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观念害人不浅,福建人风水观念

学习风水应该持什么态度

应持研究态度。不能入迷，更不能装神。
实用、方便、舒服、安全、卫生、美观就是好风水，这是风水总纲，最基本的总原则，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探讨更深层次的风水。用这些标准去衡量，即实在，又便于掌握。和以上观点吻合，风水正面解读；和以上观点相背，风水反面诠释。现代小区成套的房户是按实用、方便、舒服、安全、卫生、美观的理念构思、设计、修建，就只能按这种构思、理念评判。用古“罗（骡）马”的理念套评，只能是牛头不对马嘴。
如何选择、购置房屋，以各人的心向为主。心向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喜好”。各人喜爱不同，喜爱就是好风水。不喜爱，走到哪个地方，心情就压抑，甚至不舒服，这样的地方再好也是别人的好地方，不是当事人需要的好风水。上班族以选交通方便为主，照顾小孩上学，以选学校近为主，老年人居住，以选靠近公园为主，购物方便，以选靠近商场为主。
客厅门鲁班尺测量的尺寸很不吉利与风水有关吗？怎么办？-----好看，美观必吉利；只有相反才不吉利。任何数字在现实都可以找到有关于吉利和有关于不吉利两方面版本的描述。为什么只从一个方向思考，是人的精神世界和发展趋向意思有偏差，为什么是那样想，而不是这样想，不同思维方式未来的结果必然是多种。
什么是最好的风水？——最好的风水就是心态平衡；无贪、无欲、无奢望、无意外企求就是好风水。
养孩子和风水有关吗.懂房屋问题的大神进？——养孩子肯定与风水有关。风水的主观条件是人的思想基础；风水的客观条件是周边环境。这二者相辅相成，定然影响到孩子的身心成长。
风水就是正确选择居住地形。本人在上百处遗址中的结论认为：那里大多数有风水理气、罗盘用事迹象特征，应明显有一定的罗盘文化含义，但基本是一票否决，是地形和条件局限，没有留下延续的种群。本人在现实中找到的事例是，地形不合法，生活、生产条件欠缺，风水理气、罗盘用事如同儿戏，毫无意义。所以本人才有：“实用、方便、舒服、安全、卫生、美观就是好风水，什么叫风水？多从科学角度思考更有益”的结论。过去很多地段无法建房，现在有钢筋、水泥、玻璃、自来水、电、气，可建、可造房屋，优质的建筑材料克服了劣质地形的局限。木头、泥土、纸糊窗、提水吊水挑水、茅草、松木火光和钢筋、水泥、玻璃墙、自来水、电、气，决对是两种风水含义，也代表时代在进步，科学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木头、泥土、纸糊窗、提水吊水挑水、茅草、松木火光的时代，只能选择背风向阳的低洼地段，房屋不能高，只能矮。低洼、低矮有一基本缺陷就是昏暗潮湿，通风条件差、潮湿而干燥性能差和空气质量差，易霉变，易病变。钢筋、水泥、玻璃墙、自来水、电、气，完全有可能使房屋建筑向高处走，高大建筑成为可能，高大、高处明显明亮、通风干燥性能好。比如台形高台地段，过去由于建材的限制，不适合建房，现在有建材的优势，不仅可以建房，而且从某些方面如明亮、空气流通和防水患性能的角度考虑，比洼地更好，更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
一个城市的风水优劣，不决定于某一狭小地段的自然风水，而决定于在整体自然地理风水基础上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主宰这个城市的地理风水、经济地理风水和人文地理风水。而其中就是最典型的风水特征。比如：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某地原来有一个乡级在河流的对岸。由于机构存在的原因，仅商业网点一项，河流对岸就有十几家在当地认为是最大的商店，形成了一条小小的热闹街市。由于种种原因，乡级机构搬迁到别处，那里立即出现了“骤冷”的状况，十几家最大商店，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全部维持不下去，后来留下的三家小店，每家的状态也仅仅是保持一个小摊柜的场面，再无往日的繁华兴隆。一个小小的乡级，没有独立的财政功能基础，其影响能力带来的风水效应反差就能如此巨大，更何况更大的带有独立决策功能和财政功能的机构，其影响力的风水效应可想而知就更大。由此事例也可以推论：决定一个城市风水的是那些在自然地理风水基础上形成的地理风水、经济地理风水和人文地理风水。地理风水、经济地理风水、人文地理风水和自然地理风水的紧密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风水。
城市，明显在更大层度上已摆脱人类对自然地理风水的依赖。发达的交通，天空、地下、地上，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道路，已到了无所不及的地步，形成了网络式的交通便利，不存在象古代对单纯水力的依赖和利用的局限。自来水的实现，完全克服了逐水草而居的事实。电、气的实现，克服了对单一自然燃料——柴、草的依赖。如此等等，包括其它人为因素的实现，这些条件的实现，完全摆脱了人类对自然地理风水的依赖，也有力地证明科学更神奇的事实。
什么叫风水？第一是能供人类生存的条件。第二是更优良的人类生存条件。第三、营利、生意，也就是选择生意上的优良条件。多用科学头脑思维。比如：惠州嘉逸园风水如何？——回答是：就是现代科技的看点，也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风水，比如：没有钢筋、水泥？能造那么高的房屋吗？没有自来水，那里有水吗？没有水，那里能住人吗？没有水，风水再好，也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风水，风水，能满足人的生存、生活条件是关健。又比如：有管道横穿自家院上方影响风水吗？——回答是：有管道横穿自家宅院上方，如果处理不合理，影响视线和美观。管道经过有妨碍今后空间再利用的可能（比如房屋再造加高就存在障碍），还有一个管道技术性问题（如管道技术性能不足，有安全隐患），这些都是属于影响到风水的一种因素。其它意义层面上的风水影响不存在。多用现代科学思考更能说明和说清问题。
