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柱清册的作用,四柱清册出现于什么时期

四柱清册的“四柱结算法”的历史地位

“四柱结算法”的创立和运用，是我国唐宋时代在中式会计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是我国古代的会计工作者在管理社会经济实践中创造的科学结算方法，它的产生、运用和发展完善，在会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宋代到清代，“四柱结算法”在实际运用中，已成为系统反映王朝经济活动或私家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式会计方法的精髓。它集中归结了中式会计的基本原理，是中式会计方法的精髓。
“四柱结算法”的发展完善与普及运用，不仅为我国会计分析方法的产生创造了基本条件，而且为我国由单式记账发展到复式记账奠定了基础。在“四柱结算法”的影响之下，我国明末清初，出现了中国固有复式记账法的早期形态——“龙门账”；也是由于“四柱结算法”和“四柱”式会计报告编制方法的影响，这个时期在民间会计中产生了中国固有的复式记账法——“四脚账”。
“四柱结算法”的创立、运用，是中国会计对世界会计方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会计核算，都曾有过重要影响。1494年卢卡·帕乔利在其《数学大全》一书中列示出“一人所有财物=其人所有权总值”的平衡公式，标志着西式平衡结算法的创建完成。西式平衡结算法与中式“四柱结算法”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原理和作用却大致相同。如果把西式平衡结算法产生的时间确定在13世纪的话，那么，我国“四柱结算法”的创立和运用，比西式平衡结算法的出现要早好几百年，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这一方法一度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的“四柱结算法”，不仅得到世界会计史学家的肯定，而且普遍受到世界会计学者和研究者的重视。

山西票号的兴衰与我国会计发展的关系

论山西票号之兴衰
摘 要：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英语中票号被称为“Shangxi Bank”。今天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它们辉煌的业绩，而是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曾走过的兴衰成败，留给后人的思考。
山西票号存在的历史背景
票号，又称为票庄或汇兑庄，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
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的产生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就客观条件——即背景来说，是在明末清初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和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结束的时刻产生的。具体来说是：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商业进入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出现了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经营资本的困难。工商业为寻求解决资本困难的途径，企业之间相互以商品形态提供信用，从而发生了商业信用，并有了工商汇票的流通；商业信用可以调节某些企业的暂时资本困难，但充其量不过是工商业自有资本的充分利用，并不增加工商业资本的总量，所以商业信用不能完全解决工商业经营资本的困难，向社会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从而在康熙、乾隆年间发生了银行业——账局，为工商业发放贷款和办理存款。账局发生于京城、冀、晋等地区。没有账局的地区，江南典当铺为粮、棉、丝商人押物贷款；广州上岸，外商借款给华商。这说明，工商业经营资本困难和需要社会提供借贷的普遍性。典当铺虽“子息取轻”为粮棉丝商提供贷款，但它最后并未转化为银行。
乾隆嘉庆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量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因此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展较快，年度之内有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流转，依旧沿用着起镖运现的结算方式。按说，大量货币的运来运去，商人是会要求改变运现方式为汇兑方式的，可是账局只经营存款业务而不经营汇兑业务，故而账局只设在一城一地没有分支机构。这是因为，国内民间尚处在书信不通的历史时代，故不具备经营汇兑业务的条件。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商业普遍实际着总分号制，以及出外经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讯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从而促成民信局的产生和发展，结束了我国民间书信不通的历史，为银行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是供了条件。民信局由浙江宁波商人创办和主要经营，发生于“嘉道年间”，传递书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数银钱。民信局实行分支机构制，一家信局在许多城镇设庄，一个城镇有民信局几家到一二十家，故而能邮通天下。
这就是票号产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山西平遥县商人继承工商汇票的经验，于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
山西票号迈向辉煌的成功经验
一、 明确的产权和公司治理结构
晋商当然不懂什么现代企业理论，但票号作为一个企业，其制度设计却与这套理论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现代企业理论强调，企业的效率来自产权明晰，而且最有效的产权形式是股份制。票号实行的正是股份制，票号的资本称为银股，分为正股与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资，通常由多个投资人出资。每股高者有1万两银子，低者有2000两银子，中间有5000两银子。股东多者有20多个，少者也有近10个。例如太谷志诚信共有21个股东。在这些股东中有一家最大，称为大东家。正股中还有倍本银和护本银，由原有股东所分的红利转化而来，以便增加资本，防范风险。正股不拿利息，只参加分红。银股中的副股是由东家、大掌柜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转化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参与分红，相当于向票号的贷款。由这种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它已经具备了现代股份制的两个特点。股权多元化和股权相对集中。在票号中代表所有者决策的是大股东，其他股东仅是参与分红。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准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个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它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转与运营。业务多为“南银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二、采取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银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要有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一缴二存一该，或者该十进二存十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套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为20余种），以及记载来往的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贪污等行为。1879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百兴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83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由一人书写，笔迹可辩；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十二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慎生盘”。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
