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义萧吉,五行大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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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南怀谨的解释可以让大家简明扼要了解五行大义:
金:凡是坚固、凝固的都是金,代表坚固性能。
木:代表了树木、草,生命中生的功能和根源。
水:代表了流动性,周流不息的作用。
火:代表了热能。
土:代表了地球本身。
五行的相生关系: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五行的相克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更详细的请大家参看萧吉的《五行大义》
五行大义
目录
五行大义序
五行大义总目
五行大义卷第一
五行大义卷第二
五行大义卷第三
五行大义卷第四
五行大义卷第五
五行大义序
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萧吉撰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
萧吉的主要作品
在萧吉本传中,著录了萧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们是:《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十二卷,《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板要决》一卷,《太一立成》一卷。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现根据有关目录对其内容作大致的推测。
一,《金海》三十卷。
《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萧吉撰”;《旧唐志》兵书:“《金海》四十七卷,萧吉注”;《新唐志》兵书类:“萧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金海》卅七卷,隋萧吉撰”。著录的卷数互有差异,亦有“注”“撰”之别,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其真实性。据各目录分类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的兵法专书。顺便指出,萧吉虽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孙子》,则无确证。
二,《相经要录》一卷。
《隋志》五行部:“《相经要录》二卷,萧吉撰”;《通志略·艺文略》五行三:“《相经要录》三卷,萧吉撰”。“相”类文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相人》、《相宝剑》、《相六畜》等。萧吉在《五行大义》卷三,“第十四论杂配”一节中也提到并引用过《相经》中的文字,因此这部《相经要录》的内容肯定不是在讨论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关系方面。
三,《宅经》八卷。
《旧唐志》五行部紧接“《五行记》五卷,萧吉撰”下,有“《五姓宅经》二卷”;《新唐志》五行类亦于“萧吉《五行记》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通志略·艺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经》一卷,萧吉撰。”虽然卷数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术数类二,有《宅经》二卷,《提要》:
旧本题曰《黄帝宅经》。案《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凶论》三卷,《相宅图》八卷;《旧唐志》有《五姓宅经》二卷。⋯⋯考书中称黄帝二《宅经》,及《淮南子》、李淳风、吕才等《宅经》二十有九种,则作书之时本不伪称黄帝。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引谭廷献《复堂日记》五云:“中有避唐讳及‘位至台省,高道齐人’云云,盖唐人书。”此《宅经》可以肯定不是萧吉所撰之《五姓宅经》,但内容应大同小异,都是以阴阳之理来判断家宅方位的优劣。
四,《葬经》六卷。
《旧唐志》有“《葬经》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萧吉撰。”同名书现存数种,《艺文略》五行四有“《葬经》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葬书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萧吉本传中也曾提及萧吉对葬法的造诣。
五,《乐谱》十二卷。
《隋志》乐部:“《乐论》一卷,卫尉少卿萧吉撰。”又:“《乐谱集》二十卷,萧吉撰。”《旧唐志》乐部:“《乐谱集解》二十卷,萧吉撰。”《新唐志》乐类:“萧吉《乐谱集解》二十卷。”《艺文略》乐类第三:“《乐论》一卷,萧吉。”《隋书》卷七八,《万宝常传》:“开皇之世,有郑訳、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隋书》律历志上征引了萧吉《乐谱》四段文字,亦见于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三一“经编乐类”所收“隋萧吉撰《乐谱集解》一卷”中。以上几种书为同一类著作,都是讨论南北朝以来音律学上的各种问题。南朝萧梁时代,音律学的研究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梁武帝就著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等。萧吉的著作可能是对南朝音律学的某种总结。
六,《帝王养生方》二卷。
《隋志》医方部:“《帝王养生要方》二卷,萧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见著录。
七,《相手板要决》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经》六卷”,无作者;《艺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书下附记:“梁《相手板经》、《受版图》、韦氏《相板印法指略钞》、魏征东将军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手板(版),即笏板。臣见国君时用以记录国君口头命令和旨意的细长木板。根据手板(用白直檀、刺、榆、桑制成)的长短、宽窄、厚薄、形状、纹理来预卜吉凶、富贵、灾祸的方法,据说出于汉朝萧何,到六朝时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系统的理论。《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经》一卷(作者阙名),收录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萧吉所作《要决》,估计也是对这一制度和技术的总结。
八,《太一立成》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飞鸟立成》一卷”,无作者,可能即为萧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类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宫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顾名思义,“立成”应为“要略”、“简说”之类。全书的内容、体例已难以窥知。
以上是本传中提及的八部著作。虽然已经全部亡佚,却说明萧吉学问所涉猎,除阴阳五行外,还包括了兵法、相学(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医药等广阔的范围,本传赞其为“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之人,确非妄语。另外,《宋志》兵部,有“《孙子》三卷,萧吉注”(原注:“或题曹萧注”);《通志略·艺文略》兵家,有“《孙子兵法》一卷,萧吉注”;《艺文略》五行类,有“《洪范五行消息诀》一卷,萧吉撰”,等,未见传世。
萧吉最重要的著作当然就是《五行大义》。
但该书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和《文献通考》,却以“《五行记》”之另名,见之于《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中;《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正式称为《五行大义》(《宋志》五行部著录时作者为“萧古”。按,“古”当为“吉”之笔误)。这似乎说明《五行大义》具有未定稿的性质,当时并未确定正式的书名,流传的范围也相当有限,以至于643年李延寿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书》时,尚不知(或忽略了)萧吉著有此书。另外,该书未定稿的性质,在目录的用语上也表现出来。如:
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
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
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
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
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
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
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