风水的实质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创造、选择具有更优越的生存条件、生存优势；合理利用自然客观条件和规律；符合规整、对称、必须、合理、舒服、实用、方便、有利、安全、美观、卫生的要点；合乎力学、科学原理；合乎常识、逻辑，就是好风水。不存在令人费解的特别神秘风水！古代风水，实质就是正确选择优越的自然条件，适应人类生存。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本人从见过的上百处遗址中的结论是：人类在那里已被彻底陶汰，没有再延续种群到今天。风水强调的就是有利、方便、实用，是更好地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用传统风水理论，切入现代建筑设计领域，只怕是盲人摸象，用现代高科技术设计理论切入传统风水领域应游刃有余。对风水要有正确认识：比如植物，可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这些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也就是植物有旺风水作用。身体健康，精力充佩，能挣大钱，不需要耗费医药费用，也就是植物有旺财的效果。从科学、正面认识更能说明问题。比如高层空气好，卫生好，这是主要的。顶层，防渗漏，防雷击的措施要有力，当然还存在其它需要注意的事项。风水只能提醒从多角度思考，技术层面的事，现代科技更精准。传统建筑是以中心中轴对称理论为主。现代建筑，以实用、功能为主。二者基础不同。打个比方，在传统古老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风水理论基础，就象老式马车驾驶技术，能用于指导驾驶现代汽车吗？古代以自然风水为主，现代城市以人为风水为主，二者基础也完全不同，怎么能固守旧教条呢？如：服装店收银台吧台下想接个水管放个水糙便于洗杯子、在风水上不知有没有什么讲究？——回答是：方便、舒适、卫生、安全就是好风水。反之就是坏风水。
又如：过门砖断裂影响风水吗?——回答是：引起房屋牢固性变化和结构性损害，就会影响到房屋风水。房屋的风水，首先就是房屋的实用性、耐用性和安全性，也就是房屋的使用寿命。
阳台前放消防水箱会影响风水吗？——凡是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事情，不会影响风水；只有对人类社会无益的事情，甚至有害的事情，才会影响风水。阳台前放消防箱，不妨害各类活动，是对房屋安全起保驾作用的，不可能会妨碍风水，是有益于风水。
用规整、对称、必须、合理、舒服、实用、方便、有利、安全、美观、卫生的标准去分别评估考量各类事物。符合规整、对称、必须、合理、舒服、实用、方便、有利、安全、美观、卫生，就是好风水。相反，就会坏事，就是坏风水。风水布局再合理，谈不上规整、对称、必须、合理、舒服、实用、方便、有利、安全、美观、卫生等条件，那只能认为是怪论。风水再好，核心必须是要更好地适合人类的居住生活和生产活动。如：主卧的门开在背景墙上在风水上有什么说法？——回答是：主卧的门开在背景墙上寓意、像征性的说法，到了现场可以临机发挥。正大的道理为：合理、美观、实用、方便、安全是正大道理。反之为邪门歪道。又如：风水学，门关应该安门左右边哪个位置？——以方便、实用为准。如果左边实用、方便就安左边，右边实用、方便就安右边。如果门关安上不方便、不实用，就不要安装门关，叫多事，自找麻烦。凡是不方便、不实用、碍手碍脚、自找麻烦的事物，都是风水大忌。
规整：规整的含义是：合理谋划布局，在繁复中见精神。就是要有统一整齐规范标准，整齐划一，不能七零八乱。现代城市和农村中，那些混乱建筑，相互抵消，互相矛盾，从风水的角度论，零乱无序，从事实上看，哪里存在更多贫穷和贫困。如：我家原来是东大门，现在改为南大门，但是西边地势高，一到下雨天，雨水就从门前过流，而且还冲刷西南墙角，这是什么风水，求解——回答是：地形不整齐、不规范。要对地形进行必要整理，使下雨流水规范有序。现在的状况是流水似无头的苍蝇，乱窜。为水流无序，或为流水乱窜。风水如此，人事会相因如形。
对称：对称的核心实质内容是要有中心和重点；由房屋的有中心和重点，诱道人文、行事、为人要有中心和重点，也就是人性要有主心骨，不能是糊涂苍蝇。传统风其实就是对称理论，是受自然和人体美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风水美学观。从圆、方、正这些角度思考，人体其实是一不规则的凹凸形体，但人体有一主要美学特征就是左右对称，作为天人合一的风水观，在传统建筑中体现的基本核心就是：左右对称，前后对称，在对称中求取平衡。
必须：一、是指这些结构和设置必须要，不是多余，是不可缺少的结构和设置。不是可要可不要；有，实质意义不大；没有，对正常生活没有影响的事物。这些结构和设置，是人类必须，服务于人类。二、把这些结构和设置换位置也不适合，也就说，必须是这样。比如，铺双席，为什么要铺双席？需要、必须、实用、舒服、喜爱、欣赏，风水必好。
家中磨砂玻璃隔两间卧室影不影响风水？——回答是：此类问题以是否需要、必须作为衡量风水优劣的标准。家中磨砂玻璃是家中房屋和家具的必要配置构件，不是有毒、有害物质，安装牢固、安全，不影响风水。只有磨砂玻璃不是家中房屋和家具的必要配置构件，是多余配置构件，是有毒、有害物质，安装不牢固、不安全，才会影响风水。
实用：比如窗户只能在哪里，采光效果好，就是好风水。放别的其它位置采光效果差，或根本就不采光，其实就是坏风水。又如：打井水井位置选取，用风水理气的方法位置选得再好，但如果不出水，徒劳无功，完全失去意义，因此打井必须首先选择保证能出水的位置，这就是实用。又如：床头靠窗，化解挂铜葫芦、五帝铜钱好吗？————没有实用价值。如果没有防盗安全网或窗，床头不能靠窗，不安全。把古今中外历代所有皇帝的钱都找来挂上也不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安装防盗安全窗，可抵除挂一万个皇帝的风水钱。又如：卧室内放个浴桶风水有什么不好? 回答是：物品能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肯定最好。卧室内放个浴桶，肯定不是浴桶该放的地方。但事情总是有常就有变，在变通行事更合适的情况下，只要不影响、妨碍正常通行和活动，不影响风水，也可以放在卧室内。又如：坐北向南的两进铺位，我想一边封玻璃，一边安装玻璃门，请教大师，封那边，留那边做门好？——回答是：我不在现场，不能肯定回答，只能原则回答：一、方便出入。二、根据房屋空间和房屋用途(也就是根椐房屋准备做什么），本着合理利用空间、方便实用的原则，二者综合考虑门安装那一边。