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中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去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三、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翎、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3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期满后即可领取，从年薪2两或4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或乾的记载，100两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
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
山西票号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
一、战争、货币、是影响票号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
从全部中国近代金融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战争、货币、(政策)是影响金融业兴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
票号的发展在“八国联军”侵入和辛亥革命风暴中受到的战争炮火和变革的猛烈冲击，对它造成了巨大创伤乃至致命打击。庚子之变后，山西票号虽还有过一次恢复性的兴隆，但这终究不过是“回光返照”，内部受损坏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勉强支撑了10年，到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成立，它所有的特权和优势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撑不住这一大厦的倾塌。
变革对金融业影响如此之大，但为什么性质相似的上海钱庄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崩垮。这是因为钱庄并不象山西票号那样依附于清朝。票号结纳官吏，与关系密切，一旦革命爆发，的存款、汇款停止，汇兑协饷等无法再承做，资金来原断绝，而另一方面贷款不能收回，贷款只重个人信用不讲究物质抵押的风险完全暴露出来。既丧失了营业基础，又复遭受巨大的赔累和亏损，等待票号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运。
再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争阻滞，使各省应解京都的银两银元无法运到北京，清廷才允许票号承汇官款，这实际是为票号带来了新机遇。它由此扩大了营业规模，并由此建立和加深了与及官吏的特殊关系，票号又兴盛了数十年。说结纳官吏、与现政权关系密切是它兴盛的原因，也是它终于消亡的根缘，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二、 山西票号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
山西票号走向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太平天国的影响，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有甲午战争的摧残，有外国银行的排挤，也有自身内部的竞争。然而，很重要的一点，甚至是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山西票号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这种局限性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山西票号一般均采用无限责任制，这是其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行无限责任制，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的家产做为票号债务的担保。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资本家极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而且，它实行联号制，与其它的产业有密切联系，更增加了导致其经营风险外部因素的多样化与复杂化。票号一旦破产，涉及面极广，会影响许多其它股东和工商业实体。
第二，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在总经理负责制的家长制特色下，总经理会拥有威胁到票号前途、从而威胁到股东利益的权力，但股东则只能依靠解聘做为惩罚手段。这种二元的权力制约机制很难达到一种合理的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封建制的影响，没有能够进一步向三元制极力制衡结构发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败性所在。
第三，各个票号各自为政，难以联合起来组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大金融集团，而且资本量小，所以竞争力就很弱，无法与后起的银行抗衡。各票号由于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对待，很难产生一种向心力。同时，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但业务量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所以，加上清末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其迅速倒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山西票号总部偏居一隅，信息占有量少，反应迟缓，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它与封建官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 使得其受政局影响也很大。这一切就成为山西票号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到清末，时代发生大变动，而旧式票号却依然只看到票号表面的繁荣，没有能主动地顺应社会改革对近代沿海银行管理体制进行积极借鉴，以求自存，进行自我革新。这样，山西票号终因守旧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而为时代所淘汰。
票号存在的历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辉煌也就是30多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也不能希望票号成为现代企业，它有其本身无法克服的时代局限性和弱点。许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但票号这位“乡下祖父”的许多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越走近票号，你就越会觉得它是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
参考书目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
杨端之：《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62。
孔祥毅：《金融贸易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陈其田（台）：《山西票庄考略》，华世出版社 “中华民国67年”2月台一版。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M].中华书局，1989.
