关系，故称之为三郡乌丸。三郡乌丸的首领辽西乌丸大王丘力居死后，因为儿子楼班尚小，由颇有武略的侄子蹋顿代立，总摄三王部。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史书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 所以，袁尚、袁熙在穷途末路之时前去投奔，希望借助外族的力量杀回冀州。他们投奔至乌丸后，乌丸骑兵多次进入幽州腹地进行掠夺，骚扰曹操的北部边境。
为了能彻底解决三郡乌丸之患，清剿袁氏残余，平定北方局势，曹操决心北征三郡乌丸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古代战争取胜的重要策略，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最主要的就是偷袭袁绍的粮草。为士兵、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曹操最为注重的。于是，在征战三郡乌丸之前，曹操接受董昭的建议，征用百万余河北民众开凿了平虏、泉州两条渠道以利交通。史书记载：“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水，名平虏渠;又从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平虏渠即是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雏形，它完全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形成的。
可以说，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上古依存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崇武学武的风气，形成了众多武术门派，也培育了沧州人的特有的精神气质。各门派在传承武术收徒时都制定了严厉的门规，强调徒者忠孝、崇德、重义，如沧州门派规定：“不忠不孝者不传，心术不正者不传。”这种收徒标准培育了沧州人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精神气质。如乾隆《沧州志》载：“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后来残唐五代的战乱，明朝靖难之役，沧州民众多持械参战。
镖不喊沧州
至明清，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成为促进沧州这一人文特色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素，沧州人从此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它使沧州武术真正达到昌盛，沧州“武术之乡”的称号真正享誉大江南北。
明清相继定都北京，运河漕运显得尤为重要。南粮北运，行程数千里，安全是最大的问题。明朝时，设有负责漕运运输安全的军运组织——漕军，并在沿河部分城镇设立营所。而至清朝，这一组织撤销。但各省地还是要运送皇粮赋税，官员们深知责任重大，纷纷雇佣镖局、帮会护航。镖局是古代武林高手专门经营的代人护送财物的一种机构。它不但为朝廷或官府护送皇杠饷银，也常常受雇于商旅。
至清朝，沧州及沧州境内的泊头、莫州、河间、献县均为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冲，成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商巨富走镖的要道，这使沧州迎来了商业上的繁荣。比如当时出现了“商家林”地名。明永乐二年(1404)李、黄、王、郭、高、孙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地，因当时经商的人多，故取“商家如林”之意而得村名商家林，后演化为商林。大批商人会聚沧州，为沧州集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回族商人迁来，回族向以善于经商著称，一些回族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骡马运输的人更为沧州—这个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邑的商贸繁荣带来了生机，运河上多居回民的小镇—泊头，就是因为其商贾云集、市面兴旺，为水陆交通、船只停泊的重要码头而得名的。
运河沧州段的漕粮及商业运输业的繁荣大大刺激了沧州镖行、装运等行业的兴盛。地处运河沿岸、具有崇武风尚的沧州人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防身强体的武术成了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沧州人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身武艺者纷纷入行当镖师，或入帮会负责漕运。沧州人从小拜师学艺也渐渐成为风气，“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隐蔽沧州就以教人武术为业。由于沧州人的武术本领高，加上沧州人的正直、刚烈，“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共同遵守之常规。
镖行里有一行规—“喊镖号”，即镖局每过一境，就要敲锣呐喊、报喊地名、插旗招摇的，有“堂堂正正亮自己旗号”的意思，更暗含威慑匪盗的意味。喊镖号绝不能乱喊，该喊时喊，不该喊时不喊，如过省会城丵市或镖行所在地时，一般不喊，镖师也会下马或下船步行一段，待过了这个码头才可以重新登舟上马。但是，这个江湖规矩到了沧州却形成了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即不管从哪儿来，往哪里去，途经沧州都要扯下旗号，不得喊镖号，悄然而过，这样才会一路无事。否则，会被当地的同业认为有班门弄斧之嫌，喊镖号者往往会惹上麻烦。
