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的占卜师可以通过观察,占卜到底有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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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米拉战役
伊苏斯战役以后，亚力山大继续执行他的战略计划，进军腓尼基和埃及。公元前332年8月，推罗城陷落，波斯海军主力腓尼基舰队投降，这标志着波斯海军的瓦解和蒙农战略的流产。亚力山大给了大流士将近2年的时间重整旗鼓，而后者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重建波斯军队。
大流士下令在帝国各省强制征兵，组建了一支数量极其庞大但质量低劣的步兵部队。他还主持了波斯军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武器换装，波斯骑兵大部分都配备了鳞片甲，过去惯用的标枪也更换为希腊式样的长矛，步兵则换装更大、更厚重的盾牌。大流士殚精竭虑寻求击破马其顿密集阵的良策，最后寄希望于卷镰战车(Scythed Chariot)。古典史料记载，波斯战车由4匹被甲的骏马拖拽，每辆战车有驭手和士兵各1人，装备长约三米的矛，弓箭以及数支标枪。战车的车辕向前突出数米，顶部装有锋利的冲角，显然是用于突破敌人的盾牌防线；轮轴两头还各装有一米长的三棱镰刀，冲进希腊密集阵时高速转动的利刃无坚不摧，能够扫杀近旁的敌兵。波斯战车由于车身笨重，速度并不快，但冲击力惊人，理论上讲的确是对付希腊密集阵的利器。
古典史学家们对高加麦拉战役中参战的波斯军队数量众说纷纭，亚里安认为有骑兵4万人，步兵100万人，战车200辆；迪奥多罗认为波斯骑兵有20万众，步兵80万人，战车200辆；最保守的科丘斯认为波斯步兵战斗部队有20万人，骑兵4万5千人，战车200辆。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科丘斯提供的数字比较合理，因为在古典时代一支百万人的大军根本无法供给。大流士检讨伊苏斯战役，将失败归咎于战场地形的狭窄，无法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于是他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精心选择了战场。高加米拉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东岸，在巴比伦以北约300公里，毗邻著名的波斯帝国大道，因而后勤运输可以得到保障。高加米拉的地貌是平坦开阔、略有起伏的砂土地，非常适合骑兵活动。大流士特地让人将战场中央铲平，以便于波斯战车冲锋。他还花了很多时间操练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以使他们能够协同作战。
尽管大流士精心准备，并占据各方面的明显优势，他最终还是不可思议地输掉了高加米拉战役，也输掉了他的帝国。近现代军事史学界对此战的研究，都集中在亚力山大高明的战术指挥，而把大流士的失败归咎于他的胆怯，因为古典史料大多记载，大流士面对亚力山大的冲击时再一次魂飞魄散，逃之夭夭。这个说法留下很多疑点。由于现存古典史料都是希腊罗马学者的一面之辞，我们并不能确定在高加米拉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破译的一批古巴比伦泥版雕书，也就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天文日记”(Astronomical Diaries)，提供了与西方古典史料大相径庭的记载。事实上，彪炳战史的高加米拉战役言过其实，并不能算作亚力山大最耀眼的杰作，因为早在开战以前，大流士就败局已定。