最后关于什么叫风水？还可以从其它不同的方向去理解和定义：
为了不伤害失败、受灾的当事人的自尊心，为了不往失败、受灾的当事人的伤口上撒盐，为了不往失败、受灾的当事人的心头上扎针，给予这些人合理的心理安慰，风水学又可称为“退步台阶学”。很多明显是主观失误造成的悲剧，很多明明是主观“无可奈何”的悲剧，如果再从主观上找原因，无疑对当事人的心理是一种再次伤害，而悲剧当事人往往对悲剧的发生总是耿耿于怀，不能释疑，这时风水术总是会导引人们从客观外界找原因，就是客观外界中找不到原因，也可以从“无形的风水术语”定义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其实也就是诱导当事人找一找合理“下台阶”的理由，排解当事人心头的痛伤。风水的这种替人“找台阶”方式，从客观上评估，也可以起到一定层度的对某种心理释怀的作用，但从风水学发展的角度论，具有极大的负面消极作用，严重妨碍、干扰个人主观努力和奋斗，导致风水学的后果总是失败。
为了将主观责任归罪于客观，风水术又可以称为“泼皮无奈术”。如明明是贪污受贿而获罪，风水术可以定义为“财星犯刑冲而带天罗”；明明是因财而生灾，风水术可定义为“财杀并见而遇鬼”。总之，当事人“无过”，而是风水“出错”。这种把主观责任导演归罪于客观，其有利方面可以从客观上起到缓解思想包袱、满足某种虚荣心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思考，它诱使人们不从个人主观方向找原因，不从个人主观方向努力，而把责任向其它方向推卸，这也正是风水术的最大缺点、错误和软肋。
由此又联想到另外别的场景。一个天高气爽的秋天，一位可爱的母亲带着自己心爱的宝贝在室外游玩，宝贝不慎，重重跌了一跤，大声嚎哭，这位可爱的母亲迅速将宝贝扶起来，心疼地爱抚着又轻轻拍了拍宝贝身上的灰尘，然后，这位可爱的母亲对着地头，用双脚的连蹬带踏了数次，边蹬边说：“这该死的地头，害得我的宝贝摔跤，回家拿锄头来将这块地头挖掉，免得宝宝再摔跤”。这时，那位心爱的宝贝睁开泪眼，抽气了几声，也答话了，边哭边说：“快回家拿锄头来，一定要挖掉”。于是那位可爱的母亲带着心爱的宝贝回家找锄头去了。这就是风水的某些作法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我家祖坟坐北朝南， 西北方十米内有口井中间有条路 ， 这口井影响祖坟吗？——对于一定能出“天子帝皇”的风水宝地，墓地西北十米远有井肯定风水有影响。原因是对于天子帝皇来说，天天处在高危、众矢之镝的位置，任何地方少有差错，都会万箭穿心，掉入万世不竭的无底深渊，惨像肯定目不忍睹。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墓地那怕隔二、三米有井或无井都无所谓，因为平民百姓不怕掉入万世不竭的无底深渊，也从来不耽心怕摔得粉身碎骨，原因是平民百姓本身就身处渊底，再也不怕往更深处掉，因此再也不会发生粉身碎骨的事。所以人们又将风水术称为“帝皇术”；风水学称为《帝皇学》。
要想真正懂得什么是“风水”这二字的含义，最好去中国的西北大沙漠和高原去亲身体验一段生活，亲身感悟，才能感触到什么叫风？什么叫水？西北大沙漠，千里无人烟，草木不生，找不到水源，气温偏低，人类和一切生物均无法生存；对比之下，中国的东南方的湿润、温暖气候条件下，一颗种子放在石头上都能生根发芽，生长出可爱的植株，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生命成活的真正动力——那只有水；现在的那些大沙漠，只要水源蓄藏达到一定饱和层度，在极短的时间内，沙漠就会变绿洲，生机勃勃。到了高海拔地区，高原反应严重，呼吸困难，就会想到，低海拔地区的空气是多么的宜人，也就会想到空气——即风的存在是多么的伟大。
风水，也就是某种禁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定禁忌，外国人有外国人的特定禁忌，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定禁忌。中国人的特定禁忌叫风水，外国人的特定禁忌不一定叫风水，但不等于外国人就没有特定禁忌。禁忌的起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形成，起因于习俗，起因于对某一事项的看法，起因于对某些动植物的忌讳，起因于某些文字、文化含义、寓意的忌讳……等等，比如由“困”字“囚”字解释出来的围墙院内不能有“树”有“人”就是典型的戏说；门窗要小，不能太大，太大漏财，这是由缺少木材的地方演进出来的一种禁忌习俗；红色，是源于某些动物对红色特别畏惧而演进过来的禁例；床头不能向西，源于佛、道文化的“人死是超度解脱，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是人的死亡归属地”等等。“西方是人的死亡归属地”，又源于对日出日落的现象的演译思考，既然日落是一天中太阳的归属，人的一生也像太阳一样光辉，归属于西方极乐世界。其它附会此禁例的说法是围绕这一禁例，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而存在的……等等；源于神话，如桃木能避邪就是典型的由神话传说而流传；源于酷暑难熬，西晒房就有许多“煞”的编排；源于天寒难敌，西北门、窗禁忌颇多……如此等等。为了能更好地“从客观外部”找原因和答案，而“不从主观内在伤痛的心上撒盐”，门、窗外，视野能见到的尖、角、独竖、交叉、弓射物体，石头、破碎山体，自然而然就是犯“煞”犯“邪”的实物例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门、窗外视野能见的尖、角、独竖、交叉、弓射物体，石头、破碎山体，找到一两处这些特征肯定十分容易，人们在最困难的时刻，找到了一两件不属于自身主观而属于客观存在的危害物，心中的平衡、舒服感是必定有的。
禁忌，有些是合理、科学的，有些是相因成俗，不代表全部是合理、科学。如：迷信的说法，怀孕了不能定做衣柜？——这种习俗，只能认为在极少数地方和人群中有这种禁例，不能代表普遍。怀孕期间要以安静为主，家中不宜搬动物件和进行修建等，是有现实实例为证；但不代表在外定做衣柜都不可以，定做后不立即搬入家中是可以的。有这类禁例，要区别对待，理智处理，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去思考和解释更合理。