明代会票制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A].山西地方研究[C].第二辑。
五、账簿制度
 组织完备，登记详密。账簿多至十几种
 万金账（东伙开办合同、股利分配等）、
 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 庄来往汇款）、
 老账（即流水分类记）、
 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
 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
【我国会计发展史】
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会计发展经历了原始记录计量、单式簿记和复式簿记三个主要的阶段。大约在西周王朝前后，我国进入了单式簿记阶段。
根据《周礼》记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会计工作组织系统，有"司会"、"司书"等会计官员专门从事会计工作。职内、职岁和职币等会计官员分别记录收入、支出和结余会计账簿。并建立了定期会计报表制度、专仓出纳制度、财物稽核制度等。
东汉及以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四柱清册”为核心的记账算账会计方法。在11世纪，中国的会计方法在当时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导性作用。
进入12世纪后，南宋的"审计院"设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财物出纳印信勘合制度、黄册制度，以及继承两宋之制所实行的《会计录》编纂制度与钱粮"四柱清册"编报制度等，也依然闪烁着中式会计的历史光辉，为世界会计史研究者所肯定。
公元1O世纪至15世纪中叶，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经济萌芽在沿海地区的出现，中国的民间会计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期间，不仅以"四柱结算法"为核心的中式会计的方法体系建立完善，而且账房组织制度已经形成，故中式会计在当时世界会计发展史上依然占有一定地位。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四柱为基础的"龙门账法"和"天地合账法"等记账方法。
从15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在、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此，文明古国的会计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过去了，近500年左右的世界会计史一直朝着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会计在吸收西方会计精华的同时，自身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假以时日，中国会计一定能重现历史的辉煌。
考察百年的会计历程
时无论远近，地毋分南北，凡粗通会计者，成知会计言行在记账、并账事务上；
计较世纪的会计结果：
民弗别内外，人莫辨长幼，凡研习会计者，皆晓会计思维于复式、平衡关系间。
国仿效会计常用公式之形式，草拟会计演变进程及其成就之构成要素，计六项，曰：
会计实绩：在特定时日反映出的通过专业行为取得的会计工作成果，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的专业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的综合状态。
会计学术：指导会计行为的专业理论。
会计规范：制约会计行为的专业行事标准。
会计变革：一定时期内会计行为综合变化的结果。
会计进步：促进会计取得优异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良好贡献以及由此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
会计弊端：阻碍会计取得工作成果，为社会经济提供劣质贡献以及由此产生消极社会影响的会计专业行为。
在上述六要素中，会计实绩、会计学术、会计规范等要素、从静态方面反映着特定日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状况，代表了特定日期会计的一般水平。会计实绩状态与同时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平相匹配，特定的会计实绩状态为与之同时存在的会计学术、会计规范水
平所制约，而会计学术、会计规范则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其中：会计学术的丰富、发达程度在专业理论和技术意义上引导、指导会计行为的发展趋势，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而会计规范的涵盖、健全程度则在行事标准和操作依据意义上约定、判断会计行
为的正确和有序，从而决定着同时的会计实绩状态。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
会计实绩=会计学术十会计规范