公元前331年9月初，亚力山大在完全平定埃及以后，终于率领大军从叙利亚北部进入两河流域，向波斯腹地进军。经过两年征战，亚力山大此时控制了孟菲斯(Memphis)、萨迪斯(Sardis)、大马士革等名城，财力已是今非昔比。他将大量金银运回马其顿，用来招募更多的部队。大约1万5千增援部队在亚力山大东中赶来会师。这样高加米拉战役之前亚力山大的兵力有所增强，总共将近5万人。其中步兵有4万人，包括重装步兵1万8千人；骑兵7千人，包括近卫骑兵2千人。
和二百多年以后进军波斯的克拉苏不同，亚力山大选择行军路线时非常谨慎，他渡过幼发拉底河以后并没有立刻南进，而是继续向东渡过底格里斯河，然后沿着库尔德山脉南行，这样就避开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沙漠地区。为了保障自己的后勤补给线，亚力山大在行军路线上筑城3座，并部署了卫戍部队。马其顿大军一路上都有波斯轻骑远远跟随，不用说那是大流士的侦查部队。波斯王显然想诱敌深入，马其顿大军安然无恙渡过两河，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大流士这个策略相当务实，波斯军队有数十万众，粮草消耗惊人，离巴比伦越近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小；相反马其顿军队劳师袭远，越深入两河流域腹地，后勤供给的压力就越大。
同伊苏斯战役前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那个波斯王相比，此时的大流士俨然判若两人。伊苏斯战役的失败固然严重动摇了大流士的声誉，包括太后、王后、和王子在内的所有王室成员落入敌手，这对大流士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有致命的打击。亚力山大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将波斯王室一直带在身边当作人质，并以礼相待。在高加米拉战役序幕阶段的一系列心理较量当中，亚力山大以征服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傲慢地两次拒绝波斯王割地赔款赎回人质的建议，非常成功地重挫大流士的自信心，期望大流士对亲人的牵挂焦虑干扰他对战役的策划指挥。高加米拉战役前夕的大流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寄希望于一场决战来挽救自己的帝国、家人、和尊严，这必须是一场光明正大、完美无缺的胜利，因为任何瑕疵都将使大流士无法洗尽耻辱，完成自我救赎。
然而在高加米拉战役前发生的一起天文现象，就已经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果。古典史料记载，在战役爆发前11天出现了月食现象。现代科学家经过计算，将这次月食时间定为公元前331年9月20日。古巴比伦“天文日记” 这样记载：“大流士5年乌吕卢月第13天有月全食，月亮完全变黑，挡住了木星，四指以外的土星可见。月食完全时，西风劲吹；月亮重现时转为东风。”
月食发生时，马其顿大军刚刚渡过底格里斯河，而波斯大军正在南面100公里的地方严阵以待。古典史料记载，当晚马其顿大营乱成一团，马其顿士兵奔走呼号，埋怨亚力山大把他们带到天涯海角，攻打别人的国度，导致天神盛怒，遮掩了月亮的光辉。亚力山大指使军中的祭司亚里斯坦德(Aristander)出面，声称希腊人崇拜太阳神阿波罗，波斯人崇拜月亮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因此月食是不利于敌方的征兆，这样才勉强平息了众人的恐慌。几天以后的夜空出现流星雨，不用说这又使马其顿人惶恐不安，亚力山大不得不下令就地扎营，整整4天按兵不动。
月食当晚波斯大营同样一片恐慌气氛，不幸的是大流士面对这种局面丝毫无能为力。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数百年来一直用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根据他们的经书，这次月食是波斯王亡国的征兆；月食当中劲吹的西风，表示征服者将从西方来；月食完毕以后转东风，表示战败者必须逃向东方才得保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类似中国古代的易经，是波斯贵族的必读科目，波斯人对此深信不疑。月食出现的那天，所有对天文略知一二的波斯贵族，包括大流士本人，都明白波斯帝国大势已去。