乾隆年间，一个镖师押镖船沿大运河过沧州，沿河看到两岸绿树丛荫，烟村疏落，一时兴起喊了几声镖号。却不曾想，这几声镖号竟惹怒了河西白家口的武术好汉李昆。李昆拳脚功夫极好，尤善弹弓，在兄弟排行老五，人称“神弹子李五”。听到镖号声，“神弹子李五”疾步追赶，待追近时，射出一粒铁弹子把桅绳打断，只见船桅骤落，桅杆上的镖旗也飘然而落。镖师大吃一惊，知道遇见高手了。见李昆在岸边向他招手，示意船靠岸，不等船靠岸，李昆已飞身跳上甲板。拱手对镖师说，你既然敢在沧州喊镖，想必身怀绝技，我李昆想讨教两招。镖师也仗着艺高胆大，便与李昆较量起来。交手不过数招，李昆飞起一脚把镖师踢落水中。等镖师爬上船，揖手叩拜，发誓“镖永不喊沧州”。这也许就是“镖不喊沧州”的来历。
沧州的武术名声也通过大运河名扬大江南北。至清末，沧州出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大刀王五等武术名家，他们倡导武术、精忠报国，成为国人称赞的民族英雄，他们高深的武术及优良的品格可以说是间接得利于运河。
停桡买沧酒 但说孙家好
运河之于沧州，除了灾难和灾难培育出来的沧州武术外，还赐予了沧州清香甘洌的沧州酒。其酒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驰名海内，声誉如同今日之茅台，一罂可值四五金。
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官至刑部右侍郎，最喜沧州酒，他对沧州酒的评价是“味始清洌”，每次由运河路过沧州，他都“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清R26;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沧酒”条)
在《茶余客话》中，阮葵生讲述沧州酒的来历：明末有三个老人，在沧州城外运河边的酒楼上喝酒，三人剧饮而醉，连账都没结就走了。第二日，三老人继续来喝酒，酒家也没问三人的身世，照常给他们端酒，三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临走之时，他们把酒碗中的余酒洒到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洒，顿时酒香扑鼻。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地醇，出奇地香。
传说归传说，但是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沧州酒取水于运河。这种说法得到了纪晓岚的证实。纪晓岚，沧州人，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沧州一代。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他曾在诗中说 “平生不饮如东坡，衔杯已觉朱颜佗。今日从君论酒味，何殊文士谈兵戈”(《纪文达公遗集三十六亭诗R26;罗酒歌和宋蒙泉》)。但他特别推崇故乡的沧州酒，在《滦阳续录》之五中专论沧州酒。他指出，酿酒之水“取于卫河，而浊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罂沈至河底，取其所涌之清泉，始有冲虚之致”。清乾隆《沧州志R26;物产》中也提到：“沧州，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味。醇而洌，他郡即按法为之不及也。”
从南川楼下取水酿酒有着不同一般的储存方法，更有它的奇特之处。纪晓岚在《滦阳续录》中描述得美妙绝伦，令人神往于此种奇特：此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微变化，酒味就变了。必须把它放置在木架上，放置十年才是上品。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无论是肩扛、车载或船运，只要一晃动，酒就变味。把它静放几天之后，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喝酒装壶时，要从酒坛里用酒杓平平地舀，如果用酒杓搅拌，酒也失去原味，又须静放几天才能恢复。
此酒如此奇特，其酿造之法也必然奇特，并非沧州每一个酒家都能酿造出来，他必须是“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清R26;纪晓岚《滦阳续录》)。所以，阮葵生在喝遍沧州各酒楼酿的酒后，才下如此判断：沧州只有吴氏、刘氏、戴氏、孙氏诸家酿造的好，其他都不尽佳。
这种酒到底佳在哪处?它又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味道和感觉呢?纪晓岚在《滦阳续录》给了我们真实的答丵案：喝此酒，即使大醉之后，也不会感到胃痛，更不会头痛脑涨，只是感觉四肢舒服，想大睡一场。“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醉，亦不病涌，但觉四肢畅适，怡然高卧而已。”如果是用卫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验证真伪之酒的一种方法。
清乾隆《沧州志R26;物产》中曰：“(此酒)陈者更佳。” 阮葵生也同样认为，沧州酒以酿藏十年者为佳。辨别酒的陈新成了喝沧酒人的必备之术。沧州酒的验证之法极为奇特：在架上放了十年的酒，可以温十次，味不变。温十一次，味就变了。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就变了，放了两年的，也只能温三次，一点也不能假冒。即“凡庋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即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也”。(《滦阳续录》)