“就此分为”几段云云,显然不应在一部已经杀青的正式著作的目录上出现。据此,笔者判断今本《五行大义》是一部尚未最后写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义》一书在唐、宋时曾在一定范围内流传过。《旧唐志》、《新唐志》著录了“萧吉《五行记》五卷”,即是其证。《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新唐志》成书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记》无疑就是《五行大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会昌二年(842)正月,检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广文博士卢就等献议:
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太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嵩《五行大义》,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见王溥《唐会要》卷十“九宫坛”条。
萧嵩,或为“萧吉”之笔误。据《旧唐书》卷九九本传,萧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女亲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节度使,兼任中书令,加集贤殿学士知院士,兼修国史,进位金紫光禄大夫,与萧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辈份也不对。按《开沙萧氏族谱》的世系记录,萧吉是萧何第二十八世孙,萧嵩则是第三十三世孙,尚在萧吉六世以下。王应麟编《玉海》时就纠正了这一笔误。卷六二《黄帝九宫经》条: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会要》会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
以上关于“九宫”的引文散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五“第二十论诸神”一节。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暧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一释名”之二,“论支干名”。其文为:
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体暧昧也,故曰:“暧昧於未”。《三礼义宗》云:“时物向成,皆有气味”。
《太平御览》卷二二“时序部七”,夏中: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气则有间,故水或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又曰:土苞四德,故其体兼虚实也。 引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一“第二辨体性”:
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行,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含容,成实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土苞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
《太平御览》卷二五“时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囚,巽废离休。
《太平御览》卷二八“时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论》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两段引文均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卷二“第四论相生”之三,“论四时休王”。
《太平御览》所引《五行大义论》,可能就是《五行大义》在宋代的一个流行本;与今本字句虽略有差异,但应即为萧吉所著之同一书。这也说明《五行大义》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尚流传于一定范围之内。同时,这个版本也可能就是元朝脱脱、阿鲁图等人于1343~1345年间修撰《宋志》时著录的那个本子。但稍早于脱脱等的马端临在元代中期编著《文献通考》时(马氏自序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却未提到《五行大义》,则说明原书已经在983年以后散佚。《宋志》的著录仅是存其书目而已。《宋志》的著录是中国正史中对该书的最后一次著录。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从中国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上消失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才由德清许宗彦根据日本林述斋《佚存丛书》所收之《五行大义》翻刻回来。一个亡佚、复归的间隔,竟长达460年!不过,湮逝的岁月也成就了《五行大义》的特殊地位:书中引用的文献许多已成佚书,引用的语句许多已成佚文。萧吉无意中为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五行大义的序跋
五行大义序
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萧吉撰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炳曜。恶则九功不革。六沴互兴。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筌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内外诸官。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鎭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岛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所以传云。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尙书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殄弃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行。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时制必爽。失之毫发。千里必差。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征穷者。观其谬惑。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麤而漏细。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始自释名。终于虫鸟。凡配五行。皆在兹义。庶几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静志。研其微者。岂直怡神养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谐庶政。利安万有。斯故至人之所达也。昔人感物制经。吉今因事述义。异时而作。共轨殊途叹味道之不齐。求利物之一致。倚焉来哲。补其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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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五行大义
作者:(隋)萧吉
译者:钱杭
豆瓣评分:8.6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1
页数:190
内容简介:
《五行大义》是隋代著名学者萧吉的一部专论五行的著作。该书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五行学说最为权威的读本。书中对我国传统的五行思想作了全面的讲解,分门别类,深入浅出、文字流畅,析义明白。该书范围极广,包括了五行与河洛,五行与纳甲、纳音,五行与干支等各方面的知识。李约瑟亦曾提及该书,谓之为迷信成份最少,科学成份最多。可见该书对于文史及思想研究学者之重要。
五行大义的版本传播
日本国内最早提到《五行大义》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797年(延历十六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的《续日本纪》。该书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条(757)记载孝谦(称德)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
其文是: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