大概基于这个原因，大流士在9月24日派特使求见亚力山大，第三次提出停战请求，愿意割让幼发拉底河以西所有的波斯领土，赔款3万塔伦黄金，以及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作为条件。因为兹事体大，亚力山大召集将领开会，当场宣读了大流士的来信。以帕马尼奥为首的在场大多数马其顿将领表示大流士的提议可以接受，帕马尼奥对亚力山大说：“我要是亚力山大，就会接受这些条件。” 亚力山大丝毫不留情面地反唇相讥：“我要是帕马尼奥，自然会接受这些条件。” 对于野心勃勃的亚力山大来说，他心目中的战利品是整个波斯帝国，而不是区区西面一隅。
罗马史学家科丘斯记载，当大流士得知亚力山大再次拒绝了他的求和，悲愤呼喊：“亚力山大，我到底对你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罪？难道你的哪一位亲人为我所杀，因此我的暴行应得这样的惩罚？” 此时的大流士，真可谓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几天以后，大流士举行战前阅兵，面对数十万大军说道：“你们坚定不移的忠诚，让我相信我依然是你们的国王。” 他随即号召大家为自己的亲人和祖先的墓地而战：“我们将为生存而战，你们的父母妻子将如同我的家人一样落入敌手，除非你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横亘在敌人面前，保卫亲人的自由。” 这一席话充分体现了大流士战前绝望沮丧的心境，也间接折射出整个波斯大军低落的士气。
高加米拉之战，亚力山大面对的是一支数量众多，装备精良，但人心涣散，抵抗意志薄弱的波斯大军，他们已经不再奢望胜利，只想为波斯王最后一次尽忠效力。
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后，马其顿侦查骑兵很快发现了波斯大军的踪迹，亚力山大立刻领军沿底格里斯河东岸急速南下。与此同时，大流士派巴比伦总督马扎依(Mazaeus)率领3千骑兵北进6公里占据一座高地，监视亚力山大的动向。9月25日傍晚，马其顿大军在距离波斯大营10公里的地方扎营。虽然从马其顿大营看不到波斯军队，但波斯人马的喧嚣清晰可闻。入夜，波斯营地的灯火照亮了南方的天空，碰巧此时夜空突现流星雨，四下飞散，望去犹如在天边闪烁的篝火。马其顿士兵误以为身陷波斯重围而惊恐万状，亚力山大不得不下令加固营垒，此后4天按兵不动以稳定军心。罗马史家科丘斯认为，如果此时在附近监视的马扎依趁机率骑兵突袭，必能重创马其顿大军。可惜忠于职守的马扎依未能抓住这个战机。
9月30日清晨，马其顿大军拔营，组成战斗阵形向波斯大军逼近。马扎依完成监视任务，领兵撤回本部。大流士认为亚力山大准备即日决战，也命令波斯大军进入预定战场，摆出一个正面宽达8公里的巨阵。正午时分，马其顿大军进占马扎依此前盘踞的高地，从这里向南望去，广袤的平原上黑压压地遍布波斯军队，人喧马嘶，盔甲闪亮，长矛如林，令人触目惊心。马其顿官兵见此景象瞠目结舌、面面相觑，亚力山大虽然一向天不怕地不怕，此时也不禁忧心忡忡。他破天荒地下令暂缓进攻，就地扎营。下午，亚力山大派出轻骑仔细勘查战场，并亲自靠近观察大流士的排兵布阵。高加米拉战役的开局阶段，亚力山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小心谨慎。
当晚，亚力山大召开战前准备会，征求诸将的意见。老成持重的帕米尼奥认为马其顿官兵此时军心不稳，士气不振，不宜与波斯大军光天化日下决战。他提议发动夜袭，因为在黑暗中马其顿将士只能感受到身旁战友的簇拥，看不见敌人庞大的数量，这样有助于保持士气；而波斯军队来自五湖四海，相互语言不通，在黑暗中很难指挥调度，更容易被击溃。在场的马其顿将领几乎都支持帕米尼奥的提议，可见面对波斯兵力的绝对优势，马其顿官兵此时极其缺乏信心。亚力山大非常干脆地否决了帕米尼奥的想法，表示自己不屑于“偷窃一场胜利”；再则探马报告波斯大军并没有回营，而是留在战场上保持战斗队形原地休息，阵线前沿遍布游动哨兵和篝火，这种情况下夜袭是不可能奏效的。