风水是真的吗?

请允许我简单解释一下易学风水的基本概念，为什么家居需要勘测风水呢？我们作为风水师的这个称谓主要就是通过地球磁场学的运算公式来为家居进行磁场的吉凶定位，再配合五行特质的相应的物理与化学作用，从而进行对空间磁场气流的改善，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其实风水这几年已经列入了大学的选修课程了，无论清大，北大，港大，台大等等大学都有开设《易经》学术这门课程，其中风水就是它里面的一部份，你们可以通过网上去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应该用科学的目光重新认识风水这个学术名词的，它虽然称不上精密科学，但更不能与迷信混淆一谈，它与任何都没关系的。风水布局是通过磁场方位学的公式计算而来， 但目前能够真正了解风水的人甚少，而且社会上存在的假风水师特别多，很多都是混水摸鱼的，而且在帮人勘测家居时，只是简单几句说那里不好，这里不好就走了，连基本的磁场方位学公式也不会计算，更不知这是怎么的一回事，更何况说三道四，真的害人不浅的，纵使社会仍然存在太多的假风水师，才让很多人对风水这个名词产生分歧或鄙视之。真正的风水理论其实讲述的就是环境空间的气流磁场变化，由于地球本身所具有的地心吸引力和地球所处宇宙外轨道自西向东旋转的物理运动过程中，不同方位的球体轨迹位置产生不同的磁场气流变化，而且这些自然界中的环境气流磁场是密切地影响着人类起居生活，风水学上的气流也称之为环境气流，有句俗语：环境改变人，意思是指长时间居住在不同的气流磁场下，会产生不同的健康结果，我们在风水布局中所使用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特性，主要是用于改善环境的。比如说：人体对气体流动的最合适速度为每秒约15-20厘米，体内流动速度约为每秒2厘米，它们的共振率约为一比十，当外界气体流动大于体内流动，人会感到不舒服 ，所以风水师遇到有气流冲煞的时候，就会替客户用屏风或植物去抵挡气流速度，使人达到舒畅效果。前提下，风水并不是万能的，哪家风水师说风水是万能的，那是吹牛的，风水是人类起居生活的一种辅助力，如果好好运用，它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具有先明的预见性，同时能够充分提高创业的成功率，风水师就像古代为皇帝打江山的军师一样，他们给客户提供的就是这种无形的辅助力，俗语所说的三七文化，意思是指人的创业仕途多数是持有3分的运气，7分靠自己，我们能为客户所贡献的就是这种30%的外助力，通过布局让客户的家居尽可能走上一个旺财旺丁之局，尽量避开不良的空间气流，为你们达到催吉避凶效果。风水的气流是无时无刻都在变动的，所以我们受过《易经》教学的学生，在帮人勘测家居、厂房等风水的前提下，都会告诉客户，风水是每一年勘测一次的，如果你认为风水只勘测一次就完事的话，那我诚心告诉你，想清楚后再邀请我，或者你在第一次邀请我为你布局的时间内，能验证出良好的改善结果，那我希望你次年再邀请我继续为你勘测，的确，风水的布局是一年勘测一次，因为地球的自转变动，所以磁场也随之而变化，布局也跟随磁场的变化而改变。如果你们明白我此时所说的话，我相信你已经对风水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了。只因过去，我很怕一些客户误会我，特别一些比较传统的长辈，都认为风水看过一次就完事了，而现在我要求客户每年勘测一次家居，他们会否怀疑自己被骗呢？其实不会的，真正认识风水的人一定认同我所说的话，日后如果你所邀请的风水师没有磁场方位学计算的，而且随便说三道四，几分钟就离开的，那才是给骗了，这样的风水师最好不要邀请，免得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更怕害了自己。

