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
论述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发展,50字以上
早在大约五千年前的中国氏族社会，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符号和简单的文字，到了殷商奴隶社会，中国的文字发展到了相当好的水平。通过文字来传递新闻变得越来越可行。
从周代到春秋战国，我国的新闻传播仍然靠口头，文字传播主用于王侯大将私人间的信息沟通。真正开始文字作为面向群众的新闻传播是从秦代开始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封建集权的大帝国，实行“书同文”政策，消除了文字传播信息的障碍。而秦代的传播媒介是皇帝的诏书。
汉代继承了秦的传统，同样以诏书的形式向地方发布新闻，汉武帝有“昭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的诏书，可见当时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新闻的宣传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需求新闻，我国的新闻媒介也越来月成熟。经历过唐、宋、元、明、清，我国古代新闻逐步向近代新闻过度。
唐代--新型媒体封建官报的启蒙
唐朝的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且有国际交往。那时候，朝廷官员需要了解朝政，对外也需要宣传介绍，这种形势必然促进、经济信息的公开传播，而且在唐朝时，笔、墨、纸这些传播必备工具也已出现。于是，新兴的传播媒介即最早的手写新闻--封建官报便应运而生了。
宋代--官报的发展和民报的兴起
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这些改革使得唐代时隶属朝廷的新闻媒介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央不再将发布新闻的职责交由地方行政机构，而是直接垄断新闻的发布权，所有公开发布的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即“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换句话说，在宋代时，已经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的通讯社一样的机构，但这个通讯社只能有一个，而且隶属国家。
元、明--封建官报的停滞与复兴
我国的新闻媒介发展到元代的时候，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元代取消了进奏院，也没有中央级的封建官报，邸报制度也被中断。但这个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还没有建立起中央封建官报制度的时候就被朱元璋推翻了。
清代--官报的消亡
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士大夫阶层迫切需要获取新闻。但那时，新闻媒介并不发达，而封建官报仍停留在“手写”的落后状态，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因此，在咸丰年间，江西巡抚张芾多次上奏，要求朝廷刻印邸报，交发各省，广为传播，但咸丰帝却驳斥他“识见错谬，不识政体”。就这样，清代的新闻传播仍以“手写”为主，比起明朝已经流传的“活字印刷”反而倒退了的。
新闻史的发展历程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了。这被公认为是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稍后，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两座学术高峰的耸立，熔铸着几代学人特别是戈公振和方汉奇两位巨擘的智慧和艰辛。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讲，1927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新闻学教育的兴起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
第一部新闻史专著的出版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解放前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时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陷于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
新闻学的发展历程
信息的文字传播几千年以前就有了。公元前 200年前后，中国封建王朝开始用各种传播媒介发布政令、文告。公元前59年，罗马议事厅外逐日公布元老院议事情况，后人称这种书写会议信息的涂了石膏的木板布告牌为“每日纪闻”。考古发现，公元前50年中国已开始造纸，公元105年中国人蔡伦已制成质量较好的纸。约在7世纪，中国人又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从而为原始报纸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国唐代的“报状”、“进奏院状”，是颁发的以记载皇帝谕旨、臣僚奏章和朝廷政事为主要内容的官报，后人通称之为“邸报”。邸报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近代报刊业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伴生物，新闻传播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显示出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铅字活版印刷很快普及，从而有可能大量印刷报纸。最早的印刷报纸是意大利1566年出版的单张印刷出售的《威尼斯公报》。17世纪初，不定期报纸已在欧洲各国普遍发行。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活动，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新闻事业。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第 1家向订户供稿的通讯社──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到20世纪前半期，新闻事业除文字印刷、电报播发外，又增加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影片、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工具，并且继续向电子化发展。1965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1颗商用国际通信卫星，使一个地方发生的新闻，通过实况转播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亲眼目睹。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新闻事业已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广泛、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社会事业之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的统计，世界各地区出版的日报达11273种， 日发行量超过5亿份；各种频率和频道的广播电台57506座。人们已无法想象，在当今世界，如果没有报刊、广播、电视，社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些社会职业衰落或消失了，新闻传播事业却方兴未艾。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的主要构成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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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教育的兴起
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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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解放前的徘徊时期
1927年至1949年前，我国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进展的，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突破。在这50多部作品中，“率尔操觚，展转抄袭，缺少新意”之著，十之七八。不少作者根本不做调查研究，干脆闭门造车，连基本的史学求真的精神都没有。如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讲述武汉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记述了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一些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考察和总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全无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这些专著在解放后连再版的价值都不存在了。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4〕由此可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以致“日本人编写的《中华新闻史》，林语堂用英语写的《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根据《中国报学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解放后的徘徊时期
解放后直到1978年，新闻史的研究继续在海峡两岸同时进行，但成就都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共领导的革命报刊和进步报刊的历史。这部分历史在解放前尚未有人研究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缺。但受“左”的影响比较深，对古近代报刊史和现代同期其他类型的新闻事业的研究不足。还谈不上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全面开展。在此期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有30多种，但同样缺乏深度与力度。在新闻学的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仍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新闻史专家朱传誉在1966年曾无奈地说过：“尽管戈著缺点很多，不合时宜，但他以后，国内始终没有出现过第二本系统性新闻史著作。”该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在通史方面的代表著。翻阅此书不难发现，它在古近代部分基本沿用旧说，没有进行应有的补正，在现当代部分又材料不足；在体例上，它分主题进行阐述，“无异专史”，违背了通史按时间顺序进行全面阐述的基本做法。由于偏居一隅“现存大陆出版的报刊不多”这一先天不足，加上对大陆明显的敌对情绪，无形中限制了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总的来讲，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要比解放前规范、扎实，出了不少的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体、客观的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陷于徘徊的原因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200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上海报业介绍较详，其他地区则显简略”；并且，“戈著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氏强分中国新闻事业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立章，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6〕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尚属不成熟之著，有待发展与完善。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1981年《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了。在这部50余万言的著作中，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7〕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覆盖的内容跨度来看，它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基本一致。但比较两著，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不同。首先，在史料的拥有上，戈著之所以能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材料的丰富性，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属少见。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刊载署名‘素痴’的《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文章‘……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之罕见者……’”。〔9〕不过，作为开山之著，它又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考证。相应地，因事实错误而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立。方著则大量地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的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的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一一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作者在叙述1902年到1911年这十年间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情况时，说：“清朝原来对新闻摄影活动多方限制。”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方先生举了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迎送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摄影而被弹劾“大不敬”、被革职一事作解释，说明当时布衣在摄影方面更是动辄得咎的情形。其次，从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而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阐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同时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划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立的。第三，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基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信史。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材料的充分占有、体例的完备这些学术规范上来看，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明晰与科学、持论的公允与客观这些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方著都是一部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著。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他还树立起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地占有真实的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去探讨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拓的科学道路，开始结出累累的硕果。以《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为代表的断代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为代表的通史研究、以《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史》为代表的专题史、以《邓拓传》为代表的人物史、以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为代表的编年史等等新闻史著述在以后的十余年间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个空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走向了全面、深入开展的新里程。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1978年前所出新闻史专著的总和，而且在质上与此前的新闻史研究截然不同，具有以下突出特征：治史严谨，注重考证；论述系统、周密；反映历史客观、忠实。总体上展现出成熟、科学治史的新风貌。