鉴于恐慌气氛遍布军营，亚力山大接受祭司亚里斯坦德的建议，换上白色的礼服开坛祭拜众神之神宙斯和战神雅典娜，祈求保佑。仪式完毕以后，亚力山大回到中军大帐就寝，他苦思冥想破敌良策，在脑海中推演了4、5个作战方案，直到被疲倦征服而坠入梦乡。这天晚上马其顿将士提心吊胆怕波斯人前来偷袭，因此睡得并不安稳。俗语说得好，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大流士也担心马其顿军队前来夜袭，因而让他的部队整夜保持战斗队形高度戒备。波斯士兵枕戈待旦，疲惫困顿地望着天边渐渐现出鱼肚白，听见远处马其顿的大营传出集合的号角声。这是公元前331年10月1日的清晨，而波斯大军中将有4万多人的生命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天亮以后马其顿将士惊骇地发现，一向非常警醒、总是最早起身的亚力山大居然没有出现在帐外。于是众人交头接耳，都猜测亚力山大由于恐惧临阵退缩，不敢出帐。最后帕米尼奥不得已进入亚力山大的帐篷，发现他正在酣睡，连声呼唤而不应，只得用手将亚力山大推醒。面对帕米尼奥等人的询问，亚力山大回答说：“你们以为我心里没有想好对策以前，能够安然入睡吗？当大流士实行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之时，我绝望得不知所措；现在他准备同我决战，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天哪，我的祈祷已经得到神的回应！你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去，我马上给你们具体的指令。”嘹亮的号角声随即响起，马其顿官兵迅速出营列阵，只留下数千色雷斯轻装步兵守卫辎重马车。
大流士看到左翼骑兵进展顺利，认为决战时刻已经来临，于是命令两翼骑兵全线出击。马扎依统帅的右翼骑兵部队立刻扑向坠后的马其顿左翼，从正面和侧面发动集群冲击，并派出3,000精骑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马其顿大营。与此同时，波斯的战车突击集团也开始向马其顿密集阵发起冲击。亚力山大显然对波斯战车早有研究，部署的散兵线正是它们的克星。波斯战车铁轮滚滚，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疾驰而来，马其顿游击步兵们灵巧地躲过正面冲击，在其侧面跟随奔跑，步兵们几人一组分工协作，有的用盾牌抵挡波斯战车兵的长矛，有的用标枪攻击缺乏铠甲防护的役马肋部和车夫。大多数波斯战车没有冲到密集阵前就失去行动能力。马其顿步兵方阵训练有素，让出一条条通道避开剩余的波斯战车，这些战车全部被马其顿后卫部队缴获。虽然古典史料没有具体说明，但马其顿阵线向右移动，已经偏离波斯右翼战车方阵的攻击线路，而冲锋的波斯战车并没有骑兵支持，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部署在波斯中央和左翼前沿的战车部队。
波斯右翼骑兵对马其顿左侧的迂回扯动也迫使后者不断延伸防线，受其牵连左翼的特萨利骑兵不得不左移以保持防线完整，这样又带动他们右边的马其顿密集阵第5、6方阵左移。密集阵右边的前4个方阵面临两难选择，是跟随左移，还是原地不动。跟随左移将暴露亚历山大近卫步兵的侧翼，原地不动则会造成密集阵的脱节。根据亚历山大的战前部署，密集阵前4个方阵的任务是配合右翼，因此第4方阵指挥官美利格毅然决定按兵不动。这样密集阵战线很快脱节，波斯右翼骑兵的迂回扯动又将马其顿阵线撕开了第二个缺口。大流士看到马其顿密集阵洞开，立刻派遣波斯中央阵线的禁卫军骑兵和印度骑兵从缺口高速突破。马其顿阵营正承受着两翼波斯骑兵强大的压力，此时又被劈成两半，而突破的波斯禁卫军无论从后面攻击哪一侧的马其顿阵线，都会导致其迅速崩溃。看起来波斯阵营已经胜利在望了。