简述风水观念的基本内容及其文化与心理含义

把风水放在一起讨论一下,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可以说风水的一半作用与心理有关.当然也有一定的自然因素.
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不妨连起来一起读做：堪舆风水地理。我们也不妨可以这样解释：堪（观察天）、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什么，就是风、水、地。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什么，也是风（空气）、水、地（土地）。请大家在说风水的时候不要把“地”忘了。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这里所指的风水应是风水的原义。
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是什么，三就是水。把老子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晋人郭璞传古本《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有人认为这是风水一词的起源，其实郭公这里就已把风水狭义化了。
顾名思义，就可见中国古代的风水学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博大，多么的重要。那些把风水学当成封建迷信的看法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无知。
后来有人把风水学归类于道家五术之一，这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不但所谓儒释道三教都乐于此道，就连那些家，军事家，教育家也都把风水地理作为必须掌握必须精通的知识与学术。所谓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是也。只不过后来有些遗贤术士把风水学引入太过功利化和神秘化的方向了而已。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庭、子女的盛衰吉凶。
可以说，现代汉语词典把风水定义为“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是片面的，把风水狭义化了。定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庭、子女的盛衰吉凶”，这是把风水丑化庸俗化了。
什么叫迷信，益福堂个人以为，彻底的相信和肯定，是迷信，而彻底的不相信和否定也同样是迷信。
在日常生活中，风水一词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比较广义的意义，泛指附近的空间、山、水，树木等自然环境。比如说这里风水真好，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等。一种是比较狭义的意义，专指阴宅（祖坟）和阳宅（住房）。比如说做风水，你家有好风水等。
为了方便理解，本文的风水一词是指广义的风水。狭义的风水，直接用阴阳宅一词。
古代的阳宅阴宅，不管是官衙与民居，不管是贵族坟与平民坟，大部分都有风水师的一份功劳。所以现代人必须承认，风水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不容诋毁的贡献。
风水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地为观察了解对象，以人为依归，以人为服务目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本主义学问。