六要素中的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等要素，从动态方面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会计发展状况，代表了一定时期内会计的变化程度。会计变革情况取决于同时期的会计进步和会计弊端两要素的共同作用，一定的会计变革结果被与之同期存在的会计进
步、会计弊端程度所左右。其中：会计进步在促进会计为社会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意义上，推动着会计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地同步健康发展，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而会计弊端则在阻碍会计为社会经济履行应有职能的意义上，导致会计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甚或出现与社会发展相背离，从而决定着同期的会计变革情况。上述诸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可表述为：
会计变革=会计进步—会计弊端
纵观百年的会计历程，会计的每一进、退步伐，无不验证着上述诸要素的存在及其相互关系。例如：20世纪30年代，面对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植根于长期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式簿记面临着西式复式簿记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有鉴于此，会计界的有识之士发起改良中式簿记运动，对传统的中式簿记首次考察其历史，分析其现状，肯定其可用，剔除其不利，并参以西式复式簿记的精华，形成对中式簿记的系统总结与改良，重塑为集中式、西式簿记长处于一身的改良中式簿记。一时间，习者似潮，从者如流，亦为后来推行西式复式簿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此乃由会计进步而致会计变革修得善果、及致会计实绩获积极状态之证明。再例如：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历经十载，社会生活失序，人民思维单一，法治荡然无存，经济濒于崩溃。于会计领域：理论研究空白，规范大破不立，运行秩序失调，操作缺依乏据，基于此，会计几致瘫痪。此乃由会计倒退而致会计变革终获恶果、累致会计实绩处消极状态之证明。
古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李世民《旧唐书。魏征传》）；故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西哲亦称：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F.Bacon《Essays》）。值此世纪更替之际，反顾百年会计历程，咀嚼个中辛甘滋味，以此告慰昨天、启迪来日，堪为益事！
今试以百年会计进程为对象，揭其荦荦大者，赫赫显者，借用世纪凭证、世纪账簿和世纪报告的形式，连缀成文，以为中国世纪会计之回顾。

会计的发展历史

古代会计阶段
文明古国如中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与希腊都曾留下了对会计活动的记载。后来，欧洲庄园的管家需要就其管理成效向庄园主汇报。
我国《周礼》中有会计官职的设置，如“司会”，掌管国家和地方的财产物资。
元代就形成了“四柱清册”，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意思就是“原有的+新得到的=拿走的+还剩下的”。
巴比伦人民精于组织管理，设置“专门记录官”。
埃及首先出现了“内部控制思想”。
印度与希腊出现铸币，并记录在账簿中。
近 代 会 计
一般认为近代会计始于复式簿记形成前后。 1494年，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中专门阐述了复式计帐的基本原理。——这是会计发展史上第一个里程碑。
%人们称我为“会计之父”，但是我并不是复式簿记的发明人，这是许多人的智慧结晶。我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而已。
——卢卡-帕乔利<-- #EndEditable -->
#复式簿记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随后传播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又传入德国、英国、法国等
工业化革命后，会计理论和方法出现了明显的发展，从而完成了由簿记到会计的转化。
1.折旧的思想
在工业革命出现以前，耐用的长期资产往往比较少，商人们一般都是将耐用财产在报废时一次性冲销，或者将耐用财产当作存货（未销售的商品），继而在年终通过盘存估价增减业主权益。但是随着长期资产的日益增多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做法已经无法正确地确定盈亏，因此长期资产应该在其经济寿命期内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分摊，“折旧”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2.划分资本与收益