东光算命比较准的吗?

铁佛寺门口

现在东光铁佛寺要门票吗???

不要啊，里面就那样，值不值得自己看就知道了

上海哪里有好点的算命的地方?

我以前也很相信这个东西的,而且自己也在龙华寺皈依过,但是我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去算命,因为命是越算越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你通过算命往往会知道一些以后的事,如果是好的,你会顺下去,如果不好,你就会想办法避开,这样的话，就改变了自己原先注定的事,这样很不好的,所以我很多很多朋友都说不要去算命
再说了,给你算命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命不长的,因为这是泄露天机,如果这些人真的懂的算命、看相的话,是不会随便告诉你的

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消除误解佛法建设人间佛教——读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作者：张家提
一、太虚大师生平
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不久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一年后回天童寺修禅学佛。与现代高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民国元年(1912)，国民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着，法学精进，深有所得。
民国十一年(1927)，大师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才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大师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大师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大师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
民国十七年(1928)，大师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大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持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憍、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团体和全体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授予他领袖胜利勋章。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
太虚大师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弟子印顺结集《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二、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要建设人间佛教，首先要从普通人的思想入手来建设。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但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真正内涵并不明了。在很多戏剧、小说中对佛教多是歪曲的描述，因而民众所了解的佛教，多是与真实的佛教相去甚远。由于这个缘故，世人多误解佛教。
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首先罗列了世人对佛教误解的几种类型：第一，认为佛教神异的。很多人多将佛教看成是神奇怪异的东西。相应地出家人在他们眼中都有神异功能。比如，济公活佛，即被人认为有神异功能。他们一旦认为出家人有神异功能，就会找他们看相、算命、占卜等。而出家人弘扬佛法的本怀则被他们忘怀丁。
第二，认为佛教奸盗的。一些盲目反对佛教的人，由于一向对佛教憎恶，他们将和尚视为奸邪、盗骗之人。他们也不会去了解真实的佛教教义。
第三，认为佛教是闲隐的。有一些人认为出家人整天无所事事，过着清闲隐遁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出家人应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第四，认为佛教朽弃的。这些人认为佛教无益于世，僧尼是穷得没有饭吃，或是好吃懒做之人才为之。
由于世间有以上四种对佛教的误解，因而造成很多人排斥佛教，无从信奉佛教。因此，只有破除人们对佛教的误解，才能使佛教在世间得到弘扬，从而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在纠正世人误解佛教的基础上，大师指出应当从佛教报恩伦理方面教人做人的道理。大师列举《心地观经》中的四重报恩理论，劝诫世人要报父母恩、社会恩、国家恩、圣教恩。报父母恩是让孩子知道，一个人从小到长大成人，父母要付出很多辛劳。报社会恩，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是很多人辛苦劳动来成就的，因而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报国家恩，是指一个国家以、法律、军警来维持人民的安宁，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因而应当报国家恩。报圣教恩，是指在各种圣贤的教化方法中，唯有佛教最为契理契机，使我们能够破迷开悟，成就正觉。
再次，引导民众认识佛菩萨不是神。对佛教没有正确信仰的人，多认为佛菩萨是神。他们不知道佛菩萨不过是将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如实说出来，使人依照言教修行，最终也能够自觉觉他。因而，佛菩萨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只有当民众知道佛菩萨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才有信心学佛，成就佛道。
第四，使人明了从事正当职业无碍于学佛。佛法不是让人清闲享受，不做世事的。世间学佛之人，应当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每个人都应当有正当的职业宋谋生和奉献社会。学佛不但不影响正当职业，而且由于有了佛教精神的支撑，工作效率会更高。大帅指出，佛法不离世间法，只有在做好世间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佛。