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突破密集阵的波斯骑兵并没有从背后攻击马其顿阵线，而是高速穿过第二道防线左侧的缺口，直扑马其顿大营。显然波斯禁卫军得到大流士的明确指令，不惜代价解救他的母亲和儿女。战前亚历山大对大流士的心理刺激终于奏效，对亲人的牵挂果然使波斯王在关键时刻失去理智，将胜利拱手相让。波斯禁卫军同马扎依派遣的3千精骑汇合，轻易驱散了看守马其顿大营的色雷斯步兵，然后开始劫掠辎重马车，寻找王室成员。根据古典史料记载，当大流士的母亲从仆人那里得知波斯军队大获全胜，觉得难以置信，居然拒绝跟随波斯救兵离开大营。无论如何，大营失陷沉重打击了马其顿官兵的士气，帕米尼奥派人请示亚历山大如何应对，亚历山大回答说：“告诉帕米尼奥，不要在乎一点后勤物资的得失，如果我们赢得胜利，连波斯人的大营也将属于我们。”
马其顿军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糟糕的局面，不但两翼被敌人迂回包抄，阵线中央被敌骑突破，连大营也失陷敌手。马其顿官兵的抵抗意志已经到达崩溃的临界点。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根据古典史料记载，一支苍鹰突然飞临马其顿阵线右翼上空，在亚历山大的头顶盘旋。祭司亚里斯坦德立刻跳上一匹战马，沿着马其顿阵线奔驰，大声呼唤：“看那支盘旋的鹰，这是马其顿胜利的征兆！” 后世史学家大多认为“盘旋的鹰”其实子虚乌有，很可能是亚里斯坦德为了振奋马其顿官兵的士气编造出来的。高加米拉战场是松软的砂土地，数十万人马几个小时的混战势必扬起漫天尘土，这种能见度下马其顿官兵根本无法看到一支低空盘旋的鹰。无论如何，显然这个征兆极大地鼓舞了马其顿将士的士气，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马其顿阵线突然坚挺起来，第二线的希腊联盟步兵甚至反攻大营成功，将波斯骑兵驱逐出去。
当马其顿军队和波斯骑兵以及战车激战之时，亚力山大和他的2千近卫骑兵一直按兵不动，等待战机。大流士下达总攻命令以后，波斯左翼骑兵倾巢而出。不知为何他们并没有攻击亚历山大领衔的近卫骑兵方阵，而是一起涌向激战正酣的马其顿右侧防线，让后世史学家大惑不解。福勒提出了几种可能性，也许波斯将领误解了大流士的命令；或者波斯骑兵攻击近卫骑兵方阵时遭到马其顿散兵弓箭和标枪的袭击，下意识地向左规避，结果不由自主地卷入马其顿右侧的混战。波斯左翼骑兵的全部出动，使左翼和中央方阵的接合部出现缺口，拱卫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军方阵的侧翼暴露出来，亚力山大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亚力山大立刻率领近卫骑兵以楔形向波斯希腊雇佣军的侧翼猛冲过去，而3千近卫步兵在左侧紧紧跟随，马其顿密集阵右边4个方阵也依次前进，形成一道斜线，从正面攻击波斯中央阵营。接下去战局的发展和伊苏斯战役同出一辙，希腊雇佣军在来自两面的夹击下崩溃，将大流士和他的禁卫军步兵暴露在马其顿骑兵的锋芒之下。亚力山大在一群近卫骑兵的簇拥下很快冲到大流士战车近前，在这里遭遇波斯禁卫军的拼死抵抗，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斩杀数人。此时亚力山大和大流士相距大概只有30米，因为根据希腊史学家迪奥多罗记载，两人几乎同时向对方投掷出一支标枪，都没有命中目标，但大流士的车夫被亚力山大投出的标枪击毙。
古典史家对下面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亚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载，大流士看到车夫毙命，魂飞魄散，再次跳上一匹快马逃之夭夭，而波斯王的逃遁导致整个波斯阵线的崩溃。科丘斯和迪奥多罗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合乎情理的描述：由于战场上漫天的沙尘，大流士近旁的波斯官兵只能模糊地看到波斯王战车上有人被标枪贯穿身亡，都以为中枪的是大流士本人，立刻迸发出一片哀嚎之声。然后整个波斯左翼莫名其妙地溃退，引发雪崩效应，波斯中央阵营也很快溃不成军。据科丘斯记载，大流士拔出弯刀打算自尽，又不忍心抛弃战场上依然浴血奋战的波斯将士，犹豫片刻以后不得不在众人的簇拥下撤离。由于亚里安和普鲁塔克的著作影响较大，近现代史学家大多倾向于大流士率先逃离战场的说法。