风水是科学还是迷信 风水迷信害人不浅

解释的清楚的是科学，解释不清楚的是迷信，他不害你，是你没看透彻，说到底他是一门地理预言术

汕尾陆河的客家人的“风水”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它是我国古代一门十分博大庞杂的理论。
《辞海》对“风水”是这样解释的：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一家的祸福，也指做住宅，相墓葬之法。
《辞源》对“风水”的解释是：“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
我国的风水意识产生很早。椐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到了殷周时期，已开始有了文字记载相地活动。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周洛邑。在营建洛邑之前，亦仅复勘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昭浩》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可以说殷周是风水的孕育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空前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这个时期出现的《周礼》、《管子》、《考工记》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经验及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秦汉是风水术形成时期。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理论为风水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神学影响下，在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的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风水宝地，而且要选良辰吉日的观念，已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内容。据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中所述那时的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几乎都是专职的。这个时期有关风水的专著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葬历》等。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难于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三国时魏国著名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相蓦著称于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曾相信墓人的话，葬已故父亲于卧牛地。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著作，如魏管的《管代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黄帝宅经》等。
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他主要流传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现在的客家地区，在当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风水术还没有流传到这里。
风水术在闽粤赣地区的繁衍和发展
风水术是随着客家先民迁入赣闽边区的。解除海禁以后，风水术也跟随着客家人的外迁，带到海外传到东南亚各地客家先民们远离了中原战火，来到地处僻远，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象横行，鳄鱼肆虐，瘴气熏人，虫蛇出没的闽粤赣山区生活。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外，还得有一些适应环境的办法，其中定居下来就是一个首要问题。可是闽粤赣山区地形复杂，溪河遍布，且多蛇兽侵袭，选择一块好的地方来建房安家，显然比中原平地复杂得多。因为风水术中的阳宅理论的宗旨就是追求房宅建筑选址的方位布局与周围环境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平和，所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当时风水先生中有不少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他们有文化和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懂得天文地理，使用指南针、善于观察地貌、水质优劣。因而在当时风水术在客家先民们的定居生活和以后开发山区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讫求平安，福荫后代的潜移意识之下，北方的风水文化便在客家新区生根、发芽、结果。这也是中原文化为主体向南扩散的必然结果。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所知，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人主要是杨筠松。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详其始末，惟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际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
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 正龙子经》一书。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先生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人请去外地看风水。《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奉曾被皇帝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
到南宋时，并从“形势派”中衍生出一个新的的流派“ 理法派”由。王及等人创立。王及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宁，利用其风水术为当地人勘测阳宅、阴宅， 被称为福建派。理法派风水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
明清时期，形势派和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位沙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风水术虽然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很盛行，但是历代的思想家们都曾经对风水术进行过批判。早在东汉时期，大思想家王充就持激烈的态度猛烈批判了风水术中的迷信思想。明朝的著名的思想家张居正反对风水术中宣传的“葬地能作人祸福”的迷信思想。他引用了《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话来批判了风水术中的迷信思想，说明了“人的凶吉祸福，都是本人所作所以为而招至的”。自古以来，不信风水的开明人士很多，他们在自己的论著和言论中批判风水迷信思想。
风水术对客家人的影响
因为风水术这种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它的承传性。唐宋以来，风水术更是日益兴盛，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很重视选择阳宅和阴宅。
客家先民迁入粤闽赣三角区之前，这里的原住居民是古越族的后人--畲瑶族少数民族，他们崇信的是“巫文化”。在他们与北来的中原汉民发生融合时，也势必把“巫文化”的因子掺入客家文化中。这种“巫文化”跟风水术中的迷信成分完全合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风水术，受着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文化的影响，并披上了浓厚的迷信的色。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浓厚的迷信色。它积淀着客家人的传统素质，成为客家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具有它的承传性和顽固性，这就是风水在客家地区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中原万里迢迢南迁的客家先民对“风水论”情有独钟，并且有着某深刻的历史根源。“风水论”中，首推“崇尚天地”思想完善。“崇天” ：居所内专设香火坛位，逢年过节、初一、十五，烧香拜佛祖最勒：助香火将人的心愿带上“灭”与天祖相通，空是群众迷信者的心理因素。“尚地”：“遍投土地伯公，保佑饭长五谷杂粮，丰衣足食焚想成真。总之，“风水论”初哀者是帮助人们合理选造屋场，实现“风水宜人，协调共生”倒良好愿望。
旧时客家地区的人们，迷信鬼神信风水。城乡村各地普通建神庙，甚至有些地方的神庙比学堂还多，乡村里到处都有什么公王、沙官、井头伯公、树头伯公等。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婚丧喜事，大小建筑，都要请风水先生勘察地利，择良辰吉日，自古至今长盛不衰。客家地区的人们，常为了求一个好屋址或墓穴，不惜长期供养堪舆师，以丰美酒食招待。这为先生招摇撞骗创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一些不懂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的风水先生，靠背诵几句“地理口诀”欺骗那些真诚地希望得到适宜休养生息之地的人们，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伴随客家民系在闽粤赣边区整体成型，明清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很盛行。
查阅文献资料：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有道之。” 据吴兰修著的《南汉志》载：五代南汉皇帝刘岩于乾亨六年（公元945年），听信风水术士的话，前来程乡松口（即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避灾。清代王之正编《嘉应州志》记载：“（嘉应各县）感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十年必启视，贮以瓦罐……甚至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坟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俗之愚陋，莫此为甚。”“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胶执而不通。往往因争一穴之地，小则废时失业，经年累月，大则酿成人命，家破人亡。”据《梅州传奇》一书所载清乾隆年间，嘉应州（今梅州）知州王者辅在职期间，精通堪舆曾经在梅州各地勘察风水。在此我们亦可以窥见当时客家地区风水术之兴盛。
客家社会风水活动有的与争夺生存资源、争夺经济利益相关。有些地方则把风水术当作宗族群体斗争的一个策略。有人利用人们崇拜祖先，以建造祖先陵墓作舆论，挑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冲突、斗争，为害社会。客家社的一个特征是宗族组织很发达，并且有长久的传统。所有的宗族，就是以同姓和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为基础的亲族组织，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它是处于社会末端的非正式权力组织。客家地区是以家业生产为主，水田和山林等对家民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源。这些基本生活资源与住宅地、墓地一起，成为宗族间争夺对象的。从这些现对象说明，表现出了客家人的“风水”信仰，也是“风水”信仰的结果。
古人不但为生者繁衍的选择地理环境建筑涵意风水的住宅，而且还十分注意为是死者选择葬地。在许多人看来生者都是在先辈的亡灵屁护下生存的。于是千方百计地为祖宗寻找佳的安葬地，似乎把先辈的躯体灵魂安到葬风水佳地，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永受其益，那些葬于地下的尸骨就可保佑他的子孙逢凶化吉，福禄寿康。这种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的影响下，使“卜葬”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几千年的重要原因。
宋朝是我国风水史上的高峰期。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中阴宅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在渊源上有共同之处，在本质上则是一致。这为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前提－－墓地位置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供了一套圆通的解释，因而促进这一时期风水术的兴盛。
迷信的“风水阴宅理论”，长期以来毒害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如风水先生在为你的祖宗择阴宅时。要是预言你家族中会出读书人，人们会把它当作一种“精神支柱”。父母、亲戚们对你产生很高的期望，对教育的态度就会变得积极。然而有很多成功者，在他的事业成功以后，他对人和社会并不怀有感激之情，他只有感谢“祖宗风水”。失败者也并不记恨社会，他只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祖宗的风水不好”而死了心。人们把“风水”当作一种“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宿命的思想方法。
我们在进行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中，建国前梅州城乡各地都有专职的风水先生，其中有些风水先生是文化水准高的人。建国后，风水术和风水先生在客家地区渐渐失去了市场，这个时期风水先生们不敢公开活动。然而风水说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除，尤其是在偏僻落后的山乡农村，迷信风水术的不乏其人。有的人建房时先请人看风水，埋葬死者也要请人看看哪里合适作阴宅。十年文革期间禁止风水活动，风水先生们只能在暗中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客家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普遍建造新住宅，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风水活动又恢复起来。这些年，风水文化兴盛一时，城镇的书店、书摊里的风水书籍摆满书架。新的一代风水先生应运而生，他们为人建阳宅、阴宅选址和设置房间等活动。这些风水先生有专职或兼职的，有些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有的人还借助计算机信息处理复杂的案例，甚至建构多学科、全方位的风水理论模式，使风水术向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风水术更广泛地深入影响了客家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建筑中的风水理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明清时期梅州已经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各地普遍兴建文峰塔、水口塔。
文峰塔多建在城镇附近，以祈文教昌盛、科官发达。水口塔建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以镇水患。客家地方还流传着有些姓氏的祖屋和祖墓是风水宝地的故事和传说。
在客家地区，风水术在民居建筑上被普遍应用。
如梅州围龙屋门前的池塘和屋后培植的风水林，屋内的厅堂、天井布局等。在客家地区，风水术在民居建筑上被普遍应用。居住不但要能结合自然地理特点，而且还要具有兼顾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环境特色。如“在山能触沾山林运，近水能收水产财”，这大概是客家人创造的“以人为本”的居住环境车创造条件相结合的一个典型。还有一种“负阴抱阳”论，其核心是把人居环境看成是阴阴相抱的综合体，如山区客家民居，以“背山向阳（阻凭或开阔阳面）”为佳坩，认为有静靠（山）而纳日月精华之利；平原以“背有依托前有旷野”为宜，能形成动静相结合的空间有局。村居则以围龙（方形或半圆形）屋为典型，屋居与穿堂过厅（道）联结，形成一个循环气流体系，保证居室清新空气流通；大小不等的院零承接阳卷雨露、日月精华，有纲气通风的回环流层。而以“人居中心”的庭院小天地，又与周围乃至广袤的大天地相通：阴阳相抱而得盎，顺应自然而业兴的家居，历经几世风雨苍桑至今依煞可见。如客家民居门前的未坪晒谷，年节舞狮饭了人气；坪前鱼塘养鱼：年年有余兆头好，兼调节气候防火灾；坪前或过道有水井，生活取用方便；屋背祖公山林木茂盛，含养狄土，更有宗族人丁兴旺的象征等。自古至今《周易》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处的居住环境的风水论盛行于世，成为客家民居、民俗一大特色。
应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建塔可为当地增设人造风景区，改变一个地方的自然景观，还可以满足于人们的心理需求。文锋塔和客家人祖屋前的功名楣杆（旧时凡考上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或四品官以上可在自己祖屋前竖立楣杆，因学位、官位不等规格也不同）相似，可以激励文人们的进取心，使当地成为一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人文秀区。从而也说明了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居住的环境，来满够他的个人需求，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以此激发人的生机，经过自己努力帮助事业的成功。