三、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所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处于生死危亡的时刻，每个佛教徒都应当为救济国难尽自己·—份力量。大师分别从五个方面讲述了佛子要通过救济国难来建设人间佛教。
首先，国难中勿徒逞悲愤。大师指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忧愤情绪。但不可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中国将会灭亡。我们应当将激愤情绪化为工作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忍耐劳地工作，各尽其职。通过自己的在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支持国家的抗战和建设。
其次，想免灾难要省过修德。大师指出，敌国入侵等天灾人祸，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共业所感的果报。所谓共业，也就是多数人的共同所造之业。大师认为“要清本正源的拔济灾难，须要各人反省过愆，而勇于进修业德。”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反省自己的过错，及时加以忏悔，同时，还要积极行善，不断积聚福德资粮，通过这种方式修德行善，就会使社会安宁，国家幸福。
第三，剿匪先得民心归顺。大师生活的时代，外有敌国入侵，内有匪徒横行。国家无有安宁之日。在对外抗敌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内剿除匪徒为害。匪徒不仅残害人民，有的还会与外敌勾结，内应外和破坏国家太平。因此，国家需要有一些能发慈悲之心，救世救民的人来履行剿匪的责任。在实行剿匪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取得民众的支持，只有民心归顺，则匪徒不剿而自灭。
第四，复兴农村要注重俭朴勤劳。大师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十分之七八是农民。“若农村破产，则都市中一切繁荣亦皆不能保，故救济农村，在目前是非常的要务。”如果要救济农村的人，应当特别注重俭朴勤劳。农村中大多居住的是缺少知识、家境贫穷之人。若要复兴农村，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财力的人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村的人，只有坚持俭朴勤劳，才能带领农民建设农村，对农民方才更有利益。若农村所有住众都能俭朴勤劳，则农村才能发展兴盛。
第五，施政要立诚为公。大师指出，作为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之时要立诚为主。所谓立诚，即言行一致。统治者只有以诚施政，在发号施令时才能产生效力，使民众都能切实地奉行。“否则，虽放言高论，仅在文章做得好看，尽管张布告，贴标语，而效果终是没有。”大师强调，在信用被破坏的今天，立诚是起死回生的救命针。只有当施政之人以诚施政，民众才会逐步归于诚心。
四、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当时世界的总趋势已经发生一些改善。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应当盲从人后，而要走在最前面，从世界运势改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大师指出，现阶段世界各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相互争斗之中。各国为了安全的考虑，争相发展陆海空等军备，结果造成国民负担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很多国家举行和平公约，缩军会议，要求裁减军备。结果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生产过剩，金融停滞，工人失业，高筑关税壁垒，演成长期的经济恐慌”。虽然很多国家聚集一起召开经济会议，但仍无法改变经济萧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被压迫的民族，只有陷入死路中寻找出路，才能打开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僵局，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中国无出路中的出路。在中国处于列强侵略的情形下，应当在看似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应当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而实现由穷到通的转变。大师指出，中国的出路即“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能做到克己崇仁，就可以通行于四海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仅能走出一条出路，而且还能拯救各国及全世界。但中国由穷变通达之后，即可借助弘扬佛法，使民众得到思想的教化。
再次，佛教的原则与人类新道德。大师认为，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人类新道德的建设。佛教认为，宇宙万有均为众缘所成，唯识所变的。在众缘所成中，还要心识的心理作用，才能转变为活力。此活动力，就是各人当下的发动力。各人都有创造的心力，此心力可以转变为人生万物。当我们利他时，则自他俱利，害他则自他俱害。造作善因则得善果，造作恶因则得恶果。众缘所成，唯识所变，又都是各人自心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能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的道德修养。
第四，三十年后的太平世界。大师指出，近代世界各国文明之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穷则思变，变则通。如果在当前情形下，人们都能真修菩萨行，将亚洲的文明和文化传播到欧美等国家，那么，在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将相争相杀的人间地狱变为太平世界。那时的人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学菩萨道，修菩萨行。
太虚大师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纷乱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改变当前不利的国内外局面，再辅以弘扬佛法以化导人心，才能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才能建设美满和谐的人间佛教。
摘自：《觉群》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