企业规模日益扩大，投资者与经营者日益分离并更加关心投入资本的报酬。因此，必须将业主的投资与投资报酬收益进行严格的区分，使得会计人员必须严格区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同时也要求进行收入与成本费用的恰当配比，更使收益表成为对外披露的重要报表之一。
3.成本会计
重工业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扩大使企业的制造费用激增，成为产品成本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着企业生产的日益复杂化，制造程序与费用的归集与分配也相应复杂。这些变化都对成本会计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最终，以存货的计价作为突破口，形成了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成本会计核算方法。
4.财务报表审计制度
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日益明显。作为不参加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所有者，必然关心投入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因此要求管理当局定期提供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财务报表。但是又由于管理当局与所有者之间微妙的利益对立关系，同时也由于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所有者（可能并不具备会计专业知识）对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表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希望能够由客观、中立的会计师进行验证，以增加财务报表的可信程度。这就形成了财务报表审计制度。
1854年，苏格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特许会计师协会，这被誉为是继复式簿记后会计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现 代 会 计
“公认会计准则”(General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的“会计研究公报”(ARB)的出现为起点。这一会计发展阶段，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都取得惊人的发展，标志着会计的发展进入成熟时期。
#公认会计准则
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起到了催产的作用。经济危机过后，人们认为松散、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挽救会计职业，会计界认为必须着手制定会计准则。1934年，第一批会计准则得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会计师协会的共同认可，这批准则共包括6项内容，即
（1）利润必须实现：
（2）资本盈余不得用以调剂任何一年的当年收益：
（3）子公司并购前存在的盈余不得算做母公司的己赚取盈余：
（4）公司职员的应收票据与应收账款单独列示：
（5）库藏股股利不得作为收益：
（6）捐赠资本不作为盈余。
1937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公布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法规《会计系列公告》（Accounting Series Releases，ASR），并在ASR No.4中将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利赋予会计职业界，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则保留有监督权与最终的否决权。以后，会计准则制定团体先后经历了“会计程序委员会”（CAP）、“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以及现在的“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其中，FASB自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公布了133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SFAC or FAS）。
%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都取得惊人的发展
除了公认会计准则的出台外，新的会计分支——管理会计逐步形成与发展。早期的管理会计主要体现为执行性管理会计，侧重于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管理会计逐渐由单纯的执行性管理会计阶段，过渡到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把决策会计放到主要位置的现代管理会计阶段。管理会计从传统的、单一的会计系统中分离出去，是会计发展史上第三座里程碑。
另一个重大的发展是会计研究方法上的拓展：