福建的风俗习惯是什么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著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著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著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信仰相辅相成的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著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四)明清时期：民风渐趋奢侈、颓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风趋于奢侈。在福州，据记载：“夫婚嫁侈靡，珠玉莹煌，商财贿也。博戏驰逐，樗蒲百万，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游闲公子，饰剑履妖服，怒马扬扬过里门者，为富贵容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泉州的奢侈之风更甚，耻贫夸富成为时尚，“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形成耻贫心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闽西、闽北地区，俭朴传统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嘉靖时(1522～1565年)建阳“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乾隆时光泽“嫁女犹从厚，设宴必欲丰。少年衣装必尚华丽，城乡演剧，耗费无穷。”(清·乾隆《光泽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一些乡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习，如尤溪“平民鄙俭崇奢，以服食相矜。”(清·乾隆《尤溪县志》卷3《风俗》)同时，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倭寇侵扰，赋役繁苛，大量自耕农破产，其中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民间赌风、争讼盛行。《南安县志》载：“嘉靖被寇以后，一切失业细民，率趋、椎剽、嚣讼之计，以幸旦夕。”《同安县志》亦称：“赌风盛行，匪自今日；赌弊最甚，莫如头家。”(转引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类似记载，在旧方志中随处可见，带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国时期：新旧民俗并存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福建，逐渐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的农民沦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弃农为商，做小本生意，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的嬗变。中西文化发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出现许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体，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先后在各地出现。与此同时，厦门、泉州、福州等城市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陋习，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城镇中的传统民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国时，欧化民俗还波及乡村，《长汀县志》载：“盖邑人渐染欧化，踵事增华，奇技淫巧之事，声色货利之食习，骎骎乎遍及各乡，尤以城市为最。”(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

这一时期，民间服饰、器用、交际、婚俗变化较大。在服饰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发垂辫。辛亥革命前后，男子有剪辫之举，城里人学西方剪短发。女子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剪发者渐渐增多。官员在清代着官服，有钱人家长袍马褂，出门以坐骑、轿子代步。辛亥革命后，官员着中山装、长袍，出门或以轿车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装革履，使用怀表、座钟、留声机等洋货，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在礼仪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见到达官贵人要下跪作揖，毕恭毕敬，官场更有各种繁文缛节。辛亥革命后，提倡平等，废除封建官场仪节，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在婚姻礼俗方面，少部分人冲破封建旧俗，自由恋爱，婚礼也不似往昔之铺张；在教育方面，新型学校增多，还建立了女子学校。许多华侨热心家乡的办学、建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弃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习尚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在广大农村，传统岁时节庆、生产习俗、民间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动仍无多大改变。但总的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民俗并存，传统民俗仍居主导地位。

(六)1949年以来：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的风尚

中华人民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福建民俗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十分重视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人际关系上，根本改变旧社会穷人与富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尊卑关系，确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大家以“同志”互称，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了旧时的官僚腐败作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和人民的领导，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蔚然成风。在生产习俗上，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旧时的求神治病、祷告祈雨等愚昧落后习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习俗上，城镇居民多着列宁装、中山装，农民穿本地装，尚青、蓝色；出门旅行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旧时的坐轿、骑马现象明显减少，以至消失；生病求医成为城乡大多数人的共识，旧时“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基本破除，人民花大气力彻底杜绝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等丑恶现象。在婚姻礼俗上，各级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事新办，逐渐蔚然成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婚事大操大办，受到抵制和舆论批评；法律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流行数千年的童婚、溺婴、纳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在丧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励丧事从简。农村虽沿袭土葬，但风水堪舆、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渐淡化。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取得成效。在岁时节庆上，仍保留传统节日，其内容已赋予新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除表演舞龙、舞狮、演戏等传统节目外，还有看电影，举行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铺张浪费、祭祀鬼神等旧俗逐渐淡化。遇公历元旦、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欢庆节日，城乡一般要组织报告会、文艺演出、球类比赛、游园或参观等活动，气氛热烈而富有意义；在信仰上，人民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加强无神论教育，用科学知识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民间迷信活动大为减少。