古巴比伦天文日记则提供了这样的记录：“乌吕卢月第24天早晨，世界之王(指亚历山大)竖立起他的战旗。两军激烈交战，(波斯)王的士兵遭受惨败。部队抛弃了他们的王，撤回各自的城市。他们向东部逃遁。” 这个来自波斯方面的唯一记录，显然印证了科丘斯和迪奥多罗的记载。天文日记所谓“部队抛弃了他们的王”，无疑是指波斯左翼部队率先溃退。当时波斯左翼两万骑兵对阵数千马其顿侧卫部队，占据明显优势，绝对没有溃败的道理，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左翼统帅拜苏下令全线撤退。大概拜苏远远看到大流士周围的混战，听到波斯禁卫军的哭喊声，断定大流士不幸阵亡，战斗已经失去意义，于是下令撤军。
波斯左翼和中央阵线溃败的时候，马扎依统帅的右翼骑兵在这一侧几乎取得了胜利。波斯骑兵同时从马其顿左翼的正面和左侧发动进攻，尼亚铁甲骑兵以密集队形一次又一次地冲击马其顿方阵，并不断向侧后迂回。帕米尼奥看到局面异常被动，派人向亚历山大请求援助。帕米尼奥征战五十载，以见多识广、临危不惧著称，此时破天荒地求援，可见马其顿左翼的确危在旦夕。亚历山大得信以后，不得不放弃对大流士的追击，领军驰援左翼。正巧奔袭马其顿大营的数千波斯骑兵原路返回，和行进至半途的亚历山大近卫骑兵狭路相逢，于是爆发了本次战役最激烈的骑兵战斗。双方都是精英部队，波斯骑兵急于夺路而逃，而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着急救援同伴，于是展开殊死搏斗，在此阵亡的近卫骑兵就有60人，而伤者数百。最后这股波斯骑兵杀出一条血路得以逃生。
等亚力山大摆脱波斯骑兵的纠缠，到达马其顿左翼时，战局已经发生逆转。大流士败退的消息很快传到波斯右翼兵团，马扎依立刻领军撤向巴比伦，高加米拉战役落下帷幕。古典史料对波斯军队此战的阵亡人数说法不一，最保守的科丘斯也估计有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逃亡途中。马其顿军队阵亡500人，伤者不计其数。几天以后，巴比伦总督马扎依投降，亚力山大兵不血刃进入这个千年古都，被加冕为“亚洲之王”。
总结高加米拉战役，波斯军队的确已经尽其所能。大流士对马其顿军队的优缺点研究的相当透彻，他的战役部署扬长避短，非常有针对性。虽然波斯战车的表现差强人意，但波斯骑兵将机动性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多点进攻加上大范围扯动，使马其顿各条战线同时承受巨大的压力，阵形很快支离破碎。波斯骑兵实现中央突破，将马其顿阵线劈成两半，波斯的胜机率先出现。只可惜在大流士眼里，亲人的安全和波斯王的尊严显然比国家和军队的存亡更为重要，这个指导思想使他在关键时刻错失良机。波斯阵线的突然崩溃，是偶然也是必然。虽然拜苏的错误判断具有偶然性，但波斯将士因为战前月食的缘故，普遍认为波斯帝国气数已尽。笼罩在这种心理阴影之下的波斯军队斗志薄弱，经不起意外和挫折，面对亚历山大的致命一击，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亚历山大既然愿意在地形平坦开阔的高加米拉，打一场波斯人擅长的运动战，应该早就预料到战役初期的被动局面。对于亚力山大来说，此战唯一的取胜机会，在于马其顿防线被波斯骑兵迂回突破，阵营分崩离析之前，抓住大流士指挥的漏洞发动致命一击。这无疑是一场豪赌。亚力山大其实是在和时间赛跑，倘若波斯中央阵线的缺口出现得晚一些，或者近卫骑兵的向心突击不能立刻达到目的，摇摇欲坠的马其顿防线肯定会率先崩溃。亚历山大已经不是第一次将他的将士置于背水一战的绝境，无论是在伊苏斯，还是在高加米拉，马其顿军队都只有取胜一条路，失败则万劫不复，绝无可能全身而退。亚历山大此战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战术安排和战役指挥，而是他孤注一掷、舍我其谁的霸气。高加米拉战役，是一场后人无法效仿、无法复制的胜利，只有受到命运青睐的天之骄子才能取得这样不可思议的胜利。
星座的起源???