70年代以前，规范性会计研究法占据主导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后，实证会计研究开始出现并逐渐取得了与传统的会计研究方法共领风骚的地位。
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逐步实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这样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科学研究思路，从而既保证了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性，也能使会计理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避免了“空中楼阁”式的尴尬！

试述改良中式簿记的历史意义

中西簿记法优劣之争久矣。崇尚西式者，每以为中式簿记一切皆不足法，不值得改良。尊信中式者又谓中西式簿记法不同，改良中式簿记，不可取法西式。二者之立论不同，而其味于中西簿记法之实质则一也。近年本事务所有改良中式簿记运动，推究中式收付簿记法之帐理，知其便于借贷簿记法，则保存之充实之。又详考其帐簿帐户之组织及记帐范围记帐方法等，知其缺乏规律，则采取西式之科学精神而整理之。西式簿记家或以改良方案为迁就旧习，为不彻底。中式簿记家又或以为规律太严，迁就西习。而不知凡所保存者及改革者，胥以合于本国环境，并有益实际应用为主旨，即所谓科学方法的改良者是也。至于其理法之出于中式或西式，宜于中式或西式，则非取中式西式为比较的观察，不能明了。爰撮举数端如下，以供研究。
一、簿记之源流
自有人文，乃有书契，记数算数之法兴，而簿记之法，亦渐次演进，此中西之所同也。记数算数之于簿记，其最适用者莫如方程式，故近代之簿记法，实完成于算学上之方程式，此又中西之相同也。中国簿记法以四柱清册制为最完善，四柱清册之结算，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其旧管与新收之和必等于开除与实在之和。西洋簿记法以复式记帐法为最完善，复式簿记之结算亦分上期结转、本期借项共计、本期贷项共计、结转下期四项。在上期结转与本期贷项共计之和必等于本期贷项共计与结转下期之和。此方程之一式也。中国簿记之登帐分别收付，收付之相差，谓之结收或结付。共收与结付之和必等于共付、共付与结收之和，亦必等于共收。西洋簿记之登帐分别借贷、借贷之相差，谓之借差或贷差，借项共计与贷差之和必等于贷项共计、贷项共计与借差之和。亦必等于借项共计。此方程之又一式也。现行中西簿记法上之所谓收付对照、借贷对照、以及收付轧平、借贷结平云者，其源流盖莫不相同。
二、记帐之主体
中式记帐之所谓收付，乃属于款项之收入或付出也，其分别收付之标准，均出于营业者之主观的观察。西式簿记之所谓借贷，乃对手方之属于借主或贷主也，其分别借贷之标准，均出于营业者之客观的观察。换言之，中式之收付乃营业主本身之有收入或付出也，如收入存款记入收项，是因营业主之收入银钱也。西式之借贷，乃营业主对手方之为借主或贷主也，如收入存款记入贷项，是以存户为贷主也。此在算学上，其正负数之配列法正相反，算数之法同，所得方程式之平衡亦相同，而记数之着手点则有别矣。在簿记法上可谓各具一贯的组织。其记帐主体之不同，本无关乎簿记法之优劣，而以理论浅显及方法简单言，则主观的收付实便于客观的借贷。
三、记帐之范围
西式簿记之记帐，以整理财产之增减变化为对象，故凡属于资产负债损失利益之增减变化，莫不为之记录计算中式簿记往往重存该而不重损益，重对人帐目而不重对物帐目，重收支帐目而不重成本帐目。对象既范围自难完全，故每笔盈亏或仅根据存该之差额而无从编制独立之损益计算书。每届收款付款之事由及金额可以列举、可以轧准，而无从明其成本之组织，滚存现款，可以帐簿记载数与实存数相对照，而各种不动产及机械工具货品物品等，则帐上每失于记载，考其实质，盖往往未出金钱簿记之范围，而就损益帐目之过帐言。且往往并金钱簿记之范围而未完备也。惟组织较良者，亦颇能免除此弊，其月结季结年结等，颇有帐目完全者，故每届决算期，其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及财产目录等，亦能依法造具，则又可与西式之完善者并美矣。
四、复式之实质
西式簿记以复式著复式之原文为Double entry；Doprelbuehung，意为双行也。每遇记帐，必同时贷借并立，巴希隆氏所创之簿记法及现代尚留存之大陆式簿记法，固莫不如是也。此与中式簿记之只须记载款项收付之事由及金额者诚属不同，然自西式簿记盛行分化，各种特别分录簿及分清簿等，若各为个别的观察，皆属单行的记载，须集合全体帐簿而为统筹的观察，始足以明示其复式，则又与中式相同矣。例如中式在进货销货时，货品之记入在货源流水及销货流水，客户之记入在进货客清及销货客清在收付货款时，货款收付之记入在银钱流水（进货付款簿及销货收款簿，亦须结总过入银钱流水），客户之记入同上。在发生开支时，银钱之记入在银钱流水开支之分目记入在开支分清，此外各种收付亦莫不同时于异种帐簿或同种帐簿为对待之记入，以视现代盛行之英美式簿记法，颇多类同之点。中式之结算表往往不及西式之完密，而存该表之存该对立，却与借贷对照表之借贷对立同，他若月结季结其能检算错误，并统示帐目，又与西式相似，中式之轧龙门，盖犹西式之平衡试算也，故就全体帐目言，西式固能以复式著，中式又何尝不可袭此称也。
五、帐簿之组织
近世西式簿记之进步，大半出于帐簿组织之能分化及集合，盖惟帐簿分化，帐务乃可分掌，记帐乃可迅速，又惟帐簿能集合，帐目乃可统辖，手续乃可节省也。近世会计组织之能与企业组织日臻复杂并日臻伟大者，帐簿分合便利之功，为不可没也。中式帐簿之分化，由来已久，而帐幅不适于多栏式只能为簿子之分化，不宜于帐栏之分化。帐户既不便统辖，分合自不若西式之便利，但其簿子之分化，往往较西式为甚，此足以增进分化之机能，此外并能利用摘帐、汇总等记帐法，以谋帐户之统辖，故就帐簿组织之全体言，中西式分化集合之程度，并无差异。惟中式之簿子既较多，其记帐手续，间或较西式略繁，且其名称不一，组织方法又无一定之标准，故重复残缺，详略不匀，在所难免，非若西式之整齐明确也。