这个时期，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还十分重视对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本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民族采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习也逐渐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民俗现象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四旧”，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许多正常的民俗活动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严重扭曲。传统节日除春节外，多被禁革，过春节也要“革命化”，除夕吃“忆苦思甜饭”，大年初一不准舞龙、舞狮，不准演唱传统戏剧；人们服饰单一，传统的旗袍等服装均被禁止。各地庙宇大多被摧毁或封闭，或改为仓库、学校，菩萨、神像均被捣毁，甚至许多文物、艺术品也被作为“四旧”加以破坏、烧毁，等等。

二、福建民俗特征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生活的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条件相适应，总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福建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福建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征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个来源：

1.秦汉以前的原始土著民俗。福建原始土著居民在秦汉之前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秦汉以后，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唐朝人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前期闽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闽越族的部分习俗成为历史遗迹，还有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福建其它民俗。

2.汉族民俗。汉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福建民俗的主体。志称：五代时，闽北多为江北避乱之民，所以“备五方之俗”(《八闽通志》卷3《地理》)，闽西也“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陈一新《赡学田碑》转引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福建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习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在福建民俗中。

4.外国民俗。宋元时期，泉州为世界著名港口，对外贸易繁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赀累巨万，列居郡城。”(清·光绪《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番学”，信仰伊斯兰教，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外来民族虽然后来基本上与汉族融合，但一些特殊习俗却保留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传入福建。特别是近代以来，福建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汉族民俗固然为福建民俗的主体，但福建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自成体系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自古以来，福建的信仰特别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福建沿海地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当普遍。《闽书》载：“福州……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女作多于男。女人能轿，取女轿三十户以应内宫之役。”(《闽书》卷38《风俗》)晋江的“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百工技艺，敏而善仿。”(清·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闽越族的部分后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并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

2.不同地区汉民俗的融合。中原汉人迁徙福建，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以中州移民为主，还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的汉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在具体习俗上还是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福建后，汉族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泉州汉民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信仰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除道教、佛教、民间及其他民间信仰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各种传统与外来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

(三)区域性

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区，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因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区。连城、清流、大田等山区县，竟然没有本县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邻的乡村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纷繁复杂著称于世，在中国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区流行。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以民间信仰为例。临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方言区内流行，妈祖的信仰中心在兴化方言区，王爷、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方言区，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北方言区，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客方言区，等等。

在同一方言区内，不同府、县的民间信仰又有所差异。以闽南方言区为例：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辅顺将军马仁、辅胜将军李伯瑶、辅义将军倪圣芳、辅仁将军沈毅的宫庙在漳州府属各县较多，广泽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师在安溪、永春、德化影响较大，青山公在惠安县拥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各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同一县内，每个铺、境、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为例，旧时泉州城分为36铺94境，铺有铺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庙130多座，奉祀着100多尊神灵。境主神的神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闽南地区更甚，俚语有“生在苏杭，死在闽南”之说。但闽南地区的不同市县，或同一市县的不同乡村、同一乡村的不同人家，丧葬礼俗的繁简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更不敢奢望举行寿诞之礼，能煮碗寿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错了，不少人甚至终生没做过一次寿诞。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的民俗中普遍存在。

(五)娱乐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并乐意参与，需要有一定的娱乐性。福建民俗的娱乐性尤为突出，以祭祀为例，福建的祭祀活动往往伴有丰富多的戏剧演出。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进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媚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落成、神灵点眼、庙会、祈雨、五谷丰收、斋醮仪式等等活动都要演戏酬神。最典型的是连丧葬也要演戏媚神，俗称“和尚戏”或“丧戏”。如政和县：“初丧，置酒召客，演剧喧哗，以送死之礼。”(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仙游县：“父母之丧，久停未葬，必觅堪舆。……葬毕，晏酒演剧，乡里道贺。”(陈盛韶《问俗录》卷3《仙游县·金斗》)清末，泉州丧葬演戏媚神成为风尚，时人吴增在《泉俗激刺篇·丧戏》中写道：“流俗是非太倒置，作大功德竟演戏。大小班，无小备，男女眷，无不至。嬉谑笑语，嫌疑不避。毫无哀痛心，大有欢乐意。破费计百又计千，人多称其孝，戚友称其贤，鸣呼其然岂其然。”祭祀活动与戏剧演出相结合的习俗，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虽说是为了“酬神”、“媚神”或“娱神”，但在客观上却取得娱人的效果。

(六)神秘性

自古以来，福建的信仰特别发达，史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宋史》卷89《地理志》)志书亦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八闽通志》卷58《祠庙》)福建民间所奉祀的神灵十分繁杂，既有闽越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残存下来的鬼神，又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民族所奉祀的各种神灵，还有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特别是福建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他们需要什么就创造什么，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盘古、女娲、西王母、彭祖等)、古典小说中的角色(如齐天大圣、猪八戒、通天教主、姜子牙、八仙、四海龙王等)被奉为神灵，而且岩石、老树、花草、枯骨、家禽家畜、泥土、家具等等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不受限制，其随意性是中国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总之，福建境内的神鬼几乎无处不有，充斥于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了十分庞杂的神鬼体系。发达的信仰深刻地影响着福建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附带了各种祭祀活动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

(七)辐射性

福建民俗具有辐射范围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清时期，以闽南人为主的福建人大批渡过海峡，移居岛，闽南的民俗几乎全盘移植到，成为民俗的主体；二是明代以后，闽人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带去福建民俗，不同程度影响了居住国的民俗；三是福建民俗还辐射影响到日本的琉球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