天平宝字元年(757)提到的《五行大义》显然是日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以下略称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萧吉未刊原稿的一个本子,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以后思想与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或许就是这个本子。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17 在第36类中著录了“五行家”汉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义》一”(未提及作者)。“一”,当为一册、一部之意(如现存《常州先哲丛书》中的《五行大义》就是五卷一册),应该也是指天平本。当时日本的贵族、僧侣和家,多以能直接从《五行大义》中摘录文句,作为、观物、养生、服色、医疗、礼节、仪式的权威依据为时髦。中村璋八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日本许多古代典籍中搜寻《五行大义》的踪影,发现了大量的线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阴阳寮的奏言中有“萧吉九篇”的记载;在菅原为长的《管蠡抄》(成书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义》四条引文;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成书于991年)中有十二条引文;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书于一条天皇年间,986~1011)残卷中有四条引文和重要的发挥;在汉文诗人藤原公任(966~1041)的《北山抄》中有一条引文。平安后期,在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中有他阅读和引用《五行大义》的多次记载。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义》的范围更为扩大,如在《诸道勘文》(平安末年辑,《群书类从》本)中有八条引文;在沙门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有七条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内阁文库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医家千字文注》(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贺茂在方的《历林问答集》(群书类从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传》(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丰原统秋的《体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条引文,等等。镰仓后期至南北朝时期(1331~1392),菅原、藤原两个贵族集团甚至竞相利用《五行大义》中的文句来确立年号,作为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据《五行大义》“国家安宁,长乐无事”之句提出“安长”年号,藤原资名则根据《五行大义》“顺天之化,长养万物”之句提出“长养”年号。据《元秘抄》、《改元部类》(宫内厅书陵部)等文献的记载,从花园天皇庆长元年(1311)开始,此类争斗共发生了15次。18天平本的原本估计已经失传,但在流传过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本子:
第一,元弘相传本五卷(略称“元弘本”);
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称“天文本”);
第三,高野山旧三宝院本(略称“高野本”),仅存第五卷;
第四,旧宝玲文库本(略称“宝玲本”),仅存第五卷后半部分。
日本的《五行大义》在传播过程中共产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宫本、天文本、阳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宝玲本、元禄本、佚存本等10种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萧吉所著、因而版本价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经失传。其余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参校。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最大的,是属于元弘本系统的佚存本。根据当时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丛书》被专程送到中国。中国现存的几种《五行大义》版本,就是根据佚存本发展而来的。
中国最后一次正式著录《五行大义》的文献目录,是《宋史·艺文志》,时间在1343~1345年间。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佚存丛书》进入中国,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一与故土阔别460年之久的珍贵典籍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于是迅速作出了反应。
清嘉庆九年(1804),德清许宗彦根据佚存本翻刻《五行大义》五卷(范氏古欢堂),这是自《宋志》著录《五行大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书。此时距《佚存丛书》的印行仅仅5年。许氏《叙录》称:
《唐志》“萧吉《五行记》五卷”;《宋志》“萧吉《五行大义》五卷”,藏书家均未著录。近日本国人刻《佚存丛书》,此书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误舛。宗彦校其可知者,改定数十字,余仍其旧,俟知者而别梓之。⋯⋯观吉之书,文朴义质,徵事咸有条理;秘文坠简,多世希觏。推五行之数,合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约而不僻。虽其麤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奥迹,融畅于大道;以视术家所诵习,则倜然远矣,岂可以传世无绪、来自远方而忽之哉?
嘉庆本以佚存本为底本,版式也与佚存本大致相同。虽然自称“改定数十字”,但实际改动多达407处。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编选《宛委别藏》进呈。原稿共174种,总目中有:“《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日本《佚存丛书》本”。据阮元为《宛委别藏》各书所撰之提要,22 称:
是编日本人用活字板摆印。前有自序,称“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云云。⋯⋯今观其书,文义质朴,徵引谶纬诸籍,有条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后所能伪为也。
据《故宫善本书目》,《宛委别藏》160种藏于养心殿(目二函,书百函,共160种,其中由阮元所进者157种,与诸家所记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故宫博物院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选印宛委别藏》40种时,因《五行大义》一书已有嘉庆本等刊本传世,故未收入。23 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按原目录影印《宛委别藏》120册,收《五行大义》于第70册。经笔者对勘,宛委别藏本与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版本。当然,在考察《五行大义》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时,阮元以其文坛权威的崇隆地位对《五行大义》所作的积极引介,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义》的影响迅速扩大。与许宗彦、阮元同时的孙星衍“尤好斯学”,已藏有《五行大义》;24《续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则将“隋萧吉《五行大义序》(日本国本)”作为古文范本予以郑重推荐。25
嘉庆十八年(1813),歙县鲍廷博编辑《知不足斋丛书》,收《五行大义》于第二十六集(略称“知不足本”)。这是嘉庆本问世以来中国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义》。鲍氏作短跋于书后:
隋萧吉《五行大义》失传已久。近德清许氏得自日本《佚存丛书》中,既校而刊之矣,惜传之不广。因重寿梓,以公同好云。
另据严一萍《百部丛书·影印说明》称:“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订”,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还是佚存本。其版本的进步,体现在对底本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庆本多了24处。由于《知不足斋丛书》印行数量很大,《五行大义》对学术界,特别是对清代和近代的文献考据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前引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孙诒让《札迻》外,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赵在翰《七纬》、黄奭《黄氏逸书考》、陈立《白虎通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刘家立《淮南内篇》等,也都先后引用了《五行大义》。
光绪八年(1882),日本《佚存丛书》在上海由黄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选辑编印《常州先哲遗书》,在第一辑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义》(略称“常州本”)。盛氏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