星座起源于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巴比伦人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已提出30个星座。那里有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从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波斯弯，所以又叫“两河流域”地区。
两河流域文化传到古希腊以后，推动了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古希腊天文学家对巴比伦的星座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编制出了古希腊星座表。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综合了当时的天文成就，编制了48个星座。
中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需要向外扩张，航海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船舶在大海上航行，随时需要导航，星星就是最好的指路灯。而在星星中，星座的形状比较特殊，最容易观测，因此，星座受到了普遍关注。16实际麦哲伦环球航行时，不仅利用星座导航定向，而且还对星座进行了研究。
1922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决定将天空划分为88个星座，其名称基本依照历史上的名称。1928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正式公布了88个星座的名称。这88个星座分成3个天区，北半球29个，南半球47个，黄道附近12个。
而我们平时所讲的星座也就是黄道上的12星座。它们各有关于自己的一些神话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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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在古代就有了12圣兽，公羊，公牛，屎壳郎........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波斯湾。它们所流经的地区叫做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两河的定期泛滥，给这一区域带来了适宜农耕的肥沃泥土。这里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并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因此，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苏美尔人就开始在这里定居繁衍，并逐步开创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先河。此后，这里成为民族融合。商业贸易和文化碰撞的热点地区。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交替统治这一地区，他们互相借鉴、融合，共同创造了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自然科学与艺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古代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需要比较准确的历法。人们通过对月亮盈亏规律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制定了太阴历。即把两次新月出现的间隔期作为一个月，一个月29天或30天，一年分12个月，全年共354天。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差六天多，于是，他们又设置闰月来解决。即有些年份为13个月。太阴历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展。
古巴比伦时期，人们不仅能将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还绘制了星象图，把天上的星体按方位划分星座，共12站，每站30度。现在我们说的黄道带，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些星座的名称如天蝎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天秤座等一直沿用至今。
新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的人们确立了星期的概念。他们把一个月分成四周，每周七天，每天由一个星神主管，即日、月。火、水、木、金、土。这种计日的方法，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两河流域的人们很善于经商。商业贸易要求精确的计算，河流泛滥需要每年丈量土地，这些都离不开数学，数学也因此发展起来。
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运用10进位法，同时兼用60进位法。10进位法为圆和时间的计算提供了便利。当时，人们把圆分为360”肥一天分为12时，每时30乌斯，一天共360乌斯。他们不仅掌握了四则运算、分数、三元方程，还能测算不规则多边形面积和梯形面积，并求出圆周率为3。
当时，王室还规定并公布了长度、重量和容量的标准。
古代两河流域的雕刻艺术成就非凡，其中，圆柱印章是他们的杰出成就之一。
所谓圆柱印章，是在名贵的圆柱形小石材的表面刻上阴文，在胶泥上滚转以留下印记的一种印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圆柱印章，刻于公元前3400—前2900年。印章的内容丰富多，有几何图形、符咒图案、神话故事等。印章的用途，由驱凶避邪，逐步发展为私有财产的标记。
体现古代两河流域石雕艺术成就的，还有《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的浮雕和著名的猎狮浮雕。
文字与文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两河流域多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石头上刻下了图形文字，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创造性地用声杆或棒把简化了的图形文字压刻在半干的泥板上，或晒干或烧干，其笔划由粗到细，很像木楔，所以，我们称其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发明后，在两河流域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中得到承袭和改造，在西亚地区广泛流行，形成了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不仅如此，它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古代埃及文字和腓尼基文字，为腓尼基文字过渡为世界通用的字母文字，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历经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楔形文字被两河的泥沙覆盖，公元前后，更先进的字母文字取代了楔形文字。1835年，英国学者罗林生在伊朗发现《贝希斯敦铭文》，并于1857年释读成功，楔形文字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从而诞生了亚述学。
1621年，意大利商人瓦拉在伊朗高原古波斯帝国柏塞波里斯王宫的遗址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把它拓了下来带回欧洲，但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764年，丹麦人尼布尔出版楔形文字的拓片，并作了释读，从此，学术界的研究和破译工作开展起来。19世纪初，德国学者格罗特芬释读取得重大突破，确认了波斯楔形字的9个字母。1835年，英国驻波斯外交官、著名东方学者罗林生，在伊朗西部的悬崖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制成拓片。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1857年，罗林生在格罗特芬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释读了古波斯文，继而与巴比伦文相对照，最后释读了西亚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同时，英国的塔尔波特，法国的奥波特、爱尔兰的辛克斯也分别破译了楔形字，从此，楔形文字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经济样式，频繁的民族冲突和多变的格局，使两河流域积淀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智慧的两河流域的人们利用成熟的文字，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神话、诗歌和箴言。著名的如《埃努玛·埃立什》、《洪水的故事》等，文学成就最高是的《吉尔伽美什》。