六、帐簿之格式
西式簿记各种帐簿均有特殊之格式，某格记月日，某格记项目事由，某格记户名，某格记过页，某格记金额，一目了然，且每一帐页均编定页数，记帐过帐及查帐均甚便利。中式则仅有上收下付之分，并不详定格式，亦不编定页次。记帐过帐既无一定之准绳，查帐对帐更无正当之轨道，以视西式不免逊色。
七、帐户之分类
西式帐目之入帐，首定帐户，帐户之名称及组织，大都有一定之准绳，故秩序井然，分合便利，自细目分目以至统辖科目，均有相当之规范。中式帐户之名称最为紊乱，有前后不同者，有系统不辨者，别名奇字，错见杂出，其大多数且几无帐户可言，记载方法无常轨，勾稽之道不易得，所谓整齐明了之作用。与夫分化集合之机能，不如西式远矣。
八、记帐之程序
西式簿记之记帐程序，由凭单而分录日记帐而总清帐或分清帐或由凭单而分录清帐，中式由凭证书类而流水而总清簿或分清簿或以流水作为分清之一簿（如银钱流水），二者相同。其结果方法，西式由分清总清制月计表及每届决算表等，中式亦由分清总清结成月结季结年结及每届存该表等，二者亦无二致。西式之规模较大者，并从分清总清编制日计表，中式则向无日结报告，此其异耳。
九、记帐之技术
中西式之记帐技术除文字不同，横直各别外往往相合，如过帐时西式于转帐栏内书页次以为注明，中式则盖“过”字之戳记；误记重记时，西式划线盖章以注销，中式则盖“误入”“重笔”等之戳记；转页时，西式书明“转次页”“承上页”，中式则盖“裕后”“承前”等之戳记；帐幅下留空白时，西式划线，中式则盖“堆金”“积玉”等戳记。又如文字之记载，西式有缩写之法，中式有简笔之习；西式有阿拉伯数字，中式有数码字等。凡此种种，形虽有别，而实质则未尝不相类也。
十、记帐之根据
西式簿记最重凭证，凭证书类之注明及整理，均有一定之办法。中式则信义通商，传为美谈。记帐时既不重凭证，记帐后更不注重于凭证书类之保存，帐目之根据，不免薄弱，查帐时几无从证实其是否正确。而一遇手续纠纷，亦不易举出相当之证据，记帐之根据，中式盖不如西式之认真。

四柱清册中的四柱相当于现在账簿中的什么?

四柱清册是
旧管（相当于“上期结存”）、
新收（相当于“本期收入”）、
开除（相当于“本期支出”）、
实在（相当于“本期结存”）四个部分。
通过“旧管十新收=开除十实在”（即上期结存十本期收人=本期支出十本期结存）这一平衡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账的正确性，又可系统、全面和综合地反映经济活动的全貌。这是我国古代会计的一个杰出成就，即使在现代会计中，仍然运用这一平衡关系。

中国会计史的隋唐至宋代

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兴盛时期。会计、审计和国库组织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会计与出纳、会计与国库、出纳与实物出纳、签证单位与财物发放单位，以及审计与会计之间都有了明确的分工,各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负责。唐代的“度支部”和宋代的“总计司”、“会计司”等专门组织的设置，表明了当时对会计的重视。唐代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审计组织机构──比部，和行使财计监察的御史台及御史监察制度，以及后来宋代的“审计司”、“审计院”的设置，都反映了当时对经济监督工作的重视。唐宋时期计算各项赋税收入的计帐户籍制度，以“量入为出”为原则的岁入岁出预算制度，财物出纳保管制度，要求自下而上逐级呈递“上计簿”的上计制度，以及监察制度等，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加强经济控制的基本财计制度。唐宋时期出现了“四柱结算法”和“四柱清册”。“四柱结算法”是按照“旧管”（上期结存）、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结存）这“四柱”特定的格式，定期结算帐目的一种会计方法。“四柱清册”是以“四柱”为基本格式，以“四柱结算法”为基本方法所编制的一种会计报告。“四柱结算法”的创立、运用和发展，“四柱清册”编报形式的产生、运用，是唐宋时代在会计方法方面的重大贡献。“四柱结算法”是系统反映国家经济和私人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科学方法,它集中归结了中式会计的基本原理,是中式会计方法体系的核心与精髓，为中国会计从单式帐法向复式帐法的演变奠定了初步基础。从世界范围讲，“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平衡公式”（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和“四柱差额平衡公式”（新收－开除=实在－旧管）的建立、运用，比西式簿记中的平衡结算法的出现要早得多。在唐宋时代,会计分析工作也有了进展,如在唐朝的《元和国计簿》和宋朝的《元佑会计录》中，就有计帐、户籍的分析,国家财政收支的对比分析,以及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专门分析。宋代的《太平经国之书》和《玉海》，则是汇集会计史料的重要著作。在这一时期,中国民间会计也得到了发展,中国早期的金融业──柜坊，典当业──质库，以及为商业服务的货栈──邸店等行业也运用四柱结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