史诗《埃努玛·埃立什》是一部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故事。它叙述了马尔都克与女妖决战后，创造了日、月、星座以及江河湖海和万物，又创造了为神服务的人。《旧约》中创世纪说，基本上源于这个神话故事。《洪水的故事》就是《圣经》中“洪水灭世”和“诺亚方舟”的故事蓝本。《吉尔伽美什》起源于苏美尔时代，经过历代传诵，成书于约公元前2000多年。该史诗共3000余行，用楔形文字分别记述在12块泥板上。该史诗文字泥板，现今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史诗描写了英俊勇武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为修筑城墙和神庙而引起民怨，遭天神使者思启都暴力干涉。交战中，二人不仅结成生死之交，而且在除暴安良时，救女神伊什塔尔于困厄中。之后，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女神的爱情，遭因爱成恨的女神的报复。英雄杀死女神的使者后，众神为惩罚他，使恩启都染病身亡。为救朋友，他历尽艰辛求得复生仙革，却不慎被蛇吞食。史诗故事曲折动人，它既反映了两河流域的多神观和神的拟人化，也反映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法律由于地域环境、民族构成的复杂和格局的多变，两河流域及周围地区的信仰呈现出地方性、狭隘性和时代性的多样性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的不可能发展为世界性的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为世界性大的形成提供丰富的养料。
两河流域的人们关于世界起源、上帝造人、洪水灭世、诺亚方舟等传说，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圣经》的来源，也为伊斯兰教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两河流域的特点，还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完备的占卜体系，西方的很多占星术源于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注重立法的习惯，这也是两河流域的人们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的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苏美尔人首先跳出习惯法的圈子，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典，可惜的是，这部法典只有片断流传至今。此后的历史岁月中，两河流域的人们制定了《乌尔纳姆法典》、《苏美尔法典》、《俾拉拉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亚述法典》等等。其中，影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汉漠拉比法典》。
1901年，J·摩尔根指导的法国考古队在伊朗埃兰古都苏萨遗址发掘时，发现了刻在石碑上的《汉谟拉比法典》。据考证，埃兰人入侵巴比伦时，将石碑作为战利品运回了苏萨，并磨刮了其中部分碑文，日后史学家根据其他泥板文字上的法典抄本片断，大体补上了磨损的部分。现在，该石碑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汉漠拉比法典》由三块黑色的玄武岩合成，高2．25米，顶部周长1．65的米，底部周长1．90米。法典是由楔形文字书刻，共3500行，282条，由序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意志。《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是两河流域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对以后两河流域乃至古代希腊、罗马法典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成为研究两河流域和西亚社会状况十分珍贵的资料。
城市与建筑古代两河流域是西亚商路的必经之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社会经济，使这一地区率先由城邦进化为城市。但由于战乱频繁，城市一再被毁。两河流域最著名的城市代表，是新巴比伦王国（前626—538年）第二位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投人巨大力量重建的千年古城巴比伦城。城市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宫殿、庙宇无数，最著名的就是“空中花园”。
巴比伦城建有3道城墙，城墙分别厚为7米、7．8米、3．2米，城墙上能四匹马并行。主城墙长达74公里，内侧两道砖砌城墙略呈方形，方圆16公里，共有3000多座塔楼。城外挖有深沟，还有一套复杂的水利建筑工程，平时作灌溉交通用，战时可淹没城周围地区。
所谓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实际上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他的米底宠妃而在土台上建造的假山花园。假山每边长120米，高25米，用石柱和石板一层层向上堆砌，直达高空。远远望去，像是空中花园，故名。假山共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用大石柱支撑，层层盖有官室。为防止渗水，每层铺上浸透柏油的柳条垫，上面再铺两层石砖，还浇铸一层铅，然后在上面培上肥沃的土壤，种植奇花异草，并设有灌溉的水源和水管。
文化影响两河流域多变的格局、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地处西亚商路要冲的地理位置，不仅使这一地区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且还使这一地区成为周边地区文化的集汇地和中转站。
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的建筑艺术，明显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古代埃及的早期建筑几乎全用石料，后期出现了砖，而砖的大小和形制与两河流域几乎完全一样，有些建筑的扶壁也像苏美尔的样式。晚于两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城市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两河流域相似。
处于两河流域边缘的波斯（今伊朗），无论是城市建筑、机构，还是、文字、教育制度等，都深深地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
两河流域的信仰，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尤其巨大，《圣经》中的很多故事、神话传说和教义，大多源自于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文学、天文学、法律、数学以及商品观念等，对西方世界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两河流域的文化在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基于自身文化的特点，也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外来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商人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早期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那些专业的占卜师或算命师是怎样预言一个人的命运的?
根据中国古老的预测术留传下来的经验对命主分析。以盲人为最高水平.
占卜师一般都是怎么预言的?
主要通过八字、姓名、面相、风水综合论断，具体地讲，是由一套公式和数据